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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我们这一代人的群像——吴幼明对林鑫的采访

2009-05-30 15:29:14   来自: fanhallfilm
  

  采访现场
  
  2009CDFF(第6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林鑫导演访谈
  
  时间:2009年5月27日
  地点:北京宋庄美术馆
  文字整理:李小广
  
  吴:请问您为什么想拍《同学》这部纪录片?
  林:我是一个矿工子弟,我2007年拍完《三里洞》,记录的是我们的矿工父辈,《同学》是我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我是1978年高中毕业,到2008年是30年,正好和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同步。我拍的基本是跟我同过班的同学,对他们每个人跟拍一天,作为当下生存状态的记录;还进行了访谈,对各自30年的生命历程进行回顾。30年前我们坐在教室里的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会过着今天这样各自不同的生活,并形成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我拍的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这代人的群像,这些人都在生活中有着各自不同无奈和挣扎。
  
  吴:您平时和同学们联系多吗?
  林:除了谋生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沉浸在艺术的学习和创作中,画画、写字、读书,和同学们没什么往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圈子都是很狭窄的。我是通过几个熟悉地同学,得到更多同学的电话,像滚雪球一样,得到的联系电话越来越多。然后分别给他们打电话。你想,有一天,你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是你30年前的同学,突然要来拍你,这本身很有戏剧性。在拍摄时,我是被生活推着走的。一个人物不断地牵出新的线索和人物,推着故事向前发展。
  
  吴:面对同学们的生活,您在拍摄的过程中有什么感想?
  林:我感觉人就像树一样,一直在不断的成长,尽管我已经是棵老树,但依然还在缓慢地生长,并必将贯穿生命的始终。我觉得我是这部纪录片的最大受益者。它不断地加深着我对生活的认知。我有个同学得了肾病,肾都坏了百分之七十,他被我拍了一会儿后,身体无力,就躺到了床上,那我就拍他睡觉。他躺在床上,突然说起一个他的初恋情人的情况,还说那女孩对我有好感,有段时间还试图接近我,搞得有点象是三角恋爱一样,他好象是在对我解释。而我,对这些事居然一无所知。一个人,在他生命还能活多久都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谈起他刻骨铭心的初恋,我只是开着摄像机记录下他的诉说。生活太伟大了,不需要导演的设计。生活本身的张力和戏剧性,都是不可预设的。只有我们俯下身去,生活才会为你绽放。
  我觉得同学中大多数人的生存都很难,我拍的人大多数都在勤奋的工作。我是矿工子弟,同学们很多都经历过下岗,然后重新找到职业的过程。我拍的一个女同学是清洁工,她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起来扫马路,要走近一小时才到她工作的地点,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休息,她的月工资只有400元。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宁波工作。她说她不愿意向女儿伸手。我拍她时,先预想她应该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但真的拍时,发现她很满足,很快乐。她说她过几年就可以退休了。我拍她的时候是过年期间,刚过正月十五,天特别冷,那时天还是黑的,同学一个人走在街上,我在后面跟拍,镜头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拍摄时,我爱人跟过去了,拍完后她冻感冒了。她说以后我不敢随便扔东西了,因为我一丢东西,清洁工就要弯一下腰。
   有一个男同学他蹲过监狱,我拍他的时候,他先不愿意说这个,但我拍了两盘带子后,他自己说起了他的冤枉。他和别人打架,当时公交派出所调解了,但一年多以后,对方告他打伤人,他就被判入狱。他在监狱里痛苦的想自杀,开始三天气得不吃饭,三个月后头发都白了一些。他关了三年后出来,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两辆客运车都卖了。他以前是老板,现在当长途司机给别人打工,他每天六点起来,从铜川到西安,一天来回跑两趟,他老婆跟车当售票员,说最忙时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我跟着他的车拍,最后累得我连摄像机都举不起来。他平时表现的很乐观,但说起自己的冤屈时都流泪了,他说,这些心里话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他说他出狱后落下病来,到现在听大门关上时的“咣啷”一响,心脏就象要跳出来一样。他以前上学时很强悍,个子高,我们打不过,都很怕他。
  
  

