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之南在上海 （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上海巡展）

　　ss1650 ！ C’ME　ON！
　　

　　10月1日 证大 开幕影片　达尔文的噩梦
　　Color /107 min /35mm /Dolby SRD /France,Austria,Belgium/ 2004
　　导演/Director:于贝尔·苏佩/Hubert SAUPER
　　摄影: Huber Sauper
　　录音: Cosmas Antoniadis
　　剪辑: Denise Vindevogel
　　制片人:Henri Sauper, Barbara Albert, Martin Gschlacht, Eduard Mauriat, Antonin Svoboda, Hubert Toint.
　　制片单位: Mille et une Productions (Paris), Coop99 Film Produktion (Vienna), Saga Films (Brussels)
　　本片以大量细节揭示了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污染与生物链失衡问题。东非国家坦桑尼亚的维多利亚河流域正在变成一片由暴力、疾病与绝望构成的土地。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引进新物种尼罗河鱿鱼，利欲熏心的企业家和官僚对这条河流的毁灭性掠夺。同时，环境污染与生物链失衡不仅发生在非洲，而且发生在世界各地，在非洲发生的悲剧只是全球经济体系的缩影。
　　于贝尔·苏佩
　　曾在维也纳表演艺术大学学习电影。1994年移民法国，并在巴黎第八大学撰写关于法国导演希利尔·科拉德(Ciryl Collard)的论文，获得学士学位。他在法国和美国讲授电影课程，同时拍摄纪录片。他近来编剧、导演完成的两部纪录片，为他赢得了12个国际电影奖项。他的扛鼎之作《基桑加尼日记》、《达尔文的噩梦》探讨了全球化在第三世界（尤其是在非洲）造成的影响。
　　奖项
　　2005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
　　2005探索发现频道纪录电影节（Silverdocs）评委会大奖
　　2005悉尼电影节FIPRESCI奖
　　2005墨西哥城国际电影节观众奖
　　2005芝加哥纪录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2004欧洲电影奖最佳纪录片
　　2004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特邀单元
　　2004谢非尔德国际纪录电影节
　　2004威尼斯电影节Europa Cinemas Label Jury奖
　　2004哥本哈根纪录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加拿大电影局最佳纪录电影奖 蒙特利尔
　　巴黎环境电影节大奖
　　

