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南方周末》袁 蕾/ 纪录片：致敬和质疑

　　转自《南方周末》（25 Oct 2007)
　　“在中国拍纪录片的人，赚得最多的能买两三万的切诺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说。
　　2001年，南方周末发起主办了第一届独立影像展，被认为宣告“DV时代”的来临，经历了6年，这些做纪录片的人，有的是做广告的，有的从电视台辞职，想暂时拍点纪录片，再回去做广告或者到另外一家电视台工作。做了两三年纪录片，发现自己再也忍受不了原来的工作。
　　“我没有多大的人文关怀，我跟很多人交往，跟吸毒者交往，跟民工交往，他们智商绝对不比我低，只不过我爸爸妈妈的条件比他们爸爸妈妈的条件好一点。我跟他们接触，感觉到我的人生不是我一个人的人生，我跟我所有拍摄的人都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让我特别陶醉。”2001年，周浩还是报社的摄影记者，目前在一家媒体成立了影像工作室，他把平面的新闻变成了立体的影像，拍摄了好几部纪录片，其中《高三》获得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2007年，南方周末再次发起主办“全民乱拍·DV影响力”，旨在发掘和帮助中国新导演，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收到了来自全国的近百部关于“家族”的纪录片和剧情片创意。
　　10月21日，“全民乱拍·DV影响力启动仪式暨南方周末纪录片论坛”在北京举行，长期从事纪录片研究的吕新雨、崔卫平、张献民、郝建，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的刘春，央视《见证》制片人陈晓卿、南方电视台影视频道总监杨德健，零频道纪录片公司总经理郑琼，纪录片制作人周浩、杜海滨等，参加了这个论坛。
　　太原声乐老师、独立影像拍摄者胡新宇，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阳建军，北京作家张弛，分别领取了第一批佳能公司提供的高清摄像机。“如果我没有拍片，现在也应该是一个风水师。”阳建军的家族是看风水的，他此次入选的计划就是《风水师》。
　　纪实崛起
　　吕新雨（复旦大学教授）：我认为新纪录运动包括三个层面，开端是1970年代中国摄影，中期是1980年代到以电视形式纪录片出现的纪录片，后期是1990年代第六代导演为标志出现的、以记录为主要风格的影像运动的出现。
　　在中国这样一个运动的大时代，不管是艺术还是媒体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去和现实发生关系，这种关系我把它命名为“纪实”。在这个大框架下讨论，会发现它涵盖非常广，是不同的人、从各自不同的立场不约而同来做一件事。我发现纪实影像和纪录片在题材、风格、取向上，有非常大的接近性，而这帮人彼此之间没有沟通。
　　1990年代电影昂贵，还有体制等问题，纪录片大多以电视纪录片形式出现。因为当时这一代人和1990年代中期的人有很大不同。今天，体制内的纪录片，有两条途径，一条是走美国“国家地理”路线，纪录片里面的好莱坞制作对电视台的制作影响非常深远；另外一条路是1980年代电视纪录片，就是所谓的政论片和旅游风光片。今天《大国崛起》、《故宫》等政治片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对1980年代的一个复归。
　　独立制片的形象也有很多分化，如果第一代独立制作人是电视纪录片的身份，那今天制作人就非常广泛，包括各个层次。第一阶段纪实影像特别多关注现实，现实主义、纪实主义，但对于今天艺术家来说，他们关注的是艺术问题。今天的艺术和当代中国的关系，有非常多不同类型，既有继续走社会现实纪事主义路线的非常优秀作品，像《秉爱》、《淹没》，跟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有非常强烈的承接关系；也有非常大量的私电影、个人化的电影，像胡新宇这次准备做的《家之花》，会面临很大的伦理的社会的挑战，个人影像和个人的关系会产生很大变化。
　　DV影像革命是一个错误
　　刘春（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我很少研究纪录片，这似乎太复杂。我们国家的纪录片，跟着一家人，然后拍一些东西，就好像做成了纪录片。我到凤凰以后，觉得我做的不是纪录片，而是专题片。
