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谨记父辈的哀与殇

　　《一九八四》改篇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同名科幻小说。这本小说写于一九四八年，讲一个反乌托邦的故事。其实对这种题材的电影我一般都懒得去看。 ‘乌托邦’这个说法源于西方，当时却在苏联与我国发扬光大，反过来对西方的社会体系产生冲击威胁，他们在当时有着‘反乌托邦’的言论与电影也不足为奇。也坚信没在这个社会体系里生活过的他们无法真实的指出‘乌托邦’坏处在哪，只能是隔靴绕痒的说说罢了。
　　最终还是看了。朋友说，里面有三点，有多场床戏，还有颇具哲学味道的SM场面。一听之下热血上脑，义无反顾地把这部电影看完。这次，无语到了现在。导演迈克尔·雷德福拍了这部电影并没有一举成名，西方人不认同电影里对人性的扭曲，觉得那种情况只是小说的臆想，现实中不可能发生。是呀，西方人不懂得‘对集体的爱’‘对老大哥的爱’是一种怎样的疯狂，毕竟他们与他们的祖先都没经历过文革。而当我看到由英国演员理查德·伯顿扮演的主角独自一人在酒馆里用手指在铺满灰尘的桌上写下二加二等于，却迟迟不敢写下答案泪流满脸时。偶张着鼻翼阵阵心酸，想念家人，想念我那些经过文革洗礼的家人。而这部西方的电影，也注定了它在欧洲的不受欢迎，西方人不会认同里面荒唐的一切。所以导演在多年才由一部《邮差》让世人所知。
　　若只把这部电影明确的指为西方人拍的文革片，这样说偏颇了一点，也不符事实。电影里所表达的一切，几乎都按着原著来拍。而《一九八四》这部小说已写成于一九四八年，为一部科幻小说。名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写成于一九四八，把四八调过来罢了。在作者的预见中，‘战争’‘集权’‘谎言’形成了他书中的‘乌托邦’社会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人性’就是罪恶。而作者所认为的‘人性’包含的东西就是：爱情，亲情。这些东西在他书里的描述中，都是自私的爱，罪恶的爱，无来由的爱。在他小说社会体系里的人，‘爱’只能是对‘集体’的爱，对‘老大哥’的爱，除此以外的‘爱’都不可以存在心里。导演挑这种主题的小说来拍电影，只能他当时处在的时间与地点都不对，他在欧洲，那里的人们只会对这部电影感到滑稽可笑。也或者历史留给他们的伤口早已结了疤，不会认同人性可以如此让专权者随意扭曲。
　　当伤口已长出完好肌肤时，痛入心脾的感觉也早已离我们远去。所以我们都忘了。
　　无论在哪个时代，想得最多，最固执的一群人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底线，坚信自己认为的真理就是真理。而每每面临历史变迁，当权者用他的想法为天下真理时，第一个反对的也是这群人，而受得最多苦的也是他们。这部影片讲的人性扭曲，正是扭曲这群人所认为的真理。无论结果如何，难受的却是过程。
　　电影的从一个全体人民聚在一起听大屏幕上‘老大哥’演讲的场景开始。这一个颇有着导演刻意让人注意的镜头中里，已避开了原著在批判性上的狭窄。原著是仅仅针对‘乌托邦’这一个社会体系来说事，但从电影的这一个镜头开始，却已是直指人类根源，并对顺着当权者写出的历史的彻底否认。在这个镜头里，群众在演讲者的煽动下，众人的情绪如一锅在猛火上的水般，开始冒泡，沸腾；到最后举起交叉着的双手向屏幕上的人致敬。导演在这里想说明‘群体效应’是什么，他故事的中心不是演讲者，是那些异口同声，一心盲从的群众。人就是这样，单对单是说话，谁也没可能说服谁。单对众就成演讲了，在演讲者的煽动下，众人的意向跟着他的想法而去，在这个时间里变成了群声附合众情顶沸，而那些迟疑着欲想清楚自己现在跟着哄嚷是否正确的人在一致的声音里，犹豫个不停。怕被身边的人视为异类，终于举起了手一起叫喧。
