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电影这么有趣的历史就没有人关心呢？

　　[这个贴子最后由烦糕在 2004/06/11 10:42pm 第 1 次编辑]
　　
　　还是前两天的帖子，看没什么人感兴趣就改了个名字：）还是那句话，别嫌长，怎么都那么浮躁，好好看看电影的历史没什么坏处！！
　　看到了萧狼的帖子忽然想到原来从网上搜集到的这样一篇文章，很长，但都是关于电影的一些传奇故事，中间穿插了很多热爱电影，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和事，细细读来，让人感动。希望大家能耐下心来读一读。感谢文章作者孙建三先生。
　　
　　FILM为什么叫电影？
　　1926年，陈裕光对孙明经讲∶二十世纪之内一定不要对外边讲出去！二十一世纪开始时，献给一切对电影有兴趣的中华同胞————作者：孙建三
　　在二十世纪中，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世界第一的电影观众大国！
　　就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一的电影观众大国中，七十年来，一直有一件很好玩的事----从1930年谷剑尘先生写了第一部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发达史稿》问世以来，在所有的<<中国电影史>>的专著中，在所有高校的<<中国电影史>>讲义、教材中，在所有高校讲<<中国电影史>>的教师中，没有一本书、一部讲义教材、一位教师能告诉读者、学生----FILM这个百分之百的舶来品，是那一年、是谁为它取了中国名字----电影，这个名字又是如何传播开去并被全民族----五分之一人类全体接受的，及如何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书中对应英文“ＦＩＬＭ”一词的专用中文标准名称的。
　　一、
　　电影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着非凡的内涵！
　　在今天的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每一天都会在最庄重的时刻、最庄重的地点、以最庄重的形式演唱或演奏一首电影歌曲。这个国家叫中国、这个民族叫中华民族，是人类的五分之一！
　　无论世界杯赛、世界锦标赛还是奥运大赛，只要中国选手拿了金牌，全人类就会一起来听这一首中国的电影歌曲！
　　1949年9月30日，当中华民族最杰出的精英们，在怀仁堂全体举手一致通过把这首1935创作的电影歌曲定为代国歌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自从1840年洋人用洋船、洋炮来打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苦难，死去了多少同胞！多少仁人志士为民族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生命！
　　当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当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可以做主人的时候，我们的民族选择了电影歌曲，让影电歌曲做为全民族的心声向全人类自豪的宣布----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今天的中国，至少有一半人不会忘记，我们的祖国曾是一个洋人卖洋货的大市场！吃的叫洋米、洋面，点的叫洋油、洋腊，抽的叫洋烟，穿的叫洋布褂子、洋袜子，用的叫洋瓷盘子、洋瓷碗，什么洋钉、洋车、洋灰、洋毛线....真是你能叫出名字来的东西无不加了一个“洋”字，连中国人自已设厂造出来的火柴都叫“洋火”！那年月，连海关关长都是洋人！可旧中国也有“东西”不加洋字的！电影便是一个！在什么“货”都是洋货当道的旧中国，同样有一样“货”在市场上是中国货当家，那就是电影！
　　二、
　　在中国，讲电影两个字就不能不讲陈裕光！
　　陈裕光是谁？他是一位桃李天下的学者、教师、教育家、科学家、和非凡的爱国者。他还是中国电影高等教育最早的昌导者、推行者与领导者。FILM在中国会叫电影，这个叫法会在中国被全民族接受，他是一个最重要和影响力最大的肯首者、传播者。
　　陈裕光1911年入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1916年毕业，保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有机化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他学业的精彩和人品的出众，受到当时中国教育总长（后来兼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源濂先生的高度评价，范源濂以中国教育总长和北京高级师范校长双重身份，于1921年预聘他为不久将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系系主任。1922年陈裕光学成归国到任。1924年范源濂辞去校长职，陈裕光任代校长职主持北师大校务。1927年开始任南京金陵大学校长，在位二十四年，为中国高教史中，任校长职时间最长的一位。1932年，中国化学会成立，被选为首任会长，并连任二、三、四届会长。
　　他在美攻博期间，亲历洋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与侮辱（包括当时美国电影中对中国人的丑化），他奋而发愿---要一生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从此立誓永不穿西装，在正式场合只穿中式长袍马褂。当时写有诗句∶“热血横飞恨满腔，汉儿发愿建新邦”。在他后来做北师大代校长和金陵大学校长的几十年中，此句一直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
　　陈裕光少年时代家中有一常客，比自己父亲年少，比自己年长，名叫孙熹圣，是中华基督教会的创始人之一（陈裕光的父亲是中华基督教会的长年资助人与基督教忠实信徒），孙熹圣是当时著名的神学教授，他在神学之外，一生研究一个学问----在历史上做了很长时间人类文明排头兵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了落伍者，并最终成了列强的糕饼。
　　陈裕光和孙熹圣虽不是同龄人，却一直是要好的朋友。
　　后来，陈裕光做了北师大代校长时会提出∶“电影是教育利器”，并号召北师大师生“不要称FILM为‘影戏’要叫‘电影’”，及做了金大校长之后，会在金大推行并昌导电影教育，1930年会批准金大建立电影教育委员会，而且进一步在1936年率全国之先，在金陵大学建立电影部开办电影与播音教育专业，并聘任孙熹圣之子孙明经为电影部负责人。追其发端，便是始于他与孙熹圣的多年交往。
　　
　　三、
　　讲到电影在中国的故事，当然不能不讲电影是如何传人中国的。
　　最早把电影带进中国的有四种不同职业的洋人，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目的----他们分别是教师、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本文仅说传教士和教师这一路。