  
  林鑫与现场观众交流,王宏伟主持
  
   我拍一个女同学,她是做生意的,她第一段婚姻结束了,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然后她当了一次第三者,拆散了另一对同学的婚姻,让男同学和她结婚了。婚后她也不幸福,丈夫爱赌博,有一次输了一万多,把她一个月挣得钱都输了。她活得很绝望,在拍摄时哭了,她说她的心里话没法和任何人说,因为这个丈夫是她当第三者搞来的,如果说他不好,别人都会笑话她的。以前她有话回农村对她妈说,但她妈耳朵背,她得大声喊着对妈说,结果她妈没听到,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她只能抱着妈妈大哭一场回家。现在她妈死了三年了,她的心里话没有人述说了。
   她说婚姻是一场戏,演好了就可以继续下去,演不好就结束了,不管感情好与坏,戏是演到了。她看起来特别强悍、精明、豪爽,别人都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她内心里特沮丧,想自杀,写过几回遗嘱,但她放不下儿子,儿子大学毕业了。拍时我和爱人都哭了,她的生活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帮助她。走的时候,我爱人拥抱了她一下,我们没法用语言来安慰她。
  
  吴:同学们为什么会对您的镜头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林:因为我不是他们生活圈的人,不会影响到他们日常的生活;而作为一个几乎三十年没有交往的老同学,又有着一份天然的亲近。也许正是同学这样的一种身份,在拍摄中他们都很愿意对我讲述他生活中的欢乐和痛苦。
  
  吴:您的同学中也有成功人士,您说说他们吧。
  林:有一个同学是银行行长,他说我拍他那天的工作是在两个星期前就预先安排好的,我拍他的那天,他中午要赶两个饭局,一个是同学的饭局,一个是人事局领导的聚会。我跟他去拍第一个饭局的时候,他喝了几杯酒后,把老婆留下来陪同学们,就去赶第二个饭局了。
  赶到第二个饭局时,他对那些官场的朋友说你们别紧张,这是拍小电影的朋友,专门来拍我的。
  他当天下午开了两个会,一个是单位完成业绩开的庆功会,一个是对中层干部的考核会。晚上是单位的晚宴,然后是一个行务会(行级领导参加会)。我一直跟着他,会开完了都23:00时以后了。我还跟到他家里对他进行的采访。在拍的过程中,他对我说过几次:“你看,你突然一打电话立即就来了,我这可不是为你拍摄刻意安排的。”他的自我感觉非常好,很愿意我来记录他的人生巅峰时刻,他要我把拍好的片子给他一份。以前我和他很少见面的。
  
  吴:我看片中他很满足他现在的生活,在家里对着镜头说:我刚上班时工资是34.5元一月,现在是年薪,一年十几万。工资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市场经济就是这样。
  林:他还不是我同学中职位最高的人,我拍的官阶最大的是副厅级的干部。我有个同学当了很多年的市政府秘书长,他下一步就可能是当副市长,但他被调到职业技术学院当党委书记,等于被踢出了政坛。他说他作为矿工的儿子,能混到这个地步,和其他人相比虽然不能说是天上地下,但应该满足了,我们很多的同学已经不在了。
  
  吴:您拍摄了多长的时间?
  林:我从2007年8月(夏天)拍到2008年2月(初春),拍了四个季节,从夏天到第二年的春天拍完,后期直到2009年3月中旬才完成。我在银行工会工作,所以我只能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来拍。我开始担心拍到的同学都在家中休息,结果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除个别人外,大多数人在双休日依然在辛苦的工作,而没有机会休息。
  
  吴:您拍了多长时间的素材带?
  林:我一共拍了240盘带子。
  
  

  
  林鑫导演答观众提问
  
  吴:有同学拒绝您的拍摄吗?
  林:有个同学他和公安局的人走得很近,经常替他出面摆平一些事情。他答应了让我拍摄,但等我真的打车过去,他不在,打电话,手机也关机了。事后他好几次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他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吧。
  我还有个同学最早考上体育学院,当时全年级800多人中考上大学的不到十个人,非常难的。他毕业后到某中学当了体育老师,然后很早就下海,开过彩扩店和大酒店,办过奶牛场和公司,最后绕一大圈,几十年后,又回到中学当体育老师。这很荒诞。他不想让他的事出现在片子里。在大时代的变革面前,不是你个人的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
  
