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大文章——关于电影企业与电影市场问题的思索

　　中国的大众电影
　　——关于电影企业与电影市场问题的思索
　　引子
　　　《大腕》、《英雄》等国产影片的票房压倒进口大片，难掩国产影片整休票房惨淡的窘境；被称为电影市场改革方向的“院线制”去年6月在各地普遍建立后，运作中名大于实；试图打破发行渠道垄断的单拷贝交易，似乎走进死胡同；电影票降价风潮刮过后，科学、合理的电影票价体系”只闻楼梯响”……至今，疲软已久的中国电影布场仍未摆脱不温不火的局面。
　　
　　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问过往行人：您一年看几次电影？回答随年龄段的不同会有所差别。但来自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平均值却让人大吃一惊：北京平均每人每年看0.6次电影。也就是悦，近两年才看一次电影。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历来是中国电影市场的龙头。北京如此，全国的情况可想而知。
　　　主管部门的统计表明，中国的电影观众人次比十年前下降了70倍。有评论家称，中国电影的困境，最大的症结在于我们的影片难以吸引观众进电影院。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有着深厚电影情结并以电影为生计的人们，深感焦虑。电影圈内不少人议论、探讨，期望能寻找出一种有效开发电影市场的新思路。中国电影市场的现状和中国已经加人世贸组织的现实，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核心问题，是能否革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电影管理体制和电影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关键在于中国电影企业能否落实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按照《公司法》规范企业的设立和市场的交易，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法人和市场竞争主体。让中国电影企业提高生产力，走出困境，再造辉煌，是摆在中国电影界面前十分严肃而又亟待解决的课题。
　　丢失观众的尴尬
　　近几年来，政府部门和电影业人士都作了很大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投人了巨大的财力，希望能形成中国电影的又一次高潮。但现实却是：电影生产和电影市场日渐萎缩，国产电影的收入大幅下降。
　　　中国有13亿人，从总体上跨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的社会，本来是一个有巨大电影需求的市场，但目前的情况是，国产电影产量下滑，年产不到100部。同时，进口电影也相应下降，而且市场拥有的新拷贝总量下降得更快，有的国产电影甚至是零拷贝。进口分账片（绝大多数是美国进口的大投资的娱乐片，采取票房分账的分配方式）拷贝数量虽有上升；但按协议；指定影院放映结束必须收回拷贝，这样能在市场上流通的新节目拷贝数量就有限。加之相当一部分国产片和一部分买断发行权的进口片不适应市场。造成好影片供应短缺，观众减少，票房下降，以致不少电影发行、放映企业或停业、或转产、或空留虚名而难谋生路。电影市场某种程度的萎缩是诸多因素造成的，它证明电影企业很难在行政机制很强的环境中生存、发展。
　　从电影市场的终端来看，1990年35毫米影片放映单位有11000多家，票房收入32.34亿人民币，观众7937亿人次，平均票价0.4元左右。到2000年，35毫米影片放映单位仅剩 1000多家，票房收入 9.3亿元人民币，（香港同期票房为9.6亿港元），按平均票价 10元计算，观众不到1亿人次。农村16毫米影片拷贝的销售量；从1990年的10万多个减少到2000年的1万多个，市场情况不言而喻。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主要集中在上海、浙江、北京、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和部分大城市的大影院。其收入主要依靠大片和高票价维持。根据2001年的有关资料，按票房收入排名前300家的影院，全部集中在大城市，它们的票房收人占全国总票房收入的90％以上；数以千计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电影票房收入不到 10％。显示出大众电影市场的不景气，而这里本应是国产电影的主要市场。
　　反过来测算；93亿元的票房收入，除掉3．3％的营业税。5％的电影基金。按45％留给影院计算，只有3亿多人民币，也实在支撑不了更多的影院正常开业。
　　　再看生产源头。由于大众市场并没有真正实现大众化，国产影片很难收回成本。大多数电影制片企业连年亏损，投资乏力。原来热衷于“触电”的社会货金，由于近些年大都铩羽而归也持观望。为扭转这一局面，政府部门组织大量资金加大制片投入，干是部分制片厂围着政府部门转，拍摄政府部门要求拍摄的影片；争取政府投资，争取政府安排档期，争取政府下发红头文件组织大家观看。从几年来的实践看，良好的愿望并未改变大众市场持续下滑的趋势。比电影市场不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众多观众和从业人员对电影这一“大众艺术”少了许多信心。古人悦：“哀莫大于心死”。这比失去阵地（电影院）、队伍和票房的损失更大。