　　终于找到了.10 1上海见
　　

　　排片表已出。
　　请从http://www.yunfest.org/yunfest07/xunzhan.htm页面
　　下载
　　

　　影像的声音
　　撰文/郭净
　　　即使在教育相当普及的现代社会里，影像（电影、电视、摄影等）的掌握和使用依然表现出不平等的一面。谁拍、拍谁，怎么拍，拍了以后如何发表、如何使用，为谁使用，谁是影像的制造者、传播者而谁做接受者，谁是导演谁是观众，谁当老师谁当学生，都有一定的规矩。一方面是外国大片、VCD影碟、电视机以及数码影像的迅速普及，另一方面却是信息的单向流通依然如旧。特别是乡村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成为别人的影像资源，而他们除了被动地观看，很少能利用影像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然而，影像在今天如此普及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照相机、摄像机和电脑变得如此便宜，促使普通人产生了自己制作影像的欲望。在调查中，我们经常碰到村民提出这样的要求：“让我也拍一拍！”而最让他们兴奋的，也正是那些反映他们生活的照片和电影。
　　　做项目的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疑问：“你们为什么要把影像这种外来的东西引入村里，改变当地人的生活？”其实早在项目组到来之前，现代的影像早就渗入了当地的社区生活。我们在所有村子都曾看到这样的景象：每户人家的墙上都有一个装满照片的镜框；每天晚上都有人聚集在一户人家的堂屋里看电视。在明永村，拥有电视和VCD放映机的活佛家成为全村人晚上聚会的场所。大家从吃完晚饭，一直看到夜里11-12点，有的人边看边喝酒、聊天，有的甚至当场睡着了。
　　　问题不在于是否把照片和录像引入社区，而在于当地人所接触的影像，大部分来自主流渠道（报纸、杂志、电视台、盗版光碟）。这些玩艺儿既展示了外部世界的奇妙，让大多数没出过远门的村民长了见识，也提供了一种现代物质生活的幻象，它们所包含的价值观与生活形态，都远远脱离当地民众的传统，甚至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诱导年轻人对物质享受盲目崇拜，对暴力和性的宣扬，以及曲解了经济和旅游开发的意义等。所以长期以来，这个地区的民众一直在受到影像的熏陶，充当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却从来没有通过影像发表看法的权利。影像对于他们，仅仅是一种信息，而不是一种声音。
　　　至于我们这些学者所拍摄的影像，也同样带有外来者的视角，很难深入地揭示社区工艺、信仰、生产活动的细节，更难准确地捕捉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变化。更重要的是，很多照片和电影的拍摄目的，都是为了成为科研成果，参加会议和电影展，并没有给被拍摄的社区带来什么利益。以至我们有时会问自己：“我拍摄这些照片给谁看？”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影像应该传达谁的声音，为谁服务？
　　　1991年，福特基金会赞助了一个名为“妇女生育卫生与发展”的项目，帮助云南53位农村妇女自己拍摄她们的生活场景，用照片故事表达她们的要求，影响生育健康的决策。这个项目启发了一些人开始认真思考影像与参与式教育的相互关系。正如项目发起人王承乐所说：
　　“纪实摄影的基本原则是：影像可以起教育作用，照片可以影响政策决定，社区和个人有能力创造提倡公共健康政策的图像和文字”。
　　　这个以”photovoice”著名的项目，以其深入的实践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启发社区工作者认真考虑把照相机、摄像机交给农民，和他们共同创造为他们服务的影像作品。这个项目和名称（”photovoice”，照片之声）被TNC继承，于2000年在云南西北部的农村开展，并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的结合起来。而我们的小组，也在云南藏族地区开展了名为“社区影视教育”（participatory video education），让村民用摄像机表达心声的活动。
　　　就在我们思考以上问题的时候，以普及数码影像为主流的风潮，也在中国的城市青年中流行起来。许多人拿起家庭用的数码照相机、摄像机，去拍摄以前不为人们关注的边缘人群。由此而来的作品，虽然有的粗糙，有的标榜时尚，但其中最好的那些部分，却对影像的权力提出了疑问，而且明确地主张影像的民间化，致力于个人的影像表达。这对于我们无疑具有启迪的意义：我们理解的民间，包括了乡村的个人和社区，将影像制作的权力，以及利用影像开展公众教育的权力交到他们的手里，多样化的声音便在屏幕上出现了。
　　　同时，影像制作的普及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中国政府已制订了推动素质和电化教育的政策，但这项政策的受益者，并不仅仅是内地和中心城市的青少年，也应当包括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由于语言和文字的障碍，他们更需要影像的帮助，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学习科学知识，学习本土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自己的价值观。
　　非洲的一群先驱者说道：“影像应当给予民众一种声音，而不只是一种信息（Giving people a voice rather than a massage）”。 这句话贴切地表达了接收和发言之间的区别。这种新的影像制作和传播方式，其主题和对象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结合，同时也就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结合。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影像教育称为——“学习我们自己的传统”(learn our own tradition)。
　　http://www.yunfest.org/program/community/intro.htm
　　

