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我们这一代人的群像——吴幼明对林鑫的采访

　　
　　采访现场
　　
　　2009CDFF（第6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林鑫导演访谈
　　
　　时间：2009年5月27日
　　地点：北京宋庄美术馆
　　文字整理：李小广
　　
　　吴：请问您为什么想拍《同学》这部纪录片？
　　林：我是一个矿工子弟，我2007年拍完《三里洞》，记录的是我们的矿工父辈，《同学》是我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我是1978年高中毕业，到2008年是30年，正好和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同步。我拍的基本是跟我同过班的同学，对他们每个人跟拍一天，作为当下生存状态的记录；还进行了访谈，对各自30年的生命历程进行回顾。30年前我们坐在教室里的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会过着今天这样各自不同的生活，并形成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我拍的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这代人的群像，这些人都在生活中有着各自不同无奈和挣扎。
　　
　　吴：您平时和同学们联系多吗？
　　林：除了谋生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沉浸在艺术的学习和创作中，画画、写字、读书，和同学们没什么往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圈子都是很狭窄的。我是通过几个熟悉地同学，得到更多同学的电话，像滚雪球一样，得到的联系电话越来越多。然后分别给他们打电话。你想，有一天，你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是你30年前的同学，突然要来拍你，这本身很有戏剧性。在拍摄时，我是被生活推着走的。一个人物不断地牵出新的线索和人物，推着故事向前发展。
　　
　　吴：面对同学们的生活，您在拍摄的过程中有什么感想？
　　林：我感觉人就像树一样，一直在不断的成长，尽管我已经是棵老树，但依然还在缓慢地生长，并必将贯穿生命的始终。我觉得我是这部纪录片的最大受益者。它不断地加深着我对生活的认知。我有个同学得了肾病，肾都坏了百分之七十，他被我拍了一会儿后，身体无力，就躺到了床上，那我就拍他睡觉。他躺在床上，突然说起一个他的初恋情人的情况，还说那女孩对我有好感，有段时间还试图接近我，搞得有点象是三角恋爱一样，他好象是在对我解释。而我，对这些事居然一无所知。一个人，在他生命还能活多久都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谈起他刻骨铭心的初恋，我只是开着摄像机记录下他的诉说。生活太伟大了，不需要导演的设计。生活本身的张力和戏剧性，都是不可预设的。只有我们俯下身去，生活才会为你绽放。
　　我觉得同学中大多数人的生存都很难，我拍的人大多数都在勤奋的工作。我是矿工子弟，同学们很多都经历过下岗，然后重新找到职业的过程。我拍的一个女同学是清洁工，她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起来扫马路，要走近一小时才到她工作的地点，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休息，她的月工资只有400元。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宁波工作。她说她不愿意向女儿伸手。我拍她时，先预想她应该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但真的拍时，发现她很满足，很快乐。她说她过几年就可以退休了。我拍她的时候是过年期间，刚过正月十五，天特别冷，那时天还是黑的，同学一个人走在街上，我在后面跟拍，镜头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拍摄时，我爱人跟过去了，拍完后她冻感冒了。她说以后我不敢随便扔东西了，因为我一丢东西，清洁工就要弯一下腰。
　　　有一个男同学他蹲过监狱，我拍他的时候，他先不愿意说这个，但我拍了两盘带子后，他自己说起了他的冤枉。他和别人打架，当时公交派出所调解了，但一年多以后，对方告他打伤人，他就被判入狱。他在监狱里痛苦的想自杀，开始三天气得不吃饭，三个月后头发都白了一些。他关了三年后出来，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两辆客运车都卖了。他以前是老板，现在当长途司机给别人打工，他每天六点起来，从铜川到西安，一天来回跑两趟，他老婆跟车当售票员，说最忙时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我跟着他的车拍，最后累得我连摄像机都举不起来。他平时表现的很乐观，但说起自己的冤屈时都流泪了，他说，这些心里话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他说他出狱后落下病来，到现在听大门关上时的“咣啷”一响，心脏就象要跳出来一样。他以前上学时很强悍，个子高，我们打不过，都很怕他。