　　　历史经验一再告诫，经营电影、拍电影、发行电影和放电影的人，都应围着看电影的人转，千方百计地多方面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电影消费需求。任何一项工作的检验标准应该是实践标准、群众标准，电影更不能例外，要看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只以此作为电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若拍出的电影没人喜欢看，观众不买账。就成了无效劳动，“二为”方针就一为也实现不了。如果丢掉那么多观众无动于衷，不光有违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终也危及到中国电影本身的生存。
　　并非规律的萎缩
　　中国电影市场萎缩的原因有些人说，是被电视、VCD、DVD等多元娱乐形式所取代而造成的。似乎电影市场的萎缩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不可否认，多种文化娱乐形式的冲击必然分流一批受众；电影作为惟一的、最先进、最普及的大众媒体的时代已经过去；它遇到了电视等强有力的对手；发达国家的电影史上也都有过电视冲击了电影的先例，使电影业在短时期内陷人困境。但受冲击的时间不过20年左右。这些国家的电影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经营方式，很快做到影视合流，电影和电视的产品重新定位，发挥各自优势，电影市场又重振雄风。
　　从当前国外电影市场的实际情况看，许多电视传媒很发达的国家，其电影银幕数、观众、票房都在不同程度地上升。例如美国，人口27亿多。1990年 23689块银幕，1998年34186块银幕；比1990年上升44．3％；1990年观众 11．89亿人次，票房5022亿美元，1999年观众1471亿人次，票房74．9亿美元，比1990年分别上升23．7％和49％。又如法国，人口 588万，1990年拥有银幕4518块，票房28．26亿法郎，观众1．21亿人次，2000年拥有银幕5103块，票房58．58亿法郎，观众1．65亿人次，分别比1990年上升12.95％ 、53．11％和 36.36％。这些国家的电视、录像、DVD等多种娱乐形式的人均占有量比中国还大，他们的电影怎么能继续发展呢？我国1958年有电视，至今已过了五十年；从改革开放算起，也有20多年了，我国的电影主管部门，十多年前就看到了影视合流的必然趋势，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但电影为何反而日渐萎缩？
　　周边国家与地区如韩国、日本和香港等地的电影市场，也出现过下滑和萎缩，其原因除了美国电影的冲击外，与亚洲金融凤暴和本国经济不景气密切相关。即便如此，近年来这些地方的电影市场有了明显的回升。香港电影票房2000年是9.6亿元，2001年回升到10亿元以上，港产片100部以上。香港电影界目前正采取降低票价等自救措施促进市场进一步回升。韩国2001年电影票房约4亿美元，折合33亿元人民币，人均看电影3次以上。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举世公认，大的经济增长环境比上述地区好得多，为何中国电影市场反而日渐萎缩？　　
　　经过多年实践与探索的电影工作者们给出的答案是：关键在于电影自身能否与时俱进；影片能否满足当代大众的兴趣、爱好、情感、愿望；影院能否创造与剧情相吻合的声光环境气氛，使观众在影院看电影能得到电视所无法达到的更强烈的震撼和更大的愉悦满足；票价能否让广大观众承受得了。如果这些都能做到，广大观众是不会抛弃电影的。
　　票价大众化的玄机
　　电影同样有经济承受能力和有效供给的问题。以美国为例；每年进入电影市场有400－600部新影片，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大众喜爱的；能够撑得住市场；全国平均8000－10000人一块银幕；电影票价是大众月平均收人的千分之二点五（按大众月平均收人2000美元、电影票价每张平均5美元计算），在大众能接受的消费指数之内。因此，观众没有改变传统的电影消费习惯，还是愿意走出家门，掏腰包买票走进电影院。　　
　　以北京作一比较：按大众月平均收人1000元人民币计算，现在电影票价每张平均20元；等于其月收人的2％，高于美国8倍；大约230000人一块银幕，少于美国23倍。这就意味着人们看电影更不方便；进人市场的影片仅有100多部，约等于美国的1／4到1/6，而且有不少影片观众不买账。这样一比较便知道，电影市场的萎缩有许多复杂原因，决不是中国人忽然不爱看电影了。　　
　　有人认为，美国高科技和高投入的电影，发展中国家很难与之抗衡，他们的制片成本平均5000多万美元，我们不到500万元人民币；怎么竞争？不妨先用一个资料来分析，周铁东所著的《面对好莱坞的百年大战》一文介绍说：“印度一直保持着自己世界电影大国的地位，其国产电影的年主产量始终保持在800部左右，远远高于好莱坞的年电影产量，而旦印度全国各地几乎全部放映私营的电影公司所拍的影片，每一部都能进电影院与观众见面。尽管好莱坞备大公司对印度这一电影和人口大国的娱乐消费潜力早已觊觎近一个世纪，并在印度各大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但是收效甚微。即使是1998年席卷全球电影市场的《泰坦尼克号》在印度的票房表现也远远不如其国产影片。”看来，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历史悠久和人口众多的国家；其文化、语言、历史和社会习俗等等，本身就是一个无形的壁垒。是一种天然的保护屏障，甚至其力量会超过人为的保护措施，印度就是一个例子。　　