　　1896和97年，后来被全世界公认为电影发明者，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先后派了几批人到美国去拍摄和放映电影（当时美国的爱迪生己经为电影的发明，和后来的广泛传播做了很多贡献和重要工作）。1896年春天，那时世界上还没有电影院，有一位受卢氏兄弟派遣带着电影机和胶片的法国人，下了船之后，在大街上意外的碰到了一位法国老乡，这位老乡是一位传教士。传教士把带着电影机的人带回了自己的教堂，用面包、红酒和香肠招待了他。为了答谢，当天晚上这个人把自己带去的电影片，全部放映给传教士看。“银幕”就是教堂的墙，当时教会的女佣人正好也在场，她也是一位法国移民，当这位忠实的女信徒，亲眼看到巴黎的景色出现在教堂墙上时，她惊呆了！
　　电影放完之后，女佣人飞快的跑出了教堂，她敲开了一家又一家法国移民的家门，她对每一个开门的法国老乡神秘的说着同样的活∶“今晚基督显圣了！教堂的墙上出现了巴黎的大街、房子，还有人和马车，所有的人都是活生生的！”
　　当天晚上近百个法国移民涌向了教堂，他们要求传教士证实女佣人的话。放片人看到这情景一下兴奋起来，他对挤满了小教堂的同乡说∶“真的，当然是真的，只要大家愿意，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
　　这一下，近百个法国移民真的一起在教堂的墙上看到了巴黎！
　　从此，四面八方的人涌向这座小小的教堂，连那些不信基督的人们也涌来了！
　　十九世纪，从欧洲越过大西洋到美国的航行，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平均每四十条越洋船就有一船人葬身海底，只有那些最不安定的人才有胆量和活力冒死越洋。一百多年过去，全世界最不安定的人们都涌向了美国！而美国要发展，安定是社会发展的“首要需求”！用什么来规范这些全世界最不安定的人？只有三种办法。一是法律、二是教育、三是宗教。因此，制法普法、兴教普教、加强教会职能，成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生活的三大重头戏。
　　在这三大重头戏中，如何让所有的人都会在星期天走进教堂，是让教会领导层最感困难头痛的事！
　　法国人带来的FILM在教堂一放映，就会使人们潮水一样涌向教堂！美国教会和美国政治家比美国商人、美国教师、美国艺术家都敏感得多的发现了FILM　把人们引向教堂的伟大能力。因此，在美国教会中，当时把FILM称之为∶“十九世纪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美国教会开始购置电影机。在当时，拍摄、冲洗、放映是用同一架机器进行的，教会最初购机的目的，是在教堂中放映，以此吸引那些平时不到教堂中来的人。可机器购进后，传教士们很快发现，这种机器还可以把不论什么都拍进去，于是有人尝试拍自己的教堂、拍教徒们的活动、拍异地的教堂。这些影片一但在教堂中放映，立刻引发轰动效果，不仅做礼拜的人多了，捐钱的人也多了。
　　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教会出于他们自身发展的需求，逐步派了越来越多的神职人员到中国来开劈“市场”。这些人懂西方医术、算术、气像等自然科学知识，他们最初开劈“市场”的手段是为没钱看病的中国人看病、为那些难于调解的土地纠纷（例如兄弟分家时对父辈土地的划分）精确测量土地、为苦于不知天气变化的农民、鱼民较准确的预报天气，及教授西方的算术方法等等。因此，那一时期来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多数都身兼或教师、或医生、或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一边建教堂的同时，还建学校、建医院、建一些工场和农场。
　　北京的燕京、南京的金陵、山东的齐鲁、四川的华西等一批大学，就是这些美国传教士建起来的。如何评价这些美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做为，不是本文要做的事，说这些只是交待一些背景，为以后年轻的学者留一点可以发挥兴趣的线索。
　　十九世纪下半叶（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山东省登州建起了一所小学，1884年该校创办大学部，定名叫登州文汇馆（1902年与青州神学院、济南医学院合办为山东基督教大学，1908年定名为齐鲁大学）。第一届大学生中有一位名叫孙熹圣的青年，学习最为克苦勤奋，成绩最好，最得传教士的喜爱，在教学和校务等方面把他当做“助教”和助手。
　　1899年美国三教会---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分别各把一架电影机、总计三架电影机、若干影片节目和生片运到中国来，其中有一架电影机和若干影片节目及若干生片送到了登州文汇馆。还有一架分配到了于1888年创办的南京汇文书院（后来汇文书院和基督书院、益智书院三院合并为南京金陵大学）。这些电影机在中国的美国教会所属教堂及教会学校（大学、中学、小学）中放映之后，每次放映都引起强烈反应。来做礼拜的人和希望进教会大学、中学求学的中国学生也大大增多。美国教会在送来电影机时，对在华传教士有交待，让他们把自己的教堂、教民活动及学校都拍一些镜头送回美国，以便在美国各地教区中广泛交流放映，以推动教会在全美各地筹积捐款工作。
　　当美国传教士收到电影机和胶片时，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叫来了孙熹圣做助手，邦着自己摆弄。当终于把电影机里的东西“放”出来照在白墙上时，传教士和他的学生都惊呆了！这一次“放”电影的过程中，孙熹圣成了这位传教士的助手，这应该算中国电影史中的第一位放映助理。当时美国教会称电影为CIＮEMA，而不是FILM。
　　在惊呆之后，当传教士决定要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西里马”时，传教士犯了愁，怎么对大家讲呢，如果对众人讲要让大家看“西里马”，听的人一定不知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要让他们看什么东西，会来看的人一定很少。于是传教士和他的得意学生孙熹圣商量，必须给“西里马”起一个中国名字，让中国民众听了这个名字便会了解要看的是什么东西。当时正好有一个演滦州皮影戏的班子在当地演出，孙熹圣联想到“西里马”和皮影戏都是让人看影子的，而“西里马”是把影子照到墙上让人看到的，于是对老师讲∶“叫‘墙影戏’吧。”他把这三个字的中文意思给老师讲明白之后，传教士摇了摇头，他看过皮影戏，他说∶“我们看到的影的确是在墙上，可并没有戏呀，这不是戏，一切都是真的东西，真的教堂，真的牧师，真的教民，真的屋，真的马车，真的人，它和皮影戏完全不同，皮影戏是在演戏，而CINEMA是科学。你看，这些机器用的原理是机械学，而光源的产生用的是电学。这里，是把机械能转变成电能再转变成光能，然后，再把FILM上的像通过镜头变成影像，投射到墙上。你说，我们在墙上看到的是什么？完全没有戏，你能不能用两个或三个，最多四五个中国字来描述我们在墙上看到了什么？”
　　孙熹圣认真的想了又想，最后脱口而出∶“叫‘电能造活动影’！我们在墙上看到的是电能造成的活动的影像呀！”
　　传教士终于听懂了这六个汉字的意思后说∶“这个意思很好，要是能简化一些就更好了，有没有办法保留这个意思，而又让字数减少一些呢？”
　　就这样从“电能造活动影”减成了“电活动影”、“电造活影”，进一步又减成了“电造影”和“电活影”。
　　传教士感到这样很好，他又想了想之后说∶“也许两个字更好，这样音节简单，好说，好记，能不能试一试？”
　　两个三字词，都去了中间的一个字，便都成了“电影”！孙熹圣很兴奋，他看着老师，等着老师对他肯首。终于，老师说了∶“现在先这样，你现在到门口去打锣，告诉大家这里有一种上帝赐给我们的新东西，这东西过去地球上没有，中国没有、美国没有、欧洲也没有。对大家说这东西叫‘电影’，当大家看完之后，问一问大家，对‘电影’这个中文名字能不能听懂？”