　　
　　
　　
　　林鑫与现场观众交流，王宏伟主持
　　
　　　我拍一个女同学，她是做生意的，她第一段婚姻结束了，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然后她当了一次第三者，拆散了另一对同学的婚姻，让男同学和她结婚了。婚后她也不幸福，丈夫爱赌博，有一次输了一万多，把她一个月挣得钱都输了。她活得很绝望，在拍摄时哭了，她说她的心里话没法和任何人说，因为这个丈夫是她当第三者搞来的，如果说他不好，别人都会笑话她的。以前她有话回农村对她妈说，但她妈耳朵背，她得大声喊着对妈说，结果她妈没听到，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她只能抱着妈妈大哭一场回家。现在她妈死了三年了，她的心里话没有人述说了。
　　　她说婚姻是一场戏，演好了就可以继续下去，演不好就结束了，不管感情好与坏，戏是演到了。她看起来特别强悍、精明、豪爽，别人都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她内心里特沮丧，想自杀，写过几回遗嘱，但她放不下儿子，儿子大学毕业了。拍时我和爱人都哭了，她的生活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帮助她。走的时候，我爱人拥抱了她一下，我们没法用语言来安慰她。
　　
　　吴：同学们为什么会对您的镜头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林：因为我不是他们生活圈的人，不会影响到他们日常的生活；而作为一个几乎三十年没有交往的老同学，又有着一份天然的亲近。也许正是同学这样的一种身份，在拍摄中他们都很愿意对我讲述他生活中的欢乐和痛苦。
　　
　　吴：您的同学中也有成功人士，您说说他们吧。
　　林：有一个同学是银行行长，他说我拍他那天的工作是在两个星期前就预先安排好的，我拍他的那天，他中午要赶两个饭局，一个是同学的饭局，一个是人事局领导的聚会。我跟他去拍第一个饭局的时候，他喝了几杯酒后，把老婆留下来陪同学们，就去赶第二个饭局了。
　　赶到第二个饭局时，他对那些官场的朋友说你们别紧张，这是拍小电影的朋友，专门来拍我的。
　　他当天下午开了两个会，一个是单位完成业绩开的庆功会，一个是对中层干部的考核会。晚上是单位的晚宴，然后是一个行务会（行级领导参加会）。我一直跟着他，会开完了都23：00时以后了。我还跟到他家里对他进行的采访。在拍的过程中，他对我说过几次：“你看，你突然一打电话立即就来了，我这可不是为你拍摄刻意安排的。”他的自我感觉非常好，很愿意我来记录他的人生巅峰时刻，他要我把拍好的片子给他一份。以前我和他很少见面的。
　　
　　吴：我看片中他很满足他现在的生活，在家里对着镜头说：我刚上班时工资是34.5元一月，现在是年薪，一年十几万。工资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市场经济就是这样。
　　林：他还不是我同学中职位最高的人，我拍的官阶最大的是副厅级的干部。我有个同学当了很多年的市政府秘书长，他下一步就可能是当副市长，但他被调到职业技术学院当党委书记，等于被踢出了政坛。他说他作为矿工的儿子，能混到这个地步，和其他人相比虽然不能说是天上地下，但应该满足了，我们很多的同学已经不在了。
　　
　　吴：您拍摄了多长的时间？
　　林：我从2007年8月（夏天）拍到2008年2月（初春），拍了四个季节，从夏天到第二年的春天拍完，后期直到2009年3月中旬才完成。我在银行工会工作，所以我只能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来拍。我开始担心拍到的同学都在家中休息，结果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除个别人外，大多数人在双休日依然在辛苦的工作，而没有机会休息。
　　
　　吴：您拍了多长时间的素材带？
　　林：我一共拍了240盘带子。
　　
　　
　　
　　林鑫导演答观众提问
　　
　　吴：有同学拒绝您的拍摄吗？
　　林：有个同学他和公安局的人走得很近，经常替他出面摆平一些事情。他答应了让我拍摄，但等我真的打车过去，他不在，打电话，手机也关机了。事后他好几次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他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吧。
　　我还有个同学最早考上体育学院，当时全年级800多人中考上大学的不到十个人，非常难的。他毕业后到某中学当了体育老师，然后很早就下海，开过彩扩店和大酒店，办过奶牛场和公司，最后绕一大圈，几十年后，又回到中学当体育老师。这很荒诞。他不想让他的事出现在片子里。在大时代的变革面前，不是你个人的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
　　
　　吴：有没有您拍过的同学，后来没有出现在影片里？
　　林：有个同学我拍了，他后来要求我不要把他放进去，所以我就没用他的素材。
　　
　　吴：有没有您拍过的同学，感觉没拍出他的状态的？