　　先说DV的事，2003年我组织过中华青年DV影像大展，发动了全国各个高校，送了不少设备，还有老师指导，很多人认为DV的出现是记录影像的革命，后来我发现完全是一个错误，DV不过是一个工具，不过是一只笔，我们从毛笔转为钢笔，但是这不应该称之为革命。在那个活动当中，收获的都是干瘪的种子，成果很少，尤其是学生拍的。所以把记录影像的革命，或者是兴盛寄望于群众，在我看没有什么道理。我记得当年好莱坞一个导演访问俄罗斯的时候，说好莱坞设备非常非常好，俄罗斯一个导演就说，多少年前俄罗斯都是用鹅毛笔写作的，但是我们出了一个普希金。我感觉在DV运动当中，对于作品本体的东西，作品本体的规律大家探索得比较少，关注得比较少，所以我认为这是这次活动不成功的原因。
　　总体看中国的纪录片分，两个阵营，一个是以主流媒体电视编导为主，他们号称纪录片，我参加过他们的会议，每个人都觉得非常悲壮，每个人都觉得是这个社会的牺牲者、受损者，但是他们真正做过什么我不知道。另一类来自民间，有一些先锋艺术家，他们有一些能真的直面我们社会的冲突，但直面我们社会问题的根本问题的片子，也不是很多。
　　对于纪实的追求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形式主义问题。我看过一些片子，一看就非常像那么回事，节奏非常舒缓，没有一句解说词，也有很长的镜头，甚至避免个人立场的出现，但它不是纪录片，为什么？因为看不下去，你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没有故事，没有丰满的形象，也没有主题的呈现。
　　所以我在凤凰播的是狭义的纪录片，不是广义的纪录片。其实我们也很挣钱，《凤凰大视野》一个栏目广告收入将近1亿，说明观众还是有这种需求，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缺少历史的纪录片，中国人老在说日本否认历史，涂改历史，但是中国所有关于抗战的纪录片，我几乎都看过，你会发现，它的知识苍白，概念错误，细节镜头混淆。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里面很多轰炸重庆的镜头用在了南京大屠杀上。
　　还有的问题，因为电视台要有观众去看，就需要宏大叙事的片子，这类片子美国有很多，中国却很少。
　　第三个问题是，缺少好故事和冲突，作为大众传播，你就需要冲突。像周浩的《高三》，还有李京红拍的《姐妹》，都比较好看，有故事情节，但这种片子比较少。
　　我觉得这两年有一个好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纪实影像也还在做，另一方面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激活一些其他类型的片子，包括《大国崛起》这种注重主题性的片子在西方从来没有断过，大解说词、大信息量，有新的观点的专题片，有所出现。
　　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一个是用新加坡一个大集团注资2000万做一个人与自然冲突的片子；第二，主要是对中国历史的尊重，中国战死了200多个将军，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为他们做过纪录片，叫《将军之死》；另外还有改革开放30周年建国60周年我会做一个纪录片。
　　总的来讲，我们应该以更宽容的方式来对待纪录片运动，而且纪录片本质并不是记事艺术的纪录片，也不是先锋艺术的探索，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呈现，是冲突的呈现，是一种社会和个体独立思想的呈现。
　　纪录片的成就远远超过剧情片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春说DV出现好像是一个革命的，后来只是一杆枪。1999年的时候大家都说你拍DV了吗？后来说你们一家才拍DV了。从用DV拍摄开始，到今天有8年的时间。
　　这8年是一个沉淀的过程，我觉得纪录片所达到的人文内心的成就远远超过剧情片，本来剧情片注重想象，是关于人的内心的，关于人的灵魂的，但是目前的剧情片，包括比较小的剧情片，我自己觉得在深入人物内心方面，还不如纪录片。我讲的人文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比较具体，就是说我们面临转型，社会面临巨大变革，人如何承受这样的变革，就像说的世道人心就这样的角度我们谈得很少，不能够去验收我们人性在这些年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承受了哪些东西，或者有些方面可能是人的精神生活。我昨天看到一个影片叫《灰性》，它是讲农村的，大家都出去以后，留下的那种灰色的生活，说的是人心和人性是如何承受巨大变化。去年我老说对《三峡好人》的不满，它并没有写出承受的变化，相对而言，这个工作应该由纪录片承担。