　　这是“电影”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开始！那一天的放映十分成功，看的人都兴奋极了，于是传教士和他的学生们从此把CIＮＥＭＡ叫做电影！
　　后来这位传教士用这架机器拍摄了他的教堂、他的学校、他居住的房子。在他开始拍摄时，和他开始放映一样，孙熹圣成了他的助手，也许这该算中国电影史中的第一位‘摄助’吧。
　　孙熹圣对他的儿子讲述过那第一次拍摄的经历∶“我邦老师把机器在教堂的外边架好，看着教堂，再看电影机，心里在想　，那么大的房子，怎么能钻进这么小的机器里边去，而且还可以再‘放’出来！科学实在是太奇妙了！老师望着我很和善的笑了，他对我说∶‘我们现在只要把这个摇柄摇几圈，我们的教堂就会钻到机器里边，留在FILＭ　上了。孙，要不要和我一起来摇这个柄？’我伸过手去握住了那柄，老师的手很大，他握住了我的手，他数了一、二、三，并说了一句‘开始’，于是我们一起摇那摇柄，一圈、两圈、三圈，一共摇了六圈。”
　　后来传教士让孙熹圣操机，把他站在教堂门口拍摄下来，还让孙熹圣拍摄了他与学生们的镜头。此时是1899年，这应该是中国电影史中，中国人拍电影的开始。
　　不久，山东义和团运动兴起，外国传教士纷纷躲藏或离去，这一架电影机的故事，到此也就划一个句号。
　　另外两架电影机的命运，孙明经先生根椐自已的恩师魏学仁的指示，在他1930年开始收集的有关中国电影史的史料中，只找到一架的下落。就是送到了汇文书院的那一架。
　　当这架机器送到汇文书院时，院长美国人师图尔，对这架电影机不感兴趣，将它交给学生们做为课外的一种娱乐游戏用具，并未设专人管理。当时汇文书院除国文一科会用中文讲课外，其它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学生学业负担奇重，除白天上课外，每日早晚还有早课晚课，周日全体师生还必须在教堂中做礼拜。学生可用来娱乐的时间只有周末的晚上。因此，周末晚上才有对此感兴趣的少数学生摆弄电影机玩。后来这架机器随着汇文书院的发展，学生人数增多，周末有兴趣玩此“玩物”的学生渐多，慢慢在汇文书院“周末西尼马”成了一项每周必有的玩事。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之后由于没有专人管理，机器坏了，也无人修理。那时全中国都找不到一个会修电影机的人。汇文书院那刚刚热闹起来为“周末西尼马”也就从此没了下文。
　　孙熹圣于1903年来到南京，除做牧师外，也在汇文书院、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客座讲神学课，他从自已老师那里承接了一种思想----上帝只邦助那些努力勤奋肯于进取的人，和人类的进步发展只能依靠科学的推动。
　　做了几千年人类文明排头兵的中华民族，有着勤劳进取的传统，为人类的文明做出过很多很多的科学发明，中国却从一个先进发达的国家沦为落后得成了列强的糕饼、成了“东亚病夫”的国家。此时的孙熹圣认为----“一定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什么时候中国的科学发展链条出现了断环！”中国为什么会变得落后，就是因为出现了这个断环！他用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在书海、史籍、文物中寻找这个断环，但他终生也没有找到这个断环。后来英国学者李约瑟走上了同样的路，他同样没有找到那个断环，他把自已的寻找记录编成了一部巨著《中国科技史》。
　　孙熹圣在汇文书院意外的发现了那一架早已坏了的电影机，这让他十分高兴，而且他在找到电影机的同时，还找到了一些影片节目。
　　　　事有凑巧，当时在南京的三所教会办的书院都有一些理化仪器出了毛病，于是三所书院共同从美国请来一位专门修理仪器的技师，来南京修理这些仪器。这位技师和孙熹圣差不多同时来到汇文书院，二人相见，孙熹圣喜出望外，请技师邦助修理电影机。当时的电影机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叫主机。这一部份在拍摄时独立使用。洗片时加第二部分联合使用，这部分叫药槽。第三部分叫光源发生机，放映时和主机联合使用，产生束状光源，光束投向打开后盖的主机，经过胶片，再通过镜头把影像投到幕上。第四部分叫电能发生机（发电机），在放映时产生电能，供光源机产生光源。
　　　　其实，这架机器　仅是光源机出了毛病，不能产生光源，经技师简单修理后，就可使用。
　　当时汇文、益智、基督三书院由于均是教会学校，因此，神学不仅是必修课，而且是主课，凡神学不及格的学生不仅不能升级，而且还会受到处分。孙熹圣之前，此课一直由美国神职人员任教，由于民族差异，所讲课程学生多觉乏味，学生听课十分吃力，被学生列为不爱学的课程。孙熹圣客座时，正赶上电影机修好。由于自己亲历过第一次看到电影的兴奋，他决定在神学课上放映电影。每次上课，先放几卷电影片，那时的电影机，片盒很小，只能装几十英尺片子，每秒摇十八格，一卷片子只能放映五十五秒。每次上课之始，虽然只放了几分钟电影，但学生个个情绪兴奋，他借着大家的兴奋劲儿，从《圣经》故事开始，转而进入教义，讲课生动，为学生所欢迎。自孙熹圣到汇文书院客座，神学课从原来的只用英语讲授，改为中英双语讲授，而且，对CINEMA的称呼，从用洋文拼音也改成了用中文叫“电影”。
　　对于全世界的教会来讲，生存、发展第一位的事就是募集捐款。孙熹圣到南京的教会任职后，把自己老师用电影募捐的方法带到了南京。
　　他尝试把电影机带到可能大笔捐款的人家中放映，收到极好的效果。本文开始处讲到孙熹圣常到陈裕光家做客，其实他第一次登门的目的就是募捐。陈裕光的父亲原是一位手艺高超的木匠，他十九世纪末，初到南京时，正赶上美国几家教会在南京兴建教堂、学校、医院，他不仅能干，而且有心计智慧。勇于承包工程，干得又快又好，而且要价低，很快成为南京著名建筑承包商。他是极真诚的基督徒，是一位对教会长年出资捐献的人。孙熹圣把电影机带到陈家放映时，陈裕光还是小学生（他1905年入汇文书院附中成美馆，1911年中学毕业入金陵大学化学系）。在1905年之前，能在自己家中看到电影、并学会放电影的小学生，陈裕光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人。了解了这一层，对于陈裕光后来在做北师大代校长时会建议全校师生称FILM为‘电影’，会于1923年在北师大称∶“‘电影’是教育之利器”，1927年做了金大校长之后，会提倡、推动、创建电影的高等教育，就不为怪了。
　　从1948年至1952年，笔者家和陈裕光校长家往隔壁，两幢三层小洋楼之间并没有墙相隔，那时笔者还是孩子，经常跑到陈家去玩，他家门口有棵很大的枇杷树，我总爱偷偷上树去摘果子。我八岁的那一年（1948），有一天正当我爬到树上摘果子时被父亲发现，父亲在痛打我之后，带我到陈校长家去赔礼，那天陈校长心情很好，本来从小他就十分喜欢我，看见我被打大为不忍，一定留我们吃饭，饭间饭后又谈了很长时间，其中谈了很多和电影有关的内容。那一次谈话内容中有几样我至今记得----陈校长对我讲∶“我十岁就会放电影，还是你爷爷教我的呢。”“以前电影叫ＣIＮEＭA，是你爷爷教我叫‘电影’的┅”
　　孙熹圣没有严格按美国教会的要求在书院讲神学课，而且讲课中大量使用中文和自编教材，因此和院方发生不快，时间不长就辞去在书院的客座职。他人虽离开书院，但，“电影”两个字却留在了书院，而且引发了很多学生对周末“放电影玩”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汇文书院中的“周末电影”活动一直延续到1910年三书院合并后成立的金陵大学。而且电影机和胶片一直是由学生管理的。