　　其实；我国也是如此，偏爱看进口影片大有人在，但不能就此判定广大观众都不喜欢国产片。假若每月能排映十几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节目，全国城镇有一万多家电影院放电影（约平均5万人一块银幕），票价维持在大众月收入（1000元）的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左右，进口片与国产片的观众比例，将会有明显变化。日本电影市场最近的变化值得关注；日本观众偏爱了一阵美国片之后。近年又重新回归。更加看重、热爱日本国产片。因为，电影终究是一种文化，对本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眷恋与认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确认本民族的身份与地位是每个民族夭赋的自尊，因此每个民族的内心深处必然是希望本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有闪光点或处于领先地位。　　
　　在外国同行眼里，中国电影有得天独厚的发展空间。一位外国电影工作者曾说：“搞电影需要文化、技术、资金和市场（他指本土观众），你们目前缺少的是技术和资金，这不要紧，都能通过人为的努力解决。而本民族文化的丰厚和本土观众的众多，却是上帝给的，谁也比不了你们，是人为不可能马上解决的问题。”是啊，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13亿人口的本土市场。眼下就按有5亿城镇人口来说如果能够达到2000年美国人均看电影5.2次的水平，国产影片的35毫米市场将有26亿人次的观众。按平均票价5元人民币计算，将有票房收人130亿元人民币；再保守一些，打个对析，也有65亿元的收入，那该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确实牵涉到一个关键问题：电影票价的“大众化”。国外电影票价一般不超过大众收人的千分之三左右。我国生意场上有句俗话；“一分利撑死人，十分利饿死人。这值得电影经营者们认真思考。据了解，北京稍好一点的电影院票价都在30元左右。一家人出来看电影，就要花100元左右，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电影业不能把电影从“大众艺术逐渐“贵族化”。目前票价居高不下的原因很多，这根本的原因是电影行业的垄断经营造成的，是市场意识不充分的表现。中国电影票价己经放开，如何使票价降下来？只有开放市场、保护公平竞争才是最靠得住的解决办法。正像中国彩电业，从每台7000多元降到1000多元，使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并且走出国门，成了一些外国人家里的“洋货”，我国也成了世界彩电的重要生产基地。这一切都不是硬性采取行政措施所能实现的，而是“开放市场，公平竞争”的必然结果。电影改革特有的“深水”改革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电影改革比其它行业改革则具有更大的复杂性，这是由中国电影的历史和电影本身的“两牺牲”所决定的。来自第一线的调研表明，实施电影改革，必须全面应对下述因素——
　　首先，政企职能交叉。不光政府部门代替企业经营，各级发行放映公司也代替政府部门行使本地区的行业管理职能。在行业内部，电影公司似乎是“二政府＂。1958年文化部就明确过：“中影公司具有政权管理与企业经营的双重性质”。1979年国务院也以国发1979（198）号文件明确规定：“省、市、自治区文化局所属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是领导管理本省、市、自治理电影发行放映业务的专业公司”，“在业务上，受中影公司和地方文化行政部门的双重领导。”多少年来，各级发行放映公司忠于职守，都是既经营又管理，包括计划、统计、市场监督等等。
　　其次，企事不分。国家编委、财政、统计等部门，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明确电影制片厂、发行放映公司、专业电影院是企业性质单位。但从一开始就未得到上下左右全方位的认同与落实；地方上大部分自定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单位，上上下下都行使了许多公益事业的职能，如“普及放映”，“消灭空白点”等。突出特点是不讲经济核算。在企业、事业同吃国家大锅饭和收人大干支出的前提。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传统的保守落后观念的影响。“左”的思想、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唯上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影响远未消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在电影行业似乎还没有扎根。没有认识到在坚持“二为”方针下，没有票房就难有社会效益。对电影企业的考评，往往只看拍了多少部主旋律影片获了多少奖；而经济考核要么没有，要有也是走个形式，算不上什么主要业绩，更不去研究什么投入产出、资本回报等问题。
　　由此，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电影企业比其它企业难度更大，一般国有企业有的困难，电影企业都有；一般国有企业没有的困难，电影企业也有。
　　不该收僵的1993“攻坚”　　
　　对于1993年中国电影行业改革的认识，至今说法不一。传统的观念和不切实际的诱导，一直成为影响中国电影改革潜在的思想阻力。不少业内人士还在期盼：“要是能回到上世纪80年代该有多好”。　　
　　镜头回放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社会各行业在纷纷起步改革开放，电影行业则恰恰相反，是在贯彻执行刚刚完善了的计划体制，即国发1979 （198）号文件及其实施细则。其中牵动各个方面最实际的问题是政府关于行业分配的方案。　　
