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五四之误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凋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的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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