　　纪录片不仅捕捉了大量社会改变的外部形态，而且大量记录了在外部形态改变过程当中，人心所承受种种压力后的复杂性和变化。我比较喜欢黄文海的《喧嚣的尘土》，张战庆的《活着一分钟，快乐60秒》，都是关于底层的。我们谈到底层就会想到受剥削受压迫，但你看张战庆的纪录片，是关于下岗工人的，纪录一个下岗工人找小姐，去地下舞厅，很便宜，月票几元钱，每次进去就几毛钱，每次进去可以搂5个女的跳舞，平均每个就几分钱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跟这个国家的更高层次生活的人民是同步的，其实他比别人更虚无，但是肯定不比别人更高尚。
　　还有刚刚在山形获奖的冯艳的《秉爱》，女主人公张秉爱，一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人，1960年代出生的女性，当时嫁到这地方来，她对土地有一种特别的理解。冯艳发现她跟别的移民不一样，别的移民拿到生活款就走了，她不，她是很信赖土地的，她有信仰的。她不停地种树，说土地能生万物。我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现代社会里面，由于各种各样原因，就把我们人格分割了，而这个人是把古典跟现代的人串联起来，把今天的自己跟过去的自己串联起来，好在写一个人的内心，非常大气。
　　另外就是王兵在山形得奖的《和凤鸣》，她丈夫被打成右派死了，死在夹边沟，后来她回城还结婚，照顾孩子，退休之后写了《我的经历1957年》，她对着王兵的镜头讲了8个小时，最后镜头剪辑了3个小时，能用某些瞬间或者某些线索把她整整一生贯穿起来，你从她身上可以看到整整一生一世的幸福或者痛苦，这是我们现代人很难有的性格。这种内心的东西，在我们剧情片里面很少有深入的表现，甚至于我读小说，都很难看到这样的深入。所以我觉得纪录片真的应该是大书特书。
　　专题片不是纪录片
　　郝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说起专题纪录片的人，我想举一个例子，一个讲汉字的专题纪录片，拍小学生在那里听课，他一个朋友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镜头不行，要换。我们都没有看出来镜头有什么毛病，他说你这个墙是破破烂烂的。这个墙是安徽的一个小学，就换掉了。他是一个专题片的思维，他照顾的是国家的形象，所以刚才他说的，是唯漂亮主义。
　　要说这几年的变化，从像《铁西区》、《铁路沿线》纪录片的觉醒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变化，什么东西是真的发生过的，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你，什么东西我可以这样拍，什么东西我不可能这样拍，再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些纪录片是真正的纪录片，而这个东西我认为是真正符合（纪录片的）门“道”的。
　　王兵的《和凤鸣》，可能不光是对人的关注，是有一种纪录片和精神态度在里面的，他的镜头老实得几乎是呆滞的，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换带子。这里头，我理解，纪录片美学慢慢从过去的专题片里觉醒了。
　　还有，我不大同意DV只是记录声音的工具，DV整个是有这个纪录片的至少是一半的先决条件。如果人的觉醒、人的思维的觉醒、眼光的打开的话，DV我觉得至少提供一半的作为。DV有什么作用，DV可以让你节衣缩食来做这件事，如果DV能达到这个地步的话，我认为DV不是一个简单的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的自由，这个经济的自由带来不得了的变化，更不要说第二个自由就是技术的自由，先前你没上过电影学院谁敢摸摄影机，你不懂得曝光曲线，你不懂得光比，那DV拿起来就能拍。
　　中国纪录片跟国外差了50到100年
　　郑琼（零频道纪录片公司制片人）：我们做的是把全世界范围内优秀的纪录片推到中国电视台，包括中国的，前几年主要推国内的片子，去年开始引进海外的片子，所以接触很多海外的当下特别好的纪录片，真的是大开眼界。影像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中国人打小就缺乏视觉训练、艺术训练，根子就弱，国内的东西整体水平很弱。不客气的讲，我们整体的水准跟国外的差异在50到100年。我看过很多中国导演，实际上只有6岁的功力，但是非要表现80岁老太太睿智的思想，不可能，你的功力只有一根缝衣服的针，但是我要有这根针挖掘200米深的井，这可能吗？