　　这个方案是70年代末文化部门和财政部门通过实地调查，根据各类电影单位三年之内实际收支情况的概率制定的。其要点是：票房的 50％留给影院，另 50％作为发行收入由制片、洗印、中影和省地（市）县三级公司四家分配．即制片15％，洗印15％，地方三级公司15％，中影5％。洗印的15％由各省级公司包干使用。在这个基础上，又制定了“抽肥补瘦”（经济发达地区补欠发达地区）、“以城补乡”（以城市补农村）、“以长补短”（故事片补新间科教片）的原则。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上下悬殊很大。尽管一开始就有人反对这个方案，但是因为它适应当时的情况，不但行得通，而且很快建立起了遍布全国城乡的发行放映网；创造了80年代中国电影城乡大普及的繁荣。　　
　　冷静分析一下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人们会惊愕地发现：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千载难逢也不可再逢的畸形市场。“文革”十年看腻了“八板三战”（八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的中国观众，对文化的需求处于极端饥渴的状态。“文革”结束后，一部开禁的老影片《刘三姐》竟轰动一时，买票的排成了长队。一部新拍的戏曲片《白蛇传》，发行500多个拷贝，创单片发行的最高记录！没有特殊关系、不走后门很难看到进口的“内参片”。当时的电影人是何等的神气！至今说起；还让很多人感叹和留恋。但仔细想想：人们当时对电影饥渴般的需求，是十年禁锢的历史反弹，既让人狂喜又让人酸楚。　　
　　与此同时，各制片厂和省市公司都库存了大量“文革”前的节目和拷贝，拨乱反正后一个一个解禁投放市场；形成当下没有投入就有产出的特殊情况。一个高需求，一个无成本，形成了电影的高回报。这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电影市场？再看制片业，当时拍电影全社会都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拿着上级党委的介绍信，所到之处大力支持，包括场地，劳务，甚至军事预算往往都是免费提供，社会隐形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制片成本。由于当时电影企业是高收人的单位，是人们“争、抢、挤”，的好地方，所以迅速扩充成50万发行放映大军。　　
　　随着整个国家改革的深人，开放力度的加大，观众的眼界越来越宽，要求也越来越高。那种崎形的电影市场一去不复返；库存的拷贝终于枯竭，新拍电影的经费不但再没人免费提供，反而要起了高价。再加上机构膨胀，成本加大，电影行业内部的矛盾逐渐突出。焦点是：“分配不公”、“你多我少”。制片与发行、发行与发行、发行与影院几乎都强烈要求“洗牌”，重新分配。1993年积淀成为行业内部的三角债，地方公司拖欠中影应交业务款9000多万，中影欠制片厂应交业务款4700多万，这个绝对数虽不算太大，但对当时的电影行业来说，足以卡壳乃至影响制片厂1994年开机。所以制片厂要“闹革命”要“推翻三座大山”（指中影公司、合拍公司、器材公司），主攻是打破中影公司的统购包销，实行自产自销。这种要求的实质是打破计划分配，实行市场分配，既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中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于是“你多我少”、“分配不公”的问题，政府便让企业逐步通过合法经营、公平竞争去争得自身应得的那部分权益；同时还可大大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也就是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乎。　　
　　1993年催生出的电影体制改革，把制片、发行一齐推向了市场。尽管走向市场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是市场是公平的，有一分付出，就有一分回报。首当其冲的中影、北影、上影等，通过内部改革，初见成效。1994年6月底之前；中影公司还清了制片厂的欠款，1994年底中影引进了分账发行影片的经营方式，1995年制片厂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生产故事片175部，一部分省市公司和影院也先后通过相互参股进行了新的组合，如北京新影联，西南影业公司等。　　
　　然而，市场分配不可能一蹴而就；没有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分配。所以制片厂发现“打倒了一个皇帝又面对31个皇帝”（指中影公司和 31个省级公司），一部分制片人和发行人都发现，“原来有的人打倒皇帝是想自已当皇帝”等等，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引起了关于电影适应市场改革的大是大非之争；电影经营走市场化的道路对吗？各种观念激烈碰撞，是是非非交织在一起。尽管1993年广电部文件载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企业必须适应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检验电影市场发育如何，要看社会、经济两个效益”等等，但是这种标准后来未能很好地坚持下来，检验电影是否繁荣，只看获奖多少，不看盈亏如何。　　
　　1993年电影改革开创的由计划分配转向市场分配，由管理与经营一体化转向管理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引进世界通行的分账发行方式等。虽然由于当时理论铺垫不够，舆论准备不足，产生了一些周折，但这一方向被公认为电影改革的大趋势。当时电影业内一些人转不过弯子，有些不同认识。这是因为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分高，意昧着要放弃占领了多少年的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以平等的身份和自己的部下去竟争，去承担凤险，当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这些同志又是在领导这次改革，阵痛和反弹都是必然的。再有因上下错位、管理权分离后的空缺未能及时有效地填补。这些问题和缺陷随着改革的深入，会逐渐解决和完善，不可能影响改革的大局。令人惋惜的是。这次改革中途停下。不少人仍在企盼回归到以往的计划分配，仍然让电影公司既经营又管理，或既要把发行公司推向市场，又要依靠它当龙头管理；这样，改革方向就含糊了。后来，回归不成，竟形成了政府介入经营，企业亏损无人负责的局面。