　　1911年，金大来了两个新学生，一个是陈裕光，入化学系。另一个叫陶行知，入博学馆。陈裕光从十岁就会放电影，而且就是用的这架机器。陶行知入学后很快就对这架机器发生了强烈兴趣（1926年陶行知从美学成归国后，长年积极运用电影推动民众教育，坚持用“电影”称FILM，学生时代的校园电影活动是为起点）。于是二人常常会在周末相会在电影机前。当时的影片基本上来自美国教会，内容多是美国各地的传教士们，用自己手里的机器拍的各地教堂及教事活动和各地风光。也有部分爱迪生摄制的影片和法国人摄制的欧洲影片。这些影片的来路主要是教会的流通。
　　1911----1912年，从美国运来金大一些新的影片，内容是密西西比河的洪水和如何人工植树造林，还有美国新移民如何开垦土地、砍伐森林等。这些影片内容新鲜，令人大开眼界，使陈裕光和陶行知大为兴奋。于是原来只在周未放映的“周末电影”，在周末以外的时间也有放映，每周次数不定。从而被陈裕光称为“校园电影”。
　　
　　四、
　　说到中国的“校园电影”和“中国高等电影教育”的由来，及“电影”一词在中国的传播就不能不说郭凤仁与裴义礼。
　　十九世纪美国移民渐多，大兴土木，大建铁路，大面积开垦农田。对木材的需求巨增，结果造成大量砍伐森林。近河大面积森林的消失，引发水土流失。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江河洪水频发。美国的农、林、气像、水利专家共同研究发现，频发洪水的原因是近河森林大量减少造成的。于是制定国策---一、对国内森林大幅度减伐和对近河森林禁伐，并开始大量进口木材。二、开展全民植树造林活动。
　　美国建国之初，制定有国策，把适合居住与农牧的土地划成很多很多小方块。新来移民每家分到一块，或农或牧。这样造成两个后果---一、在广大农牧区中，以户为单位居民居住分散，少有居民集中居住的村庄，每一家庭自居一片土地之上。每一家庭与家庭之间相距数英里之遥。二、由于居住分散，对这些新移民的管理教育带来难度。
　　当二十世纪之初，美国订国策要大力种树保持水土时，怎样对分布在广大农牧区中，又居住十分分散的新移民们进行改良农作、植树造林的教育呢？当时还有一个问题，新移民来自世界各地，常常一个区域中虽只有几十户居民，却可能使用十几种语言。美国当时要在广大农牧区中推广植树造林和新农牧技术，根本不可能派出批量能使用十几种语言的推广人员。它需要一种不借助语言、文字，又可重复使用的手段，此时，唯有电影可以在此担当重任了。
　　二十世纪之初，美国正在推广新棉种植，这种棉花不仅高产，而且纤维长，适合大工厂机械化纺纱织布。此项工作由植棉专家负责，其中一人的中文名叫郭凤仁。郭凤仁由儿童看了牛仔片后，个个要家长买牛仔服受到启发，而把种植新棉的方法及操作用电影拍下来，放给农民看。农民一看电影不用多少讲解，马上学会种新棉。于是推广新棉种植人员带着电影去推广，走到那里放到那里，农民不论来自何方，操什么语言，都能一目了然。自此，二十世纪开始，美国大面积推广新种棉取得巨大成功。
　　用电影教农民种棉的成功经验，为美国推广植树造林的官员采用。于是拍摄了为数不少的教人如何植树造林的影片，由推广人员在全国放映教人植树，收到极大成效。
　　裴义礼1890年来中国（当时三十岁），中国知识界中有人称他----学贯中西，业通文理。来华之初，就职于苏州的长老会，时为雅片战争之后，雅片大面积为害中国，心地善良的裴义礼先生见烟民之苦难，认为西方强国向中国输入雅片有孛于基督精神，奋而发起成立拒毒会，大声疾呼宣传拒毒。他的行为为西方来华洋人中与雅片利益相关者不满，而自己这样做又未得到教会支持，他一气之下离开苏州教会北上寻职。他的义举为中国知识界所敬佩，不少中国人办的机构向他发出邀请。后来他接受了地处北京的京师大学堂的邀请任师范馆英文教习。任教同时，他开始对中国古文化发生兴趣，并对中国古代文明大为赞美，对中国的感情愈深。
　　当时正值庚子之战不久，洋人逼我大举赔款，政府腐败水利失修，连年水灾不断，北京城里到处可见灾民乞丐，悲惨之状令人不忍。对此，他认真研究提出“减少灾民根本之法在改良农林。赈济灾民之最隹方法不是施舍，而是以工代赈，组织灾民大兴植树造林。”
　　他虽是一个天才的讲演、游说专家，在他奔走呼号之时，也许由于文化的差异，在中国听众面前，也常常有力不从心难于吸引对方之时。他在心底渴望一种可以邦他吸引听众的利器。
　　一次他到教堂演讲，为灾民筹款募捐，正好一位美籍牧师从美国带来FILM，内容是美国的教堂、教民活动和信徒募捐等。FILM在教堂中一放，会众群情热烈，那天募捐之多让他大出所料。他向牧师借了FILM带回师范馆放给学生看，反响热烈。他有感而叹∶“此为唤发人心良知之利器！”
　　1910年，南京三家教会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系科及学生都有增加，急缺高等数学教授，于是急邀裴义礼到金陵大学任数学教授救急。他到金大当月就发现“此处居然也有许多‘FLIM’，还有一套完好的机器可用”。
　　他刚到金陵大学不久，我国北方天灾重发，遍地灾民，大量北方灾民南下涌入南京，他于教书之余，通过金大学生中富家子弟，联络游说江苏、安徽两省名门士绅募捐集资发起组织，赈济灾民。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北方天灾人祸　并发　，裴义礼北上以京师优级师范为据点专事救灾，承办以工代赈工作。第二年，从美国运到金陵大学几本内容为美国推广植树和纪录水灾、毁林的影片。此时裴义礼专长赈灾的美名已远播四方。革命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张謇、唐绍义、伍廷芳、熊希龄、宋教仁、蔡元培、施肇基等或招见，或至函，与之商讨赈灾良方。裴义礼提出∶“减灾之本在改良农作与植树造林，赈灾之本在以工代赈使灾民种树。”为向领导人说明植树之利，与失树之害。他把金陵大学的那架电影机借来，把纪录砍伐森林的FILM、纪录洪水的FILM和种树的FILM、连在一起放给领导人看，收到极好的效果。效果有二∶一是上述各位联合三十位中华贤士联名具书，并人人解囊资助，二是在南京紫金山下批给官荒4000亩，供裴义礼率领灾民垦荒种植苗圃，为大规模造林建立苗木供应基地。
　　1913年（一说1912年），裴义礼放FILM给黄兴等人看。看片毕，黄兴问∶“FILM中文叫什么？”在场有人回答（另一说为裴义礼回答）∶“上海、北平的新闻纸（报纸）上都叫影戏，南京有位学者叫孙熹圣的把它叫‘电影’。”
　　黄兴听后说∶“FILM应该有一个中国名字，‘电影’两个字是中国人自已起的，我觉得合适，我建议从今以后再别叫FILM就叫电影大家说好不好！”
　　后来1921（一说1922）年陈立夫讲过∶“我赞成黄兴的提议，还是叫电影对。”
　　裴义礼此举受到当时中国知识界广泛好评，各地纷纷发出邀请请他到当地主持赈灾工作。他深感自己分身无术，觉得应当建立专门机构培养造就可指导灾民垦荒植树发展农作的专门人才。于是于1914年在南京金陵大学创办农科，1915年增设林科。1916年农林二科合并成立农林科，裴义礼为科长。为更好的在全中国推动植树造林，裴义礼于同年上书当时的农商总长张謇请订清明为全国植树节。此请被准，延用至今，此为中国植树节的由来。
　　一次世界大战暴发之后，为忙欧战，列强各国无力东顾。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上海中国人开设纱厂布厂频频开工。
　　但当时中国本土生产的棉花由于纤维短等品质缺点，根本无法用于大规模的机械生产。上海中国人开了很多纱厂，却不得不远涉重洋从国外进口外国良种棉花。这样做不仅加大生产成本，而且对于当时席卷全国的国货运动有孛。有识之士更看得远一步――中国自已不能生产良种棉花，一但洋人断我洋棉来路，刚刚兴起的中国棉纺工业只有死路一条。１９17年，洋人已开始对中商购棉做出提价之举。这一信号，在引发中国棉纺行业恐慌的同时，也加速了中国民族资本，在国内就近、大面积、快速发展良种棉种植的步伐。