　　2005年云之南举办了“社区影像单元”，放映了一些村民和环保工作者拍摄的影像作品，引起观众的兴趣。今年举办第二届，汇聚了更多的作品，有启发的东西更多了。因为在短短的几年间，比较便宜的数码影像产品迅速普及到城乡，拍摄成了一种大众的行为。
　　在做影像展期间，我们也参与了一些社区影像的普及工作，这些经历，让我目睹了草根影像生长的情形。一个活动，是2006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做的“云南和越南社区影像讲习班”，另一个是2007年10月，民间环保组织“保护国际”举办的“乡村之眼”纪录片培训。10月10日是乡村之眼活动的第一天。参加项目的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藏族。为了让大家互相认识，组织者请他们各自讲一讲自己是怎么拿起摄像机的。下面是我随手做的一个记录：
　　1．仁青桑珠（西藏贡觉县东巴村村民）
　　1997年，我做生意的弟弟拿了一台模拟的大机器，在我家放了一个夏天。我很好奇，弄懂如何开关，便拍了玩。拍的是生活里的事，过节、祭祀神山、夏天的聚会、动物等等。有时到底拍着没有也不知道。一看，晃来晃去的，头都晕了。弟弟把大机器带走，又拿来一台小的，这回我拍得比较稳了，画面也比以前好看了。现在留下的大录像带家里还有一堆，大家都喜欢看，因为以前拍的小孩子都长大了，有的结婚了。
　　过去拍不讲究主题，后来发现可以记录变化，觉得是回事儿了，想编辑出来。记得1998年河里发大水，桥和庄稼都被冲了，这些都拍了，但被县里拿去。比较拍片子前后的变化，现在是有意识地拍环保，记录工作、会议，可从前就是好玩，没啥目的，如今反而太多的概念。我不懂汉语和英语，可还是学会电脑软件编辑，放给村民看。村里 VCD多了，过年过节特别喜欢放自己拍的东西，也算是影像和社区教育的结合吧。
　　2．旺扎（云南香格里拉县吉沙村村民）
　　我汉话不好，心里想的讲不出来，简单说说。
　　那是1998年，村里过春节跳锅庄，我弟弟带了台模拟的大机子拍了一个晚上，然后放给大家看。他忙不过来时我也拍了两下，挺好玩的。但那天电压不稳，又只有一块电池，弟弟把 小车的电瓶接出来用，结果把机器烧了。
　　2002年，我 掏钱买了台小DV，请朋友从香港带来的，拍村里的唱歌、跳舞和开会。有家公司来开发我们的千湖山，非政府组织又来做生态旅游项目，群众争议很大。我把大家争议的都拍了，不会编辑，就收藏着。还拍了过年烧香，去年的火灾，村民打篮球，想以后会有用。后来刻了光盘给村民，上村的和下村的人看了有意见，都说他们村的事情拍少了。他们喜欢看拍出来的自己，觉得还是看传统跳舞最有意思。
　　3．噶玛（青海曲马莱县曲马莱乡措池村村民）
　　我们村的野牦牛协会做环境保护项目，2005年得了“阿拉善生态奖”，有一万元奖金，我们村就买了一台DV和一个数码相机，开始拍野生动物。在保护国际的支持下，一年做4次动物活动的监测。记得第一次跟踪拍摄，走了4天。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保护国际的陈琦，三江源协会的扎多算导演。陈琦教了我很多，可我没记住几个词，我汉话不好。我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所以开会也拍，家家搞卫生也拍。拍了开会时放给村民看，他们很喜欢。
　　去年参加保护国际的会议，我跟其他拍摄者学了经验。但现在机器被村民看坏了。拍了一堆素材，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县里乡里的会议、村里的大事、和美国专家穿越保护区、50户村民移民到格尔木。照相呢，用傻瓜相机和数码相机拍过漂亮的风景，雪山、雄伟的野牦牛。最大的感受，一是给村民看得太多，把摄像机看坏了。二是拍得太多，应该有明确的东西，拿出来给社区看。
　　4．扎西尼玛（云南省德钦县明永村人，德钦县文产办职员，诗人）
　　1998年上海东方电视台做“香格里拉”纪实片，在茨中村、红坡村、雨崩村和西当村，以及阿牛的藏文学校拍了4个片子。他们虽然拿着机器，但片子好像是我导演的，真的导演不懂藏话，便觉得我还是个做导演的材料。1999年明永村开发冰川旅游，云南社科院的郭净在村里转来转去拍摄，日本登山队的小林也在拍照片，他拍核桃树，小孩子哭，还有人睡觉。看他们拍，又发现村子在变化。比如马吧，以前有两种用处，做运输工具，男人过节的时候骑；旅游开发后，马就变成驮客人的工具了。那年4月30日我们村通了车路，五一黄金周期间虽然下大雨，地上积水，可还是来了大批游人，马背上汗气腾腾。我坐在饭店里招呼客人，没什么事，看人被马驮来驮去，就想用文字记录村民角色转变的感受。
