贾樟柯：我也可以代表中国

　　　第61届威尼斯电影节的竞赛名单终于正式颁布，代表华语电影正式参赛的电影只有贾樟珂的《世界》，一切纷纷扰扰，在名单出现后变得安静异常。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共有21部影片参加角逐，除了贾樟柯的新作还有侯孝贤的《咖啡时光》作为日语片参赛，来自亚洲的正式竞赛作品还包括日本导演宫崎骏的动画新作《哈尔的移动之城》，以及韩国导演林权泽的《下流人生》。至此，关于威尼斯的华语电影之争宣告了获胜者，谁首先走出去，谁就赢得了第一场竞赛，今年的威尼斯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是难忘的一届，因为今年的中国电影出了不少好作品，虽然不是每一部都能走出去，但我们希望每一部都能留在观众的心里，它们即将陆续公映，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同时祝愿《世界》不负众望，得到应该得到的荣誉。
　　　对于自己的胜出，贾樟柯本人则一副完全没放在心上的样子，他说他会于9月5日左右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的《世界》首映式上，至于无聊的电影节开幕式他不会出席。《世界》最终完整版仍在制作中，对于贾樟柯来说，这部电影的威尼斯之行意味着作品《世界》的圆满结束。
　　难道我不可以代表中国？
　　　记者：《世界》的最终入选，是不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我没有很惊喜，我是很放松。说实话，我们本来计划参加明年的戛纳电影节的，今年的威尼斯官方报名时间是7月15日，我7月22日才把电影寄给组委会，依照我过去的参赛经验，以为人家都应该定好了，自己没抱太大希望，只是上影厂和制片认为至少应该试试。7月29日下午我接到马克·穆勒(威尼斯电影节主席)助手的电话，告诉我入选了。我想，行了，这个片子算是结束了。我可以马上开始下一部新片，节省出了半年的工作时间。从2003年4月开始写剧本到现在，我基本没什么业余生活，这会儿我可以轻松地跟你聊天了。
　　　记者：也就是说马克·穆勒来中国的时候，根本没看你的电影，是你后来寄给他的？
　　　贾：对，那时后期还没做完呢，我听他说了很累，看了许多电影。《世界》4月16日通过电影局的内容审查，之后开始投入特技、动画制作，我从未做过特技，所以向制片方要了六个月的后期时间。7月中旬时，样片拿回来，我发现可以改动的余地很少，效果还不错。这才决定试试。
　　　记者：马克·穆勒很了解中国电影人，他在中国呆过那么久，有没有那种机会主义者选择声誉的倾向？
　　　贾：你可能不了解他的工作，我相信他，他的眼光特别好。他从前主持洛伽诺电影节，推出了许多让我们兴奋的导演和影片。
　　　记者：基于这种信任，你认为他选择的就是今年能代表中国电影实力的作品？
　　　贾：这我不知道，你应该去问他，在我的想象中，他不可能挑选烂片。电影是要公开放映的。他要为他的职业荣誉负责，也要为电影节的整体质量负责。
　　　记者： 你认为自己的电影是2004年中国电影最好的代表作吗？
　　　贾：那要看你说的好电影有实力的电影是什么样的标准，其实不存在什么标准，电影是很直观的，人的口味的确有差别。它是一个艺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标准。(“但好的东西，人人都会说好”)是的，优秀的作品每个人都会说好，可我说的是选择标准。
　　　记者：有种说法，贾樟柯作为独立制片人时，在海外的影响力和声誉很大，今年某些影片是第一次转做导演的或者还算新人的导演拍的，所以威尼斯选择了名气更大的你，因为贾樟柯三个字代表着某种品牌和影片信任度？
　　　贾：大家对电影节有些误解。每个电影节都以发现新导演为己任，推出新人是电影节的希望，他们特别愿意发现新人新作品，电影节是一个平台。戛纳到中国来选片，第一问题就问我，今年有什么我们没看过的新片子？新人比老面孔有更多机会，崭新的有力量的不为人知的电影更有机会被挖掘出来！我在深圳三天，今儿才回来，在那里我也听到许多类似的疑问，我刚听到时并不介意，但现在听了有点介意。难道我的作品不可以代表中国吗？《小武》参加柏林电影节，《站台》参加2000年威尼斯电影节，是唯一一部华语电影，《任逍遥》参加了戛纳电影节正式竞赛片，我代表中国许多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
　　　记者：今年有些电影拍得挺不错的，可能大家会在几部作品中比较。我没看到终版《世界》所以我不能评价它。你看过今年其他导演拍的几个新片子吗？
　　　贾：没有，都没看过。 我不爱看电影。(啊？)(贾微笑)以前爱看，初中时每天去看录像， 北京上学时每天看三部，现在不看了。
　　记者：大家对你一直有很高的期待，你自己觉得大家看到《世界》时这种期待会得到满足吗？
　　　贾：当然。因为它已经满足了我自己。其实，每个导演心里都很清楚，自己的片子好不好，强不强，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超越自己，在导演清醒理智的情况下。我当时曾经对媒体说过，《任逍遥》不是我最好的作品，它只是个小品。《世界》是一部新的跟以前不同的电影，这已经是最重要的了。它是目前我的四部电影中最好的一部，之前是《站台》。
　　　记者：你说是新的，新在哪里？
　　　贾：这部电影我拍的很主观，它有些超现实的气息在里面。 它讲的是当代生活，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记者：主观？最好？这话听起来挺过瘾的。
　　　贾：我拍电影七年，我对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负责任。
　　　记者：《世界》投资多少？资金回收有信心吗？你觉得国内票房应该可以达到多少？
　　　贾：整个都加起来，一千多万。我们在传统市场的版权预售已经完成了。压力不是很大了。票房一般说来，只能收回投资的二分之一。《世界》不是一部商业片，但很有商业能力，我期望国内票房有2千多万，这是比较正常的，太少也不对，说多到上亿什么的，那是痴人说梦。跟我拍电影的资方都是按着赔钱的理想去拍的，结果都还算皆大欢喜。
　　　记者：传统市场的版权预售指的是海外那部分吗？这部片子是你终于与体制融合的一个开始。
　　　贾：是的，这部电影整个手续都是按照规定办的。体制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淡化，而产业色彩在加强，导演会有更多的创作自由。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拍地下电影有错。
　　　记者：这一批导演们，渐渐都走到主流的路上来了。说起这个，其实国内给予艺术家的人文环境不够宽松，我们的态度太苛刻，一个作品不让人满意，可能艺术家再没有机会重新创作，国外在这方面的关怀比国内要好一些。
　　　贾：是信任，他们给艺术家充分的信任。我说这里是虚火攻心的一个环境。我们这一代导演都有电影理想，学会了把理想落实下来，像王小帅、娄烨等，创造力是挡不住的，你不要只看他的某部作品，每个人都会起起落落，人总有不同的阶段。我相信我们不是半途而废的一代。上一代，有许多人中途放弃了。
　　　记者：让你觉得这两代不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贾：跟文化结构有关，个人接受教育的结果、年代不同，多元化的信息，现代意识帮助我们克服许多困难，文化理解、判断、不能与当代语境保持一致是很麻烦的。
　　　记者：你觉得《世界》获奖的几率有多大？
　　　贾：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它无法掌控，其次获奖与否都不影响你什么，这不是一个导演该去关心的事情。
　　　记者：下一部作品已经准备十月底开机了？是什么样的故事？
　　　贾：是个投资很小的纪录片，叫《静物》。我的习惯是每一部电影做完再做一个纪录片。下一个电影长片，正在弄剧本，70年代末的故事，从1977年一直讲到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