　　大胆走出“雾中打靶”
　　电影企业的萎缩，直接决定了电影市场的萎缩。对此，电影界内外说法很多。不过，正在形成的共识：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观念虚化了电影企业改革的目标，使电影全业的改革犹如“雾中打靶”，失去了具体的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无疑十分明确和具体。有《公司法》，有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有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决定等等。可是；电影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总是伴随着许多不能改的理由。比如电影企业不是“纯”企业；电影产品不是“纯＂商品；电影经营不能完全“市场化”；以及电影企业不能完全政企分开、不能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等等。改革的政策与不能改的理由经常交织在一起；或不同场合强调不同侧面，国企改革每深入一步，这类说法就要强调一阵，说明不能完全跟着走。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利改税，电影企业和别的企业一样，实行了统一的税制。只有一个不特殊，就是电影企业与别的企业一样都实行了自负盈亏和事实上的“关停并转”。一方面是改革大潮往前推，一方面是电影企业特殊不能改，使电影企业“悬”在了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找不着“北”。政府决定制片投产，政府决定排片档期等等。行政手段操作市场的现象一再扩大，体制性收缩限制和抵销了政策性扩张的效应。越来越多的电影业内人士认识到，照这样下去，电影企业的主产力不可能与时代同步发展，很难想象中国电影企业如何参与世界电影经济大循环的角逐。拿国有资产和资源作后盾，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只是依靠行政命令硬往上拼，总是有限度的。
　　像2001年中影集团摄制的《致命的一击》等5部影片，总投资3700万元，其中电影局补贴310万元，电影频道补贴535万元。发行后中影集团从市场仅回收400多万元，除政府和频道的补贴外，净亏损2400多万元。同期发行的20部国产片，除去电影局和频道的补贴。净亏损3400万元。集团发行的所有进口片的利润也弥补不了这些亏损。长此下去，企业如何正常运转？在一线工作的电影界从业人员，面对市场急剧萎缩，忠干职守，奋力拼搏，力挽危局，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有目共睹。可是，如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高电影企业自身的造血机能，仅靠输血（政府补贴）维持，不承认或忽视电影作为一种产业的价值，是不可能解决长远的根本问题的。
　　来自电影业内人士的强烈呼声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是更新观念。一切阻碍电影生产力发展的观念都必须更新——
　　●冲破电影定位束缚
　　世界电影市场上趋同的共识是：电影是一种商业运作的大众艺术；电影是个人消费，是竞争领域的行业；电影是一种工业；电影流通是商业贸易，须遵守服务性商贸的市场规则。因此，从市场角度说，电影是大众商品。不同国情对电影定位各有侧重；美国等一些国家强调商品，法国等一些国家强调艺术；我国长期以来则强调宣传工具，因社会角色不同又有各自一说——艺术家说是艺术，企业家说是商品，政治家说是“工具”。　　
　　关于电影是什么；工具、艺术、商品之争，已经是争了几十年的老问题。对于这些不同说法；应该把它看作电影从业者的“角色定位”。是不同社会角色，给电影的不同定位，各有各的道理。作为一种认识，只要不触动市场规则，无需较真，硬要评出个谁对谁错。还有，观众看电影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有人为求知受教育，有人力赏心悦目，有人为消遣娱乐，等等，这些都没有办法统一。而且历史证明，这些不统一，只要不干预市场，它就从未影响电影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紧追时代的发展。
　　这是因为，不管什么社会角色，不管出于什么初衷的定位，也不管什么样的看电影动机，他们在创作、主产、经营和看电影的时候一起走到了同一个市场，遵守一个共同的规则，通过无数次的交换——投入、产出、销售、赢利——而维持电影的再主产，实现电影的价值。面对这种交换，不同的社会角色事实上达成了默契：“电影是商品”。这不是某个人的主观认识，而是客观事实。这是客观现实为电影生产、流通的“市场定位”。