　　一个搞探险旅行社的朋友来了，带了台DV，从取景框看是黑白的，放出来才有颜色。我拍了老婆洗头，在电视上放出来，她说真漂亮。我有了想法，就跟郭净说要拍我们村的冰川。1999年冰川消融得厉害。之前我带几个香港人上冰川，他们看到冰舌处黄灿灿的沙棘树，80多米高的冰壁，像喷泉一样的冰河，他们很感动。第二年冰川开始化了，现在连最上面的部分也在融化，岩石都露了出来，不知道冰川旅游还搞得了几个季节，所以，我拍了《冰川》这部影片。
　　5．阿络（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迪麻洛村村民）
　　1998年我们村一个老乡从台湾回来，带了台摄像机，那是我第一次见过。亲手摸是1999年。CBIK做项目的吕宾带我们到中甸参观，他带着DV，我跟他学拍。拍了从怒江到中甸的过程，刻了光盘给村民看，每个星期六都会放给村里人看，还有人不信是我拍的。这以前我拍过照片。台湾带来的摄像机有次到了我手里，正好村里出了不好的事，电力公司砍了我家二十几棵核桃树，被我拍下来了。我拿去找副县长，他不理我，我心里很难受。我去找电力公司，经理不承认，我说要把片子给媒体曝光。我得知省长要到怒江，便找了林业局长，他看了片子，逼电力公司赔偿我6万元。以后我便很想拍。我们是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好的坏的事情都多，我要拍了让下一代看。
　　6．索南更青（青海玉树称多县赛康寺僧人）
　　我们寺院有500多僧人，我是主任。2000年拿DV拍大喇嘛的活动，拍了拿去西宁做光盘。但拍得像晕车一样，两次都报废了。拍的只有2004年的可以看，那是21个寺院僧人的辩经法会。
　　2005年我们成立了尕朵觉悟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尕朵觉悟是我们的一座神山。我做协会的工作，镜头便对向环境了。我们山下有个冰湖水也干了，那里有传说故事的。以前人们没有看出这个变化，拍出来就看到了。2006年我们专门拍摄神山的花卉，从开春拍到秋末，拍了200多种。还打算拍神山的动物，以后可以看发生的变化。
　　上面这6段藏族与摄像机的故事，让我明白了很多，也联想到很多事情。比如，我原来以为中国早期DV运动的参与者都是城里的艺术人士，但有几位藏族早在1998年DV先锋者刚开始行动的时候（我并非先锋，可也是那时拿DV拍摄的），也开始拿偶然碰到手上的机子拍东西了。要知道他们住的地区都非常偏僻，我也很好奇在靠近内地的农村，DV拍摄是何时以及怎样开展起来的？
　　在城市里，DV早期大多被当作艺术的工具，或者当作“纪录片”。说是记录，可骨子里还是艺术的一种，所谓纪实艺术。许多拍摄者的梦想都是当导演，搞电影。可这些藏族人原来没有艺术的概念，只是拿机子拍村里的活动。其实，活动影像被当成艺术展示是后来的事，当初它的发明者和早期使用者就是拿它拍摄日常的活动，类似于今天的家庭录像。藏族们都谈到后来有了构想，整天关心开会和环保，拍摄反而失去原来的乐趣了。那么，除了好玩的初衷，非艺术的记录还有什么价值呢？藏族都提到了“变化”，他们是信仰轮回的民族，所以对生命的改变更替刻骨铭心：原来的小孩子长大了，原来的老人死了，原来洁白的冰川融化了，原来绿色的山秃头了。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把照片叫做“此曾在”，此刻看见曾经存在的，在镜头里看见逝去的生机勃勃。
　　影像在成为艺术和社会表达的工具之前，本是保存生命记忆的发明。人们因为身处生死循环的中阴当中，要借一切手段，如文字、图画、影像、光盘、移动硬盘、生物芯片保留点转瞬即逝的感觉。其他东西都是在这种企图上一点点附加上去的修饰。所以，我对在农村看到的一种景像特别有感触：某人拍了一段DV，不加剪辑，在家里当场接上电视，放给亲戚朋友看。每个人都看得着迷，为自己刚刚流失的那一部分生活再现于镜中而心醉神弛。所以，藏族拍摄者们不着急观众的问题，不用在坐着稀稀拉拉几个人，还有人打瞌睡的大厅里闷闷不乐，更不必在观众不提问不鼓掌就离开的时候暗咒他们没眼光。他们的社区放映活动总是热热闹闹，笑声不断。我喜欢专门的纪录片和实验影片，但我的感情更亲近家庭录像，亲近能把我的视觉拉到身边和心里的影像。
　　让城市的观众分享来自社区的影像，也帮助影像的多种功能相互对映和交流，可说是这个单元的初衷。我们更希望把影像带回到城乡的广场和家庭，让记忆回到记忆者的身边。在这个意义上，本单元仅是一个开始，它应该催化出许多小的“社区电影节”——在玉树州、在德钦县、在巍山古镇、在龙嘴石和果噶村。
　　郭净 2007年3月8日
　　