　　林：我第一个拍的同学叫刘全安，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曾经的文学青年，写作到四十岁才结婚。他写过一部六十万字的小说《阉人之歌》，还写过一本《文学层次论》，他结婚前，有时过年除夕都到我家来过，因为他太孤独了。也不是没有人赏识他的才华，曾经出版过张扬小说《第二次握手》的编辑顾志成就喜欢他的《阉人之歌》，并推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窗口，但他的书终究也没能出版。最后他终于支撑不下去，为了生存，放弃文学经商了。
　　他最开始摆鞋摊，一边卖鞋，一边看书，累得睡着了，有同学走过觉得很辛酸，都不忍心叫他。以前他多次向我借钱，每次借个两三千，有钱了就还。现在他开影楼挣到钱了，对我说：没钱就说话。但他内心是很无奈的，因为做为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为自己的理想，在奋斗了二十年之后，最终没有坚持下去。就象登山者，你只能摔死在山里，不能死在床上。他等于登到了8000米，被雪崩埋葬了，没有爬到山顶。由于对他了解的太多，我对实际拍到的素材并不满意，生活的沉重压力和无奈，使得他在面对镜头时，语言显得迟钝和犹疑，很多的东西他不愿提起。片子剪完后让他看过，他对自己也表现也不满意，建议我再补拍一次。我觉得现在的他和两年前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当时的那种状态是无法复制的。其实在拍过几个人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拍到的他现在的状态是准确的，所以我每个同学都只随机的跟拍一天。
　　还有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刘全安不是和我同班，只是我们那个年级的同学。没想到偶尔翻出我的毕业照一看，刘全安就站在我的旁边。这说明个人的记忆也是不完全可信的，从这一点来看，影象就有了存在的必要，它能记录、修正因记忆而模糊或被故意掩改的历史。
　　
　　吴：您的片子为什么要做这么长？
　　林：《同学》初剪出来有四个多小时，我觉得太长，删去了一个多小时，还有203分钟。我拍了30多个同学，每个人都随机的跟拍了一天，他们在片中最长的有十几分钟，最短的只有两分钟，我没法再压缩了，再压缩就不是他们的生活了。
　　
　　
　　
　　《同学》剧照
　　
　　吴：我觉得很经典的是片中的一个女教授，她是党员，但她信周易，她说：党员不能没有信仰啊，共产主义那是空的。您有信仰吗？
　　林：我目前并没有信奉某个特定的宗教。但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生存的挣扎之外，我们的内心必须有所支撑，所以从广义上讲，我应该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做片子就是这样的一种支撑，它充盈着我的生命，也是我的信仰。
　　
　　吴：您为什么在影片结束时放进每个同学走路的背影？
　　林：因为生活在继续，他们都是一个人走在自己的路上。
　　
　　吴：请您谈谈您的艺术创作？
　　林：我开始学中国画，长安画派的那种。后来做实验性的彩墨。1989年我在陕西美术馆做展时，我还做过声音装置。当时我还不知道装置这个词，我叫它空间构成。画了这么多年，我没卖过一张画。有一次作画，因为大量使用藤黄颜料（有剧毒），差点将我的眼睛毁掉，到处求医，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不能看书、写字，什么也不能干。也使我的视力降到了0.1以下。
　　2000年我突然想写诗，写了一个月，有160多首。当时就像火山爆发的状态，人彻底被抽空了。2001年我印了本诗集《噢！父亲——黑色的记忆》，选了119首，这个数字是火警电话，呵呵，这是偶然的了，选完了正好是。当时我还给你寄了一本，你选择了《乘车》、《镜子》这两首诗刊登在《水沫》第五期上。
　　
　　吴：那时您还没有拍纪录片呢，为什么后来会产生拍纪录片的想法呢？
　　林：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不再狂妄的有艺术家的梦想了。我从绘画到写诗到拍纪录片，我是不甘心让生活就这么消失，我必须要用什么给它记录下来。我觉得纪录片导演这个说法是很荒谬的，你只是生活的记录者，只能臣服于生活的逻辑。
　　我并不是只是拍我的同学，这只是一个我可以进入的点，我关注的是人，试图塑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群像。在铜川那个小地方，找不到人帮助我。我的助手是我爱人胡菊芳，她帮我整理40多万字的访谈，我儿子朱思凡，他在北师大珠海分校学影视编导，他是我的技术指导。电脑啊、软件啊、都是他教我弄的，他老嫌我笨。这部片子让我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和社交活动，去年十月份我还是病倒了，过年时又病了。可以说，为了这部片子，我已竭尽全力。
　　
　　吴：您的纪录片有经济上收益吗？
　　林：我的片子《三里洞》被栗宪庭电影基金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收藏，另外在第四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给我发过一个独立精神奖，有5000元。这些钱和我的拍摄成本快持平了，当然，这仅仅是指购买磁带和请英文翻译的费用，并不包括我和妻子将近两年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