　　电影业内特别要求明确电影定位的原因很明显。现在争论的实质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市场政策问题，是用“宣传工具”的政策要求它、约束它，使它背离市场规律，使电影企业陷入困境，靠“输血”维持生命，还是另辟蹈径？宣传有宣传的规律，讲纪律；有国家财政作后盾；电影有电影的规律。讲“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在市场上自负盈亏。从这个角度说，电影企业与电台、电视台和党的机关报有着职能性的差异，不能把它浮浅而简单化的等同于“工具”和喉舌。否则，任何奢谈繁荣电影，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都是商品生产；任何产品拿到市场进行交换都是商品。他还把这种交换形容成一种“惊心动魄”的飞跃；并且说飞跃不成功，摔碎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拥有者。如今，在我国电影业有些人交换时“飞跃没有成功”，摔碎了商品而没有“惊心动魄”的感觉，那是因力“商品”是“别人”的，或国家的，与己关系不大的缘故。　　
　　至于有些人说电影是“特殊商品”，或电影“具有商品属性”。其实没有解释的必要，在汉语语言里，这就等于认可电影是大众商品。说电影是商品并没有降低它的身份，正像《资本论》作为商品摆到书店，也并未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而是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我国演出市场向外资开放之前，正在全面对内开放；彻底取消对主体资格的所有制限制。给予经营主体平等待遇。符合规定条件的社会单位和个人，都可以依法取得经营演出活动的资格。在演出市场资格准入及演出项目审批上，做到一视同仁，统一待遇。这虽然会对许多地方文化管理部门形成冲击，但有助于竞争体制的形成，创造一种良性循环的态势。并通过全面推行签约制度和经纪人制度，从而规范并发展演出市场。让文化真正走向产业化道路。电影市场和演出市场属于同一性质，演出市场可以做到的，电影市场理应做到。
　　●校正社会效益标准　　
　　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原是经济学领域评价企业的一组概念。各行各业的企业，都有各自不同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它们的社会效益千差万别，满足着社会大众万千差异的不同需求。关于电影企业的社会效益，邓小平同志有过精辟的表述：“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里显然是要求电影企业的一切活动都要“以社会效益力最高准则”。（而不是“唯一准则”）可是现在通行的观点，却使电影企业的“社会效益”等同于电影产品的思想评价。电影的思想评价好，就是该电影企业的社会效益好。这就严重模糊了对电影企业社会效益的评价标准，扭曲了电影企业正常经营的行为准则。不可否认，电影产品的思想评价与电影企业的社会效益有密切的关系，是重要的因素，但不能划等号，不能相互代替。　　
　　从大众观赏电影的实践活动来看：“买票一看电影一受教育”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假若真正特别看重电影的教育功能的话，凡是政府通过发行的电影（也就是内容健康的电影），其观众人次的多少则是实实在在量化电影企业社会效益的数据之一。思想评价再高；观众不买账，不进电影院观赏，投资无法收回，谈何社会效益？何况，电影企业的社会效益还包括生产更多、更好看的影片和建设更多、更好设备更先进的影院，以及提供周到舒适的服务和便捷快速的流通等等；以满足广大观众文化生活和休闲娱乐的需要，为两个文明建设创造一个祥和安定的社会氛围。这属于更广泛的“社会效益”的范畴。
　　●还原电影企业本性　　
　　电影企业作为一种特殊企业但还是企业。正像粮食企业、卫生企业等，有的人命关天，有的有战略意义；都是明显的特殊企业，但它们都还是企业。任何把特殊企业当作不是企业的做法都是要受规律惩罚的。“企业，本身是一个经济组织”,“经济”在这里的解释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再生产的反复循环过程。企业就是这样一个循环体，而且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一旦循环停止。这个企业就要告终。因此，当人们说电影繁荣时；既包括电影创作的繁荣，也包括电影经济的繁荣。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应该明确，制片、发行、放映都是一种生产经营活动。具体细分：制片是创作和工业生产活动；放映是加工生产和服务活动；发行则是流通服务活动。发行的全过程在争取时间和空间的减少，以便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改革过程中，发行部门从“二政府”到流通服务，角色反差最大。困难最多，政府应妥善帮肋他们转轨变型、自立自强去依靠市场生存和发展。　　
　　电影企业的特殊性是它生产、经营的产品有思想性，而且往往有明显的思想倾向，甚至有时会对社会有深远的影响。对此，政府部门一方面应加强依法审查；加强依法监督市场；另一方面应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引导。但不应以任何形式实施对市场的代替。对于企业生产经营范畴的问题，政府部门最好不要再去指挥他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因为这是企业自主选择的问题。在交易活动中，政府官员一般不会比交易当事人更聪明、更理性、更负责。因为盈亏的责任最终还是要企业自负，而且直接联系着职工收入的多少乃至去留问题。
　　●厘清“市场化”经营误区