　　但，当时的中国，一无棉花良种育种基地，二无人懂良种棉花种植技术，三无大面积推广种植必须的专门推广队伍。针对于此，于是上海纱厂联合会（一说联谊会）出资请金陵大学农林科研究在长江以北建立大面积良种棉供应基地的方法。
　　金大农林科于是于1918年请美国优良棉花推广专家郭凤仁来华用些专款主持这项工作。
　　郭凤仁教授是当时美国此领域中成就显著的学者。是在美国用电影推广种植良种棉花的昌导者与实施者。在良棉推广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从美国带来“阿克拉”、“屈里斯”两个优良棉种和在美推广植棉的电影。到任后，金陵大学农林科配备三位高年级学生---周明懿、邵仲香、章元玮为其担任助手开展推广的筹备工作。他不仅带来了知识、经验、良种、影片，还带来了电影摄影机、放映机和冲洗机。此时的电影机己不是一机三用，而是摄、洗、放分三机各司其职了。
　　郭凤仁来华后，一边进行考察，一边教三位助手植棉技术，一边教三位助手放映电影和拍摄、洗片技术。他不仅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而且在他教三助手学电影时，也正式使用了中文“电影”一词。
　　开始考察后，他发现从美国带来的影片并不适合中国长江南北植棉区实情，于是决定让这三位助手自己动手，他只站在一边动口不动手的拍了一部教中国棉农如何种植“阿克拉”和“屈里斯”的影片。拍摄时由周明懿扮演棉农操作，邵仲香、章元玮二人操机摄制。
　　影片拍成又教三助手冲洗剪接成片。此片在棉区一放，所到之处皆成盛事，方园几十里农民结伴而来，农民一看此片，种植新棉各项环节一目了然。从1919至1922仅三年时间，大江南北安徽、江苏原有植棉地区全部改种新棉成功。可以大量供应上海民族棉纺工业。外国棉商看到中国己有大规模生产良种棉的能力，再也不敢对华输棉提价。
　　今日的我国对外贸易中，每年出口三百多亿美元的纺织品。这一巨大出口优势，对今天我国经济至关重要。旧时中国，处在列强糕饼的地位里，在外国纺织品大量倾销我国的大环境中，能发展起很大规模的棉纺工业，基础在于我国能自己生产优质棉花。而旧中国的落后农业，能在1919至1922年短短三年时间中，建起良种棉相当规模的供应基地，那部由三位中国学农林的大学生，在老师指导下摄制成的影片是功不可没的！
　　一九八三年，孙明经先生在指导笔者做《中国电影教育史》、《中国电影电视科技与艺术史》、《中国电影经济史》研究时，对于此片做过如下评价∶“从十九世纪之末，中国人开始学习拍电影以来至1949年，我们己经拍摄过的影片，数量可观。但没有一部影片在中国近代史中发挥过的作用可以和这部影片相比较。当时的中国被众多西方工业强国挤压，洋货潮水一样涌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居然能发展起自己的纺织工业，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个奇迹的创造中，这部电影所发挥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它在旧中国电影史中的地位，是任何一部电影无法相比的。”
　　
　　五、
　　陈裕光与中国高等电影教育及“电影”一词在中国的传播
　　陈裕光在美国学习时成绩的优秀，他在旅美中国留学生中独树一帜，任何场合从不穿西服只穿长袍马挂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和他人品出众的表现，引起当时赴美考察的中国教育总长范源濂的重视。于是预聘为不久将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系主任。
　　1922年，陈裕光得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主任，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干事，同时担任校评议会主席。校外参加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育改进运动和科普工作。
　　在美攻博期间，正逢美国开始发展利用电影推动教学，大公司和各著名大学合作摄制教学电影。陈裕光对于用电影教学发生浓厚兴趣。一个化学实验拍成电影，不仅可以反复放映观看，那时的放映机为手摇驱动，快放、慢放、正放、倒放，由操机人随心所欲。可把实验内容、过程看得明白透彻。因此，对于电影用于教育有切肤之感。
　　回国上任，途经南京，除回家探望老人弟妹亲友之外，少不了回母校金陵大学探望老师同学。谈起在美感受，除深恶洋人对华人的岐视之外，说得多的便是美国大、中、小学中刚刚出现的，在教室中放映电影以助学生学习这件事。
　　讲到电影与教学，金大师生告诉他，农林科三学生自拍电影教农民种棉的故事，当即引起他巨大兴趣。不仅当天找到这影片放映观看，而且请求一定要借给他带到北京高师一用。
　　范源濂当时不仅是教育总长，而且兼任北师大校长。陈裕光到任不久，范源濂辞去校长职，校务由校评议会代管。由于陈裕光任校评议会主席，故公推他为代校长。他在北师大任职、任教期间做了很多事，其中一件是主持编译了柯威和史罗荪的《科学与世界改造》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他接受“科学救国论”和“教育救国论”，大力呼唤发展科学与教育。在策划编译《科学与世界改造》之初，将自己从金大农林科长美籍教授芮思娄处借来的放映机和一批影片，在《科学与世界改造》一书的编前会上放映。他快放、慢放、正放、倒放，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他借此举例，阐述电影这种科学技术发明和成果，在美国教育中的运用，在美国农、牧、林业发展中的运用。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大学中表达把电影理解为一种科技行为成果和教育利器的学者。
　　此时是1922---23年，当时北平街市和报纸上，人称电影为影戏。陈裕光不仅在放映时和放映后都把它叫电影，而且建议说∶“这里边哪里有戏？只有科学、电和影。它不是戏，而是科学、是教育的利器。我建议，自今日始，北师大的师生，言FILM时称此为电影，这是一个符合科学和教育学原理的称呼。”
　　当时蔡元培弟子中，热衷教育改进的活动分子经常借用北师大校舍举办活动，一次改进活动分子们要在北师大开会（陈裕光本人就是教育改进活动的重要分子），会前招集人听说陈裕光手中有科学内容的　FILM　，于是恳请陈裕光在改进活动分子开会时放给大家看。那天开会尹始，招集人宣布∶“今天开会有特别助兴节目，陈裕光博士将为各位演映科学影戏！”陈裕光在放映完毕后问与会者∶“刚才大家看到什么‘　戏’？”与会者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回答。陈裕光讲∶“没有戏！这不是戏！FILM　是一种科学成果，更是教育之利器，有一个中文名字很好，叫‘电影’，我建议今后我们热衷中华教育改进的同仁们用‘电影’一词来称呼FILM　而不用影戏。”