　　电影里的主角正是那个犹豫着举手叫嚷的那个人，就是知识份子。英国演员理查德·伯顿扮演这个人，这部电影也是这位演员的最后一部电影。他在里面的表演十分精彩，把一个知识份子面对强势的懦弱，坚信真理时的顽强，直视恐惧时的迷惘与崩溃。给他演得丝丝入扣，扣人心弦。而在他受难开始的个片段，值得有着自己坚信的真理的各位，细细去研究。如果说耶稣受难的过程是对众生的成全；那么，在历史上各个朝代知识份子的受难过程，只是对掌权者的成全。因为到最后他们什么也不是。
　　影片里的那个国家正是在建成的初期，所以才有着与当权者不同意见的知识份子。电影里有着一种无处不在的屏幕，这种屏幕可以放广播，也可以看演讲。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也可以收录声音和影像。这种屏幕的无处不在，监视也无处不在。这个国家里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根本没有自由可说。屏幕里不放演讲直播时，就是‘老大哥’的头像，‘老大哥’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帅。在这个国家里也规定了，所谓的‘爱’，只能是对集体和‘老大哥’的爱。其它的爱都是罪恶。国家里也设下了‘思想警察’这个职业，专门捉犯下这种罪行的人。而‘思想警察’并不会等那些心里有些想法的人自己去犯错，他们会设下陷阱让这些人自己上钩。由于在人民间不可以存在对‘爱情’与‘亲情’的爱，而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家庭也形同虚设。而接受着‘新社会’教育成大的儿童与他们的父辈，在这种情形下成了水火不容的敌人。这些儿童们唱着‘新社会’的歌曲，充当着‘思想警察’的角色，在家里监视着父辈的一举一动。
　　在这种难以喘息的体制里，把‘自由’这一个观念束缚到了极限，或许那些在这个体制里长大的儿童们会习惯。但已在另个体制里形成了‘自由’观念的老一辈人，却是不知所终，惶惶然难以渡日。电影男女主角的偷情，放在现在来说根本就跟买白菜那般平常；但在这个体制里，他们的性爱场面却让人感到另类的刺激。男主角在他的日记本里写下：“现在的自由，就是可以自由的认为二加二等于四这种已经成了公论的道理。”不是这样的，自他与朱丽亚的爱情事发，给思想警察拷问时；他的错误正是，坚信看到的就是真理。而思想警察一而再，再而三举起四只手指问他是多少时，他一直都答四。直至他意识模糊神智不清，微笑着答“不知道”时，才给他减刑。他下了刑台，思想警察拉着他到镜子前看那个给刑具折磨得不成形的自己时，问他：“是谁把你搞成这样？”这位固执的知识份子指着思想警察大喊：“是你们！是你们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噢，他还没想通。在另一次面对最恐惧事实的刑罚时，他开始否认了，否认了自己认为的一切。在掌权者的窍笑声中，知识份子尊严扫地，一无是处。
　　男主角在给释放了后，坐着在酒馆里听里广播里自己的认罪书。用手指在桌上写下二加二等于，迟迟不敢写下答案。抬头泪流满脸。
　　那位男主角的受难过程，正是我们父辈在文革里所受的一切。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文革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产品？不是的，往前点，可以看到清朝的文字狱。再往前点，可以看到明朝东西厂对民间言论的监视。自秦王的焚书坑儒开始，刚坐稳皇位不久的统帅第一个想收拾的人，就是这些知识份子，杀一儆百，看谁还敢叽叽歪歪。如老子李耳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在掌权者的眼中，百姓只是他的供品。而有着自己想法的知识份子，只有把他们的嘴封了，才可以好好的让下一代接受掌权者的思想。历史是最脏的文体，因为里面绝没有平民的受难史。
　　记住这部电影。把那一段受难的过程，化为文字，让它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