　　电影行业一提“市场化＂经营。就让人敏感；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则经营的“完全”。二是企业天生追求最大利润的“最大”。三是企业自主经营的“自主”。一个“自主”一个“完全”一个“最大”，电影企业不“自由化”了吗？能不粗制滥造、弄虚作假、违法乱纪吗？能保证艺术质量吗？这些顾虑都是负责任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初期，市场规则不健全，市场监管不到位，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但随着市场的发育成熟。企业行为的逐步规范，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从“自主经营”角度来说。它是“自由”了，从遵纪守法、执行行规行约来说，它不可能“自由化”，而是在社会规范的空间自主经营。同时，还要看到利益驱使的两面性，它既可能驱使企业违法、违规经营；它也更可能驱使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创自己的品牌，更具责任感与使命感，以追求自身长远的最大利益。　　
　　电影主管部门应该有信心，相信大多数消费者的鉴别能力，相信大多数企业的求富智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明智的企业家，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包括社会荣誉，他们会严格规范自己的市场行为，像过去同仁堂老字号的药，梅兰芳剧团的戏，谁不放心，谁不叫好。他们对自身负责的程度；很多地方不亚于某些公职老板对“公家”负责的程度。消费者没有偏见，他们主要不是看谁开的店，而是货比三家，看谁的质量好；谁的价格便宜，谁的服务周到，他们就买谁的。　　
　　我国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如何制约“市场化”经营问题，而是“化”不起来的问题。现在顾虑的问题，正是深化改革努力要去解决的问题。
　　●学会政企分开与科学调控　　
　　电影行业的政企分开，完整地说叫做政企职能分开。政府应该由直接办电影，变为通过市场管电影。从而保持权责清楚，维护市场规范，促迸公平竞争，争取中国电影企业在世界市场中创造领先的效率与效益。
　　政企分开的实质，是解放生产力；一方面加强政府职能的行业管理，一方面落实企业的自主经营。如果不改变企业力政府部门所有的现状，不仅解放不了企业，也解脱不了政府。各级政府都要保护自己所属的企业，怎么能管好全行业呢？目前电影市场很不规范就是佐证。偷漏瞒报、侵权盗版、走私拷贝、三角债，特别是只要票房好一点的国产片马上就有盗版光盘，甚至有盗版拷贝流入市场，这无异于“拦路抢劫”。但是，这个本来不十分复杂的问题。往往也总是查无结果，不了了之。这使投资短缺的电影市场“雪上加霜”，如此无法无天，纵使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制片壁垒，也鲜有人敢投资拍片！由此，电影市场迫切地呼唤政府转变职能，充分行使市场体制下的政府管理权力，加大执法力度，树立权威，使管理尽快到位。建立起法制化的市场秩序，就会更有利于企业正常的竞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以宏观调控名义加强政府对电影企业的直接控制，与宏观调控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宏观调控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一项重要职能，但是不同观念经常把两种截然不同的“宏观调控”混淆起来，有时还真让人感到似是而非。现在有共识的宏观调控是指宏观间接调控而言，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一种重要方式。政府通过某种中介和经济杠杆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利用市场机制的运行逻辑引导企业和个人按照政府的一定要求从事经济活动，在不损害企业和个人自主经营权的前提下，实现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也就是通常说的“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与宏观间接调控相对应的是宏观直接调控，这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方式，指政府运用约束力很强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指挥，在代替企业和个人经营决策的情况下，实现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实质上是政府代替市场垄断经营。这种情况目前在电影界似乎仍是司空见惯。　　
　　电影业内人士目前期望的政府转变职能，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从宏观直接调控转变为宏观间接调控，还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落实企业是市场主体的地位，而且应从法规中体现出来，即从强化企业义务和政府权力向强化企业权力和政府职责转化，逐渐消除官为本的影响。当前中国电影还没有形成企业垄断，只有垄断企业。其特点是政府授权的垄断经营。如此，政府部门不下决心退出市场，放弃垄断，又有谁能反得了垄断呢？如果政府部门还要利用垄断机制管理电影，那就难免停留在选择谁垄断、反掉谁垄断，是一家垄断、还是两家垄断。否则，就无法像现在这样操作市场。比如关于国产片和进口片的比例，不是总量控制，而是落实到每一个企业，都要有计划按比例经营，如果发行不够2/3的国产片就要罚减进口片，如果摄制不出一定数量的国产片，就不给进口片的发行权，等等。这就谈不上去改革形成垄断的经济基础和构筑投资多元化、利益多主体的市场主体；以及培育市场机制，建立适应市场杠杆、支点和利益主体之问的关系，使国有企业通过“化学反应”适应市场生存和发展。