　　1922----23年，正是中国有识之士群起呼号“教育救国”最热烈的时期。而此时，正值原来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升格而独立的优级师范学堂再跳龙门，正式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之时。（1922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除范源廉等七人为委员外，还专设两名干事，陈裕光是两干事之一。）讲教育救国，当然教师为本，北师大此时为中华大地上，制造教师的最高机构！因此，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中国高教史中，由教育总长亲任校长的高校当时仅此一校）。特别在中国北方，毕业生分布很广，“电影”一词，随着北师大师生的口口相传，和他们的文章的传播，很快在长江以北地区和东三省传开。追时髦的记者和剧院老板们纷纷开始用“电影”代替影戏。由于北师大当时是中国最大的教师制造机构，北师大的师生把FILM叫“电影”，热衷中华教育改进的活动分子们又群起响应，当时北师大的教授们也在北京大学（原同为京师大学堂）、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讲学，也有助于“电影”一词在知识界的传播，所以，时间不长，中国知识界中很多人都接受了把“电影”当做FILM的中文标准称呼。
　　陈裕光在北师大任理化系主任时，正是“化学万能”和“物理万能论”之说在中国兴起之时，他考察北平、天津等地中学物理、化学课程，见到各中学虽在大力发展物理、化学课，而各中学物理、化学实验条件却实在很差。他因此发起利用北师大、北大、清华、燕京的物理、化学课师资和实验室的条件，共同摄制一套供中学理化课程用的实验教育电影。此议刚出，赶上范源濂辞校长职，他代校长，校务种种忙得不可开交只好把此议放下。但他心中并没有忘记此议，在不久做了金大校长后，建电影教育委员会、建教育电影部、建电影与播音专修科和电影与播音部，大力推动电影教育，大批量从美国引进教学电影的同时，组织教师大量摄制中国的教学用电影，极积推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建立与工作。1930年，在金大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的会上，他曾讲∶“利用电影于各科教学，这件事，我在北师大时就提议过，可惜当时陷入众多杂务而未能实施。”
　　1920年前后，电影放映在中国己开始形成市场，美国多家电影制片公司，纷纷输片来华开辟市场，或在上海建立驻华机构。当时各美国公司对FILM　一词的华语并无一致叫法。为在华共同利益，１９22年底美国几家电影公司在华代表商讨，在中国市场上，美国所有公司对ＦＩＬＭ　应有一个统一的，又为中国人乐于接受的中文名称，于是向南京金陵大学校长，美国人包文恳请邦助。包文于１８９７年来华，１９０７年始任宏育书院院长。他学博识广，精通中国国情，１９１０年宏育书院与汇文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即是他的建议。金大建校的首任校长就是包文。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家、科学家，更是一位当时在华洋人眼中的首席“中国通”。包文接到恳请后，他告诉美国在华各公司代表∶“中国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文明的古国，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不可能对中国有真正透彻的了解，要把一个百分之百的舶来品让全中国人都接受，给它取一个真正的中国名字是非常聪明的办法！因此，这个中国名字最好让中国人来取。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的重镇不是南京也不是上海，而是北平。现在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呼唤教育救国，中国政府刚刚在北平建立了专门的国立师范大学，该校与教会和外国的关系最少，可以讲是今天中国大地上最中国化的大学，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建议，我建议你们去问北京师范大的中国学者，在这件事上，千万不可以让外国人取名字，由其不可以让教会学校和外国学者做这件事，这就我对你们的忠告。”
　　美国各公司代表向包文请教怎样和北师大联系最好时，包文建议他们找陈裕光。陈裕光回答美国公司的话很简单∶“自1899年中国就有人开始称它为电影，现在在北京师范大学，大家也都叫它电影。”
　　美国各电影公司在华代表，一致商订，听从陈裕光的意见，今后在中国的一切商务交往中，统称FILM为“电影”。八大公司驻华机构于次年在上海成立“驻华外商影业公会筹备会”时，八大会员公司统统称自己为“电影公司”。美国公司的这一做法，在上海和长江以南广大地域产生影响。此时上海街市和报纸则多称FILM为“影戏”。另外，1919---21、22、23年间，一批中国时髦商人和留美归来学人，在上海为电影起中文名“影片”。（这是对美英文FILM一词的中文意译。194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大众传播组，呈报联教组织总部大众传播委员会，为联教组织工作文书专用“电影、播音术语标定中英对照表”中，吕锦瑷先生为FILM标定对应中文为∶“电影和胶片”。包括正片、负片、反转片、工作片、中间片、磁片、样片等。自1952年起，吕锦瑷先生为中央电影学校正式编写和审定的教材中，统一用电影和胶片两词对应FILM，从而使自1952年以后至今北京电影学院全部毕业生在电影一词之外用胶片一词对应FILM。）此一时期在上海成立的电影制片公司除挂牌“影戏公司”之外也纷纷挂牌称影片公司。如1921年施炳元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影戏研究社］，同年但杜宇、周展清等成立的［上海影戏公司］，1922年张石川、郑正秋等成立的［明星影片公司］。1924顾肯夫等成立的［中华影片公司］，同年钱化佛等成立的［崑仑影片公司］，同年张伟涛等成立的［大陆影片公司］，同年朱瘦菊等成立的［百合影片公司］等等。这一时期，英文FILM一词己广泛传入我国，在此之前，在华流行的电影洋文名称除CINEMA之外，还有MOVIE及MOVINGPICTURE。
　　后来，陈裕光对孙明经说起此事时，还讲了如下一件趣事∶“1923年底，全国掀起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运动，爱国学者中很多人倡导，为中国已能生产的原舶来品，今天己非洋货洋物的中国出产产品从洋名称改起中国名字（如‘洋火’改定为‘火柴’，‘洋瓷’改定为‘搪瓷’等）。上海几位爱国学者曾联名发起抵制使用‘电影　’一词称呼‘　影戏　’。为此，还专门至函给我，希望我能共同联署，发动全国知识界一起来抵制使用‘　电影　’一词。声明中讲，美国八大公司共同为‘　影戏’更名‘　电影　’，是对我中华民族的大不敬。我给他们回信，详细说明了原委。”从此，在华洋人及洋人办的教会大、中、小学及幼稚园中，及与洋人有关系的中国人，对FILM也都统称电影了。
　　陈裕光在北师大政绩、教绩辉煌，先后担任理化系主任、总务长、校评议会主席、代校长等要职。当时教育部长黄郛征求他的意见，准备聘他正式做北师大校长，可陈裕光的家人说什么也不肯北上（当时陈家经过多年努力，刚刚在南京平仓巷5号建成一座三层小楼，独门独院），金陵大学又一再请他回母校执教，不得已只好推辞不就北师大校长，而回南京到金陵大学任教。1926年任文理科长，1927年北伐军进南京，明令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任校长方可备案，于是包文辞职，请陈裕光任金陵大学校长。他在位24年，为中国高教史中任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