  吴:有没有您拍过的同学,后来没有出现在影片里?
  林:有个同学我拍了,他后来要求我不要把他放进去,所以我就没用他的素材。
  
  吴:有没有您拍过的同学,感觉没拍出他的状态的?
  林:我第一个拍的同学叫刘全安,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曾经的文学青年,写作到四十岁才结婚。他写过一部六十万字的小说《阉人之歌》,还写过一本《文学层次论》,他结婚前,有时过年除夕都到我家来过,因为他太孤独了。也不是没有人赏识他的才华,曾经出版过张扬小说《第二次握手》的编辑顾志成就喜欢他的《阉人之歌》,并推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窗口,但他的书终究也没能出版。最后他终于支撑不下去,为了生存,放弃文学经商了。
  他最开始摆鞋摊,一边卖鞋,一边看书,累得睡着了,有同学走过觉得很辛酸,都不忍心叫他。以前他多次向我借钱,每次借个两三千,有钱了就还。现在他开影楼挣到钱了,对我说:没钱就说话。但他内心是很无奈的,因为做为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为自己的理想,在奋斗了二十年之后,最终没有坚持下去。就象登山者,你只能摔死在山里,不能死在床上。他等于登到了8000米,被雪崩埋葬了,没有爬到山顶。由于对他了解的太多,我对实际拍到的素材并不满意,生活的沉重压力和无奈,使得他在面对镜头时,语言显得迟钝和犹疑,很多的东西他不愿提起。片子剪完后让他看过,他对自己也表现也不满意,建议我再补拍一次。我觉得现在的他和两年前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当时的那种状态是无法复制的。其实在拍过几个人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拍到的他现在的状态是准确的,所以我每个同学都只随机的跟拍一天。
  还有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刘全安不是和我同班,只是我们那个年级的同学。没想到偶尔翻出我的毕业照一看,刘全安就站在我的旁边。这说明个人的记忆也是不完全可信的,从这一点来看,影象就有了存在的必要,它能记录、修正因记忆而模糊或被故意掩改的历史。
  
  吴:您的片子为什么要做这么长?
  林:《同学》初剪出来有四个多小时,我觉得太长,删去了一个多小时,还有203分钟。我拍了30多个同学,每个人都随机的跟拍了一天,他们在片中最长的有十几分钟,最短的只有两分钟,我没法再压缩了,再压缩就不是他们的生活了。
  
  

  
  《同学》剧照
  
  吴:我觉得很经典的是片中的一个女教授,她是党员,但她信周易,她说:党员不能没有信仰啊,共产主义那是空的。您有信仰吗?
  林:我目前并没有信奉某个特定的宗教。但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生存的挣扎之外,我们的内心必须有所支撑,所以从广义上讲,我应该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做片子就是这样的一种支撑,它充盈着我的生命,也是我的信仰。
  
  吴:您为什么在影片结束时放进每个同学走路的背影?
  林:因为生活在继续,他们都是一个人走在自己的路上。
  
  吴:请您谈谈您的艺术创作?
  林:我开始学中国画,长安画派的那种。后来做实验性的彩墨。1989年我在陕西美术馆做展时,我还做过声音装置。当时我还不知道装置这个词,我叫它空间构成。画了这么多年,我没卖过一张画。有一次作画,因为大量使用藤黄颜料(有剧毒),差点将我的眼睛毁掉,到处求医,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不能看书、写字,什么也不能干。也使我的视力降到了0.1以下。
  2000年我突然想写诗,写了一个月,有160多首。当时就像火山爆发的状态,人彻底被抽空了。2001年我印了本诗集《噢!父亲——黑色的记忆》,选了119首,这个数字是火警电话,呵呵,这是偶然的了,选完了正好是。当时我还给你寄了一本,你选择了《乘车》、《镜子》这两首诗刊登在《水沫》第五期上。
  
  吴:那时您还没有拍纪录片呢,为什么后来会产生拍纪录片的想法呢?
  林: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不再狂妄的有艺术家的梦想了。我从绘画到写诗到拍纪录片,我是不甘心让生活就这么消失,我必须要用什么给它记录下来。我觉得纪录片导演这个说法是很荒谬的,你只是生活的记录者,只能臣服于生活的逻辑。
  我并不是只是拍我的同学,这只是一个我可以进入的点,我关注的是人,试图塑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群像。在铜川那个小地方,找不到人帮助我。我的助手是我爱人胡菊芳,她帮我整理40多万字的访谈,我儿子朱思凡,他在北师大珠海分校学影视编导,他是我的技术指导。电脑啊、软件啊、都是他教我弄的,他老嫌我笨。这部片子让我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和社交活动,去年十月份我还是病倒了,过年时又病了。可以说,为了这部片子,我已竭尽全力。
  
  吴:您的纪录片有经济上收益吗?
  林:我的片子《三里洞》被栗宪庭电影基金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收藏,另外在第四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给我发过一个独立精神奖,有5000元。这些钱和我的拍摄成本快持平了,当然,这仅仅是指购买磁带和请英文翻译的费用,并不包括我和妻子将近两年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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