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导演董钧访谈

　　黄：首先想请您先讲一下自己的经历。
　　董：也没什么好说的，和大多数人一样。就是在西安美院上附中，上大学，然后留校当老师。
　　　
　　黄：那您以前是画画的，为什么会开始做纪录片呢？
　　董：喜欢，从02年开始拍纪录片、包括录像，因为我在学校读的是摄影系，就是从附中上大学后上的是摄影，然后主要做图片摄影，后来就去做纪录片。
　　
　　黄：图片摄影和纪录片是两种不一样的工具，您更喜欢哪一个？
　　董：都好，就是需要相互调节。拍纪录片的同时就去拍照片了，基本上都是在同时在进行，因为图片这边跟长征空间有合作。我觉得就是媒介不一样，没有什么本质不同。虽然工具不一样，但是后边的眼睛和脑子是一样的。就是要看这个内容是适合拍纪录片，还是适合拍照片，不同点在于你选择用什么方式去讲，用哪种媒介去做而已。
　　
　　黄：《大水》这个片子也是同时两种方式都在做吗？
　　董：是的，也有拍照片，后面可能会做装置、还有活动的影像、现成品都会有。可能会在长征空间展览，但是什么时间不知道。
　　
　　黄：这两者是在当时拍摄时同时在做吗?
　　董：对，我在这几年中收集了很多的原始资料，包括当年的录像、诗歌的草稿、皮影材料等等，期间也画了些草图，整个记录的过程，在那个过程中都会有。
　　
　　黄：这两者侧重点会不一样吗？
　　董：是的，纪录片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纪录片。而这个（展览）就是一个很综合性的一个事了，里头涉及到的东西会很多，包括呈现方式，包括材料、比例，都会有。
　　　
　　黄：您画画的经历对您做纪录片会不会有影响或有帮助？
　　董：就是你对视觉的东西肯定比普通人要敏感些，比如画面，这肯定是比没有学过画的人然后又不是搞摄影出身的人，可能……我先学画，后来又搞摄影，对于视觉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标准，然后会有一些自己的价值取向。
　　　
　　黄：有时候会不会反而成为一种制约？
　　董：不会，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种审美的取向，一些价值观包括社会的一些信仰并不因为我之前学过画画，就会改变我什么，因为内容大于一切。当我的叙事需要的时候，画面是为叙事服务的，没有一个画面是能单独成立的，它一定是要有因果关系，有前后的那种逻辑在里面，它不可能是孤立的，不可能是这个画面很美就孤立存在。
　　　
　　黄：那您觉得就交流方式来说。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董：其实不是，那比如我在长征空间的个展，有很多普通观众看过以后，非常感动，长征空间他们会有一些反馈给我，说很多人想要你的联系方式，这种也很感动啊，然后包括在纪录片这块，它放完以后，也有观众不是这个专业的，当然也有这个专业的，然后他会给你打电话，或者他今生都不会跟你见面，这种感动就是最打动你的，让你坚持往下做的原始动力，这种不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客套话，那种东西是最真实的东西，都会有感动。
　　　
　　黄：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最想给谁看的问题？
　　董：最想给普通人看，小孩、老人，中年人，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可以，只要他们愿意。
　　　
　　黄：为什么？
　　董：当然这是每个人的倾向不一样，就是如果你要做得很象牙塔，很金字塔，我拒绝别人，那也可以，你可以做得很形而上。那么其次就是我做这些东西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来看，能够参与进来，不论是好的语言或者是批评的话，赞同的不赞同的，都是一种回应，我觉得是需要有这种回应的，不一定……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做到完美，而你不可能做到我这个片子一放完，100个人都喜欢，也没有担忧这种片子做完了以后会怎么样？它必定会有人喜欢，绝对的，而且会有人特别喜欢，肯定是这样。
　　　
　　黄：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董：可能暂时不拍纪录片。
　　　
　　黄：诶？为什么？
　　董：我会回去再拍照片。
　　　
　　黄：为什么？
　　董：因为三年都没回家过年了。
　　　
　　黄：啊，就是因为一直在拍纪录片吗？
　　董：对啊。因为过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他们在怎么样生活，我的过年都是和被拍摄者一起生活的，多数都在农村。所以现在就想休息一下，因为这个题材也很大，很累人，我挺疲惫的，我觉得需要休息，需要再重新的积累，需要再重新的反思。
　　
　　记者 黄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