　　1928年，魏学仁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光学博士，归国回母校任金陵大学教务长并物理系教授。自1912年3月始，金大得到美国纽约州教育局和纽约大学承认，学士文凭由纽约大学校董会签发，金大在美国得到和美国其他大学相同的地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高等教育正在大发展中，教学水平提升很快，如何提高金陵大学教学水平及生源水准，使金大毕业生保持达到美国大学毕业生同等水平，成为陈裕光和魏学仁经常讨论的问题。多次商讨之后订出三个要点----一、大规模引进美国大学最新教学方法、手段。二、选定一批高水准中学，对这些中学的教师常年、多形式的给予邦助和培训。使全国一批著名中学成为金大高水准新生的供应基地。三、为提高金大科技教学水准，专门成立理学院，由魏学仁出任院长。
　　1926年，美国著名科学家柯达公司负责人，尹斯曼发明16毫米电影胶片，由于16毫米胶片和机器十分廉价，从而，使电影可以为大电影制片公司以外的任何个人和部门摄制与使用，为“学校电影”、“家庭电影”日后在全球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1927年，全世界暴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工厂、公司纷纷倒闭，国家税收大幅减少，各行各业步人险途，大量人员失业，欧美各国教育拨款大幅削减。
　　在16毫米电影发明过程中，尹斯曼高瞻远瞩，提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城市，每一天走进学校教室的人，一定会比走进电影院、照像馆的人多得多！因此，对学校的服务，提供一种可以为学校使用的FILM，由此，进一步大力发展适合学校使用的教育电影，是柯达公司能否兴旺的重要之举！”
　　经济危机开始后，美国全国教育经费大幅削减，全国学校中的各类物理、化学、生物、课程中的实验内容纷纷减去，这引起美国有识之士的极度恐慌。正在此时，尹斯曼的柯达公司正好推出各类理、化教育电影，每一个16毫米的教育电影考贝都十分便宜，却可以十次、百次、千次的放映！影片中的内容是全美最好的教师、最好的实验室、最好的实验设备做出的实验！影片中的每一个实验，都可以反复放映。这些教育电影在学校中实地使用，达到不用电影时根本达不到的教学效果！不仅解决了经费减少，也能让学生很好的“上”实验课的目的，而且教学效果超过以往用传统方法的效果。由此，教育电影在美国身处经济危机的1927、28、29三年中迅速发展。
　　电影大规模走进教室的另一个结果是，使美国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教育方法发生变革。全体美国的学生、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室里看着电影一天天长大成人，从而使美国人成为一个电影化的大群体，这是美国不可能不成为世界第一电影大国的基础！
　　1928年初，南京等四城市的大学生，在南京举办一次大学生英语演讲和辩论比赛。各大学选手出场时均西装革履，金陵大学选手不仅一色中式长袍布履，而且英语水平最高，比赛结果名列榜首，此事在当时中国的教育界中传为美谈，并引起主管教育的要人关注，委派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陈礼江、专员郭有守拜访金大校长陈裕光及理学院长魏学仁（英语演讲比赛中，金大理学院学生英语水平，超过其它大学英语系拔尖学生水平，引起教育专员关注。）听取有关高等教育的意见。陈、魏意见中有一项“应吸引美国大学用电影于教育的科学方法于我国教育中，应建立专门机构，广纳各方关怀教育的贤士，共同推进运用电影改造中国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这便是不久之后郭有守发起联名中国文化、教育、工商、政界要员等五十余人共同发起组织，于1932正式成立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之发端。陈礼江问∶“现在全国各地对FILM的中文名称并不统一，如在全国推行电影教育，以一位大学校长的立场，你认为在今后教育部文书中应以什么中文名称称FILM为好？”陈裕光和魏学仁同声答∶“就叫电影为好！”
　　1929年，柯达公司向海外输出教育电影，在上海建立销售16毫米教育电影、16毫米生胶片、16毫米摄影机，及洗印服务的机构。几个月的经营，效果不好。1930年春，金陵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主任，美国人唐美森教授，在上海遇到柯达公司销售教育电影的商人，向他推销影片。唐美森发现其中有化学实验影片，十分高兴，向商人借回南京请示魏学仁院长。魏院长当即到地下室的锅炉房（此处无窗关灯即黑屋）中放映，几位师生同往，大家叫好不绝。当天晚上魏学仁又到教室中放映，第二天上午又把教室挡黑放映。他问在场老师学生，片中内容是否明白，众师生异口同声∶“一目了然！”魏学仁当即向陈裕光报告此事，两人兴奋谈至夜深。商订由魏学仁牵头，在理学院建立金大的电影教育委员会。由魏学仁、裘家奎、戴安邦、吴汝麟、陈纳逊、范谦衷等十位当时学贯中西的著名教授共同组成，聘一位全校写字最好的，勤工俭学学生孙明经为书记员，专司开会记录和抄写文件。金陵大学由此，开全国之先，开始批量引进、译制、流通发行、自行摄制教育电影，建立专业、设置部门、开设课程，并在教育部申请正式开办电影教育立案成功。
　　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定金陵大学为推广实验基地。金陵大学从此成为中国电影教育史中，为国家教育主管机关正式立案开办电影高等教育的第一所大学。当年，中国教育最高主管机关，教育部（由社会教育司司长陈礼江发布）正式定有关FILM的教育在中国今后统称为---“电影教育”。至此，FILM终于完成了在全中国境内有了标准统一的中文名称的进程。同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请金陵大学为电影全部术语统订中文名称，陈裕光将此事交魏学仁办理。魏学仁找到孙明经，对他讲∶“你去图书馆借一本美国出版的英文词典、一本英国出版的英文词典和一本法国出版的法文词典，将全部与电影有关的词条找出抄写清楚交给我，希望你两个月内做完这件事。”两个月后，孙明经把抄写工整的有关电影的英文、法文词条交给魏学仁时，魏学仁惊喜的发现，每一个英文、法文词条的后边，孙明经都工整的写着对应的中文。他让孙明经再抄出两份，请电影教育委员会十教授传阅审订肯首，最后专门开会，定出一份中英、一份中法电影术语、名词名称对照表，呈送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由此，在中国一切教育机构中，使用关于电影的术语时，确立了“电影”这一中文名词。
　　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陈裕光、孙明经、顾毓琇、黎锦熙、顾颉刚等被聘为首届联教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孙明经还同时受聘担任联教组织中国委员会大众传播组成员（该组共四名成员∶顾毓琇、孙明经、黎锦熙、顾颉刚）。联教组织大众传播委员会，要求全体成员国，呈送本国电影、电视、广播的国家标准母语用名。传播组由顾毓琇召集开会，责孙明经起草，四人讨论后共同会签呈联教组织中国委员会总部转呈巴黎总部大众传播委员会备案。从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切正式文书中用中文“电影”一词对应英文“FILM”、法文“CINEMA”。
　　在此之前，在美国对电影一物并无统一标准名称。如教会系统称“CIENMA”，柯达系统称“FILM”，南欧和非洲移民称“MOVIE”，好来坞的很多人称“MOVING　ＰＩＣＴＵＲＥ　”。至此，美国官方对电影一物才有了统一的标准名称“ＦＩＬＭ　”。