我觉得老外很聪明，他要做一个瓶子的这样一个纪录片，他把他所有穷尽范围内能够找到瓶子都找出来，全部摆在桌面上，一看你就特别明白。每次我们给老外做制片服务的时候，就会惊讶，人家是这样做事情的，人家拍这样一个一个多小时的东西拍了四年，两年做调研，半年前期拍摄，半年后期制作。像荷兰一个女导演的纪录片《永远》（Forever），讲述的是2006年夏天，导演在巴黎一个墓地所看到的一些平凡而动人的画面和人物，影片以一个日本女孩到肖邦的墓前献花的画面开始，最后一个镜头以这个日本女孩第一次公开演出的画面结束。中间穿插了很多在墓地现场抓拍到的画面和故事。我觉得中国人如果哭50年都哭不出来。我的很多朋友都看过这个片子，郭小聪觉得 .“永远”的品味格调太优雅精美了，不要说中国普通观众，即使知识分子阶层能够欣赏的也不会多，因为他们或者沉迷于“宏大叙事”，或者一心“为稻梁谋”，不可能像普鲁斯特那样从气味中也能进入似水流年的沉思，所以，这部片子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差距，文化心态和艺术品味的明显差距。
　　我是60年代末出生的，是吃尿素跟垃圾长大的，但我觉得我看到国外这些好东西的时候我还是有反应，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是人类共通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封闭，封闭的环境最容易自恋，我觉得这种自恋的圈子是很难出那种真正经得其时间考验的作品的。
　　好纪录片很简单，说人话，讲故事。说人话是指你的了立场、观点，讲故事是你的沟通方式。二个都很重要。
　　我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也不胸怀天下，我只关心我的公司明天是不是还活着，我做纪录片完全是个人选择，我觉得我不做这个我不知道干嘛。你问什么片子好卖，李京红的《姐妹》好卖，到我们公司卖了两百多万，但是我不喜欢，我喜欢的片子卖不出去。卖得单片最好的是蒋樾的《幸福生活》，三年卖了一万八千多块。
　　系列片好卖，最好是20 集以上，因为这样才有可能进入所谓的黄金时段。
　　中国99%的出口都是电视台，所以这个没有办法选择，你必须适应。不像国外很多纪录片出来除了电视还可进入电影院。所以就要面对现实。
　　杨德健（南方电视台影视频道总监）：我们讲市场化运作的问题，什么是好的纪录片，其实我觉得在越专业的，越脱离纪录片的可能是好的，至于粗造的可能更多反映个体思考问题，从市场能效来也是另外一个思考的角度。另外我们不知道纪录片创作者有没有思考纪录片到底是什么。到现在我们纪录片发展状况我们多不是很清楚，应该是半平民化，但很多都是边缘化，实际上我们纪录片不仅是少数的自我安慰自我排遣的方式，如果想要做大做强有影响力，让更多人看到它，那么就要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拍摄纪录片，只有在痛苦的时间才能做出好东西来。
　　南方周末这种主流传媒介入，这种介入本身对纪录片创作来讲不一定是特别好的事情，但是没有主流媒体关注那就处于很悲哀的状态。因为在我看来纪录片应该有相对独立的认识和思考，太多的主观介入会抹煞掉独立性，如果把技术做得更精良，有一些纪录片的精神都失掉了。其实一旦主流媒体介入太多，方向就会偏了。
　　刚才周浩说纪录片是他的生存方式，以纪录片谋生就成了个问题，从谋生上讲，要讨更多人喜欢，比如说要卖给电视台，评大奖，就不能个体独立的思考，所以我觉得这是纪录片最危险的方向。我觉得纪录片不需要更多的商业运作的支持，要守住寂寞，守住痛苦，才有可能做出更好的东西来，让它独立于社会整个组织。
　　回头再来思考，刚才提到的，什么叫好的纪录片，说人话的，讲故事。那刚才有说不讲故事的纪录片呢？我想纪录片有多种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是记录一种生活状态，你拍纪录片到底干什么？你只是自己记录一下，自己看看，那我就觉得没有什么艺术追求，想让更多人接受，可能让你们做一个让人接受到你们的方式，真正给人讲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我们不希望有自慰的东西出现。我看过很多纪录片，讲得很闷，是很痛苦的，那种痛苦不是反映生活感受的痛苦，而是观看的过程痛苦。如果这个过程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痛苦，你让我接触的你的片子中感受到痛苦，那你就成功了。
　　信息来自：镜像中国
　　http://www.sinoreel.com/www/modules/articles/article.php?id=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