　　还有政府部门从保护所属电影企业的良好愿望出发，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反对竞争的手段，进行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其实这种保护的实质是保护落后。政府只有真正转变职能；才能清醒地认识到引进竞争机制才是对企业长远的、根本的、有效的爱护，是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公平发展空间，这样才能最终促成行业经济和地方经济的繁荣。
　　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理论；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在电影业内，坚持传统观念，就难免对市场持含糊的态度，因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早有明确决定，并且上了《宪法》。如果总试图在市场与计划之间，再寻找一种非计划非市场的经济模式，肯定是徒劳的。因为这样的思维缺乏符合规律的连贯性和富有远见的穿透力，同时常常使他们处在既卖“矛”也卖“盾”的尴尬境地；总也找不到改革的动力群体，调动不起广大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所以，电影企业与电影市场的萎缩仍在继续。众所周知，任何事物一旦成为普遍现象的问题，就应该从观念上、政策上和制度上去寻找原因。电影也不例外。
　　为改革找准一把“尺子”
　　电影发展的体制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电影业内上上下下都在寻找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因此，给电影改革找准一把“尺子”非常必要。这把尺子不是别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明确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这就是根据《公司法》对现在仍然只有“公司”虚名，而无公司实质的全资国企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组改造。通过这种改革，“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而且强调；“发展企业集团，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企业为主体，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不靠行政手段勉强撮合，不能盲目求大求全。”“要从实际出发，继续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不搞一个模式。”为此，要求“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努力探索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　　
　　在用这招“尺子”衡量电影改革时，还应该为检验电影改革的效果明确一个标准：这就是邓小乎同志揭出的“三个有利于”。只有敢于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检验，才熊把电影改革放在一个脚踏实地的基础之上。凡是不对生产力提高负责的“改革”，往往要回避“三个有利于”的检验标准，而且往往是越改革政府操作市场的权力越大，领导权力越集中，管理层次越多，职工监督越弱化，到头来是亏了国家苦了群众。
　　“尺子”与“标准”应当在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用好。毫不动摇地把电影行业的改革纳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局之中。
　　政府职能进行再调整是当务之急。务求摆脱部门利益的束缚；从“既踢球又吹哨＂的角色中解脱出来，专心当好“裁判员”，同时理顺“教化”和经营的关系，树立电影产业的价值观然后对于现行的法规、文件中不合时宜的地方，也应适时修改，确保为电影改革顺利“导航”。
　　在此基础上，有效地培育、健全电影市场体系；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电影市场规范；引导企业建立行约行规，增强自律能力；支持、协调影院建设等。
　　对如何把国产片搞上去的问题。电影业内有识之士认为把国产片搞上去是一个改革过程，绝非单单是一项生产任务。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沿袭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和做法抓国产片生产和发行放映很难奏效。弄不好还会顾此失彼、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只有改革到位，电影生产力提高，市场发育成熟，国产片才能应运而上，市场才会顺势繁荣。　 对于国家特别需要，而又难于收回成本的影片，政府也不妨用市场的办法，向电影企业招标订制，并向影院大幅度让利放映。也许政府付出的成本要比现在低；效果要比现在好，而且还维护了市场规范，去掉了改革的后顾之优，可以甩开膀子抓改革，促国产电影的繁荣。
　　关于落实国企改革政策，不单是一个方法问题，更是一个体制问题和利益调整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再尽心尽力的经营者，也是“老牛掉井里，有力使不上”。
　　电影业内形成的共识是，如果竞争的平台搭好了，规则明确了，市场环境到位了，中国电影肯定会迎来新的繁荣。口
　　
　　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2月17日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