　　顺便说一句，那一次同时呈送的对应英文ＴＶ的中文“电视”一词，是于１９３０年中央大学教授（后转校为金陵大学教授）杨简初先生译定的。（注∶杨先生是孙明经先生在金大物理系做学生时的业师。）
　　今天，在中国电影和摄影相关的一切部门中，对于FILM一词除译为电影外，还译为“胶片”。这一中文译名是孙明经先生的夫人吕锦瑷先生于1946年确定的。在此之前FILM除译为电影之外，还意译为“影片”。吕先生认为，“影片”一词不能包含FILM一词的全部“意思”。因为FILM一词除包含了电影、摄影领域中全部“有影片”的意思之外（己曝光的正片、负片、反转片和已洗印的正片、负片、反转片。），还包含了电影、摄影领域中全部的“无影片”在内。如电影领域中未曝光的正片、负片、反转片，洗印工艺中的引片和录音工艺中的磁片则都是“无影的片”。摄影领域中未曝光的负片、反转片同样也是“无影片”。在英文中它们则统称为FILM。因此，把FILM一词只译为“影片”就不能包涵FILM中的全部“无影片”了。基于以上理由，吕先生认为，必须有一个相应的中文词可以包涵FILM的全部“意思”，于是她确定用“胶片”一词做为英文FILM一词的中文意译的对应名词。
　　
　　六、
　　１９２６年，陈裕光为什么要对孙明经讲∶“ＦＩＬＭ　在中国为什么会叫电影这件事，一定不要对外边讲出去。要讲，等二十一世纪再讲。”
　　1911年孙熹圣的妻子孙隋心慈生一子，取名孙经明，取意∶人生之中，凡经历过的事一定要明白其中的道理。上初中时他自己更名---明经。取意∶明白了道理就该去做---明其理而经之。
　　孙经明自幼肯学奋进，不仅在数理化方面表现出天赋，在习字作文中又十分见长。他写字工整，汉字、英文都写得十分漂亮，每逢考试，老师总是因喜欢他的“卷面工洁”而为他加分。
　　孙明经幼时，邻居一位长他十岁的陆兄，于摄影方面小有造诣，孙明经在他影响之下，五、六岁就对摄影着迷。1921年，孙明经十岁。一天晚上陆兄带他去金陵大学看电影，当时金大的“校园电影”，是露天由学生放映并不卖票，看的人很多。看到大学生在那里操机放映，小小机器中放出那么生动的内容，使他羡慕不已。此时其父孙熹圣正常驻北平、济南两地讲学布道。孙明经给父亲写信说了自己看电影的感受，表示出对电影的无限兴趣。孙熹圣回信告诉儿子当年自己也十分喜爱电影的经历，鼓励儿子努力求学，将来考上金陵大学。这是孙明经电影情节的开始。
　　1926年孙明经15岁，在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三年级，距升大学时日己近。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他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未来的学业事业方向---做一个研究电影的学者。当时金大农林科三位大学生自拍电影教农民植棉大收成效这件事，深深打动了他。当时中国并无专门教授电影的高等院校系科，自己升大学就在明年，他向父亲请教该升哪所大学，学什么专业方能向“研究电影的学者”方向迈进。此时陈裕光已在金陵大学任文理科长（1929年文理科分别发展为文学院和理学院），孙熹圣于是带儿子去拜访陈裕光，请他邦儿子选定一个求学方向。陈裕光听后十分高兴，他告诉孙明经∶“电影本是科学成果，今天在美国的发展已无孔不入，明经小弟弟欲求这个发展方向实在很好。今天中国无此专门学校和专业，正待将来由明经小弟开创。就硬件而言电影溶光、机、化、电的成果　于一身。电影正在向有声发展，声学成果也将纳入。电影的发展，正在把工、农、林、商、宗教、戏剧、文学、音乐、美术、教育、政治、外交纳入其身。如有志未来终身研究电影，声、光、机、电、化、文、史、戏、美、音、工、商、教育、农林、宗教、政治、外交各科知识都需涉猎。但电影的基础是FILM　，是电机、是光学和声学。我建议小弟从化工入手、再电机、再物理　。在读正科之同时，可选修文学、戏剧、音乐、农林、教育、宗教、政治等专业相关课程。小弟毕业之日，我将聘小弟于本校文理科中开设电影课程，我的建议小弟以为如何？”
　　１９２７年，孙明经考入金陵大学化工系学满学分后，再入电机系　学满学分后，再入物理系，于１９３４年历时七年，学满三系学分毕业　。七年中间还选修了国文，戏剧、神学、外语、音乐等各科。并于１９３１至３３年间，以学生助手身份随业师杨简初教授，利用中央大学物理系实验室，制成我国电视历史中，第一套能摄取――　传输――还原显示图像的电视摄、输、显系统（这当是中国电视史的开始。电视这一中文名称即由杨简初教授拟定）。１９３０年，电影教育委员会成立，孙明经以勤工俭学学生身份被聘为书记员。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从事电影、电视、广播研究、创作、教学的生涯。（孙明经于1934---1949年间共独立摄制影片49部，这些影片曾一渡于文革开始后失踪，幸于2000年11月被孙建三于电影资料馆片库中意外发现！）
　　魏学仁在聘用孙明经时，和他谈过一次话∶“聘一个学生做点事，让他可以小有收入，这种事在金大早有传统，文、理、农三院皆然。在系里，在院里算是很小的事。可是这次聘你做电影教育委员会的书记员，我是和陈校长专门商讨过的。我和陈校长在美国留学期间，都亲眼看到了电影对科学研究、对教育的发展、对工业、农林业、商业的发展，乃至对国家的政治都发生着影响。因此，我们今天在中国讲科学救国，讲教育救国，电影这一利器不可不用。陈校长对我讲过，他在做北京师范大学代校长时，就萌生过在师大开设电影教育的研究与课程。但终因杂务缠身未能实现。初回金大做文理科长时就和校长包文专门商讨过此事，但当时苦于缺乏合适师资人选。而今天的中国实在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可以胜任此事。陈校长讲，你自幼有志成为一位研究电影的学者，我们金大何不自己造就出一个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电影研究和教育的专家呢！陈校长也给我讲了令尊和电影的那一段奇缘。当初陈校长和我先后在金大做学生时，都曾热衷过校园电影。陈校长讲，金大的校园电影，起于汇文书院时代，令尊当时即有参与。谷剑尘先生自1928年始对电影在中国发达的历史开始研究，但他的兴趣并不在科学与教育。电影教育委员会的成立，当是中国电影将有正规大学水准教育的先声。我和陈校长希望，中国过去没有专门的大学电影教师的时代，自你毕业时为止。因此，你今后决非仅为一个开会做记录的一般书记，你所记录的内容，对于未来的中华文化，将是中华民族电影高等教育历史最早的篇章。从今之后，你当细心收集今曰之前和今日之后的，一切与中国人学习电影，使用电影，教授电影，研究电影有关的文书、著作、讲义、会议记录、官方指令、要闻要事，为日后有志研究中国电影教3?历史的学人，留下一套详尽完整的资料。”
　　孙明经尊师所嘱，自1930年开始，几十年不间断的收集有关中国电影教育、中国电影科技、中国电影经济的资料、史料、官方文书、实物。不幸的是这些宝贵的史料，在文革开始时被工宣队全数以“黑材料”收去，收走时仅文字资料就装满七个半麻袋。1976年工宣队突然撤离时，在五七艺大操场上一把火全数烧尽。孙先生时年己65岁，闻此悲讯，终日叹声不绝，老泪洗面。
　　孙熹圣这一次带儿子拜访陈裕光，不仅决定了孙明经一身的学业、事业走向，他还第一次听到了陈裕光和自己父亲的电影故事。
　　这天陈裕光留孙家父子吃晚饭，孙陈二人久别重逢，两位学者十分开心，话匣一开，谈兴浓浓，由孙明经未来要专事研究电影而展开，谈了很多有关电影的内容。在此之前，陈裕光一直以为“电影”这一中文名称是孙熹圣个人的“发明”，他们之间虽早有往来，但就“电影”一词却没有过认真的交谈。陈裕光对孙先生说∶“我还是小学生时，先生就教我用电影一词称此舶来之品，还教我学会放映电影，至今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