　　[这个贴子最后由新伟在 2007/10/02 04:52pm 第 2 次编辑]
　　
　　三里塚之夏好期待
　　

　　最终排片表
　　http://www.yunfest.org/yunfest07/Timetable.doc
　　复旦场放映的主持人简介：
　　黎小锋：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博士，纪录片导演。
　　林少雄：上海大学影视艺术系副主任， 教授。
　　郭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中心研究员，“云之南”影展策展人。
　　杨昆：“云之南”影展策展人。
　　易思成：“云之南”影展策展人。
　　彭小莲：著名电影导演。
　　刘海波：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博士，影视文化研究学者。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杨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影视文化研究学者。
　　薛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方方：上海戏剧学院电视编导系主任， 教授。
　　张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曹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社会性别研究学者。
　　蒋亦凡：挪威卑尔根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社会工作志愿者。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电系主任， 教授， “云之南”影展上海地区召集人。
　　

　　不虚此行，继续看中
　　

　　督细好汉，督细妖精
　　

　　2007年10月3日
　　《亲爱的》 作者：顾亚平 / 主持：郭净
　　
　　1、Q：后半部分那段很长的精彩的对白，是怎么拍到的？
　　A：聊天的时候就拍到了，没有引导，自我感觉（预感）也挺棒的，把状态记录下来了。
　　2、Q：精彩对白中的短发女性有很多专业词语，您对她有很多了解吗？
　　A：杨帆是特别善于语言表达的人，片中只是少部分。特别容易被人引导，但不受别人影响流畅表达。
　　3、Q：片中塑造了几个个性独特的人物，您想通过这片子告诉大家什么？你更认可谁？
　　A：杨帆比较抽象，生活中的态度，不要认为谁好谁不好，认同谁不认同谁。
　　　　比较实际的凯菲，文子，她们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生活态度不同，表现也不同。
　　　　凯菲表里如一，文子表现欲望强，比较张扬，走进她内心后发现她很软弱，只是大家生活中都会碰到类似问题，然后你会如何面对。这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小时候都受父母的引导，在实现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态度。
　　4、Q：片子的主要核心思想？主角怎么选择的？如何想到拍这样的人？
　　A：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人们面对时代的焦虑。这群人有理想，受过一定教育，面临许多问题，代表时代的面貌。我想拍身边人物，他们关于理想的问题是所有人面对的问题。
　　5、Q：文子接下来的生活会幸福吗？
　　A：不能预料别人的人生，我觉得他们生活得都很好，文子片中的状态不会一直下去。因为她有修复和认知能力，她会好起来的。凯菲的状态比较封闭，这可能是她保护方式，不用太担心，每个人都有自己强大的能力。
　　.
　　6、Q：片中的油画作者？画中的小女孩如何理解？
　　A：崔秀文。反映他们一代（或是更早）小时候的经历。强烈控制的教育背景，表达在红色背景下，孩子们成长起来，但受到不同伤害。当时现场嘈杂，这个世界似乎只有孩子能不受干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片尾有某种情绪在，观众有自己的理解。
　　7、Q：片子拍摄中有何困难？
　　A：拍了2-3个月时想放弃，因为拍片之前2个星期才认识文子，后认识杨帆和凯菲，在拍片中慢慢熟起来。文子比较强势，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在受到压力与控制，怀疑能否拍到有价值得东西。
　　8、Q：片中主体都是女性如何选择？个人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如何认为的？
　　A：我想拍身边人，女性更有认同感，偶然认识文子，觉得这个有意思。对她的选择感兴趣，特别符合我想拍的人物要求，比较容易去感受，女性多多少少会受到传统带来的影响。
　　9、Q：拍到隐私是会有障碍吗？
　　A：都是经过同意的，片中谈话并不是很私密。我会考虑隐私问题，我有尺度什么可公开，什么不可以
　　10、Q：拍好后有给主角看吗？有没有影响你们的关系？
　　　A：看了。在我们关系中产生了微妙的作用，主要是文子，文字对片子评价并不高，没有完全真实的展示她。第二次剪好后，在电影学院现场，她打80分，她对片子有保留意见。再次沟通时是一年后，彼此敞开，中间有一段微妙的阶段，片子让她难受，在逼她面对自己的问题，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难。
　　《碎片》作者：颜俊杰 / 主持：郭净
　　1、Q：从完成到现在有多久？现在看片子与当时有什么感觉？
　　A：整个大学的毕业作品，拍了4年，所有素材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拍摄的，除第一个旁白镜头。
　　05年毕业，花了2年时间才敢面对此片。当时对纪录片并不是很了解，背离了纪录片本身表达的内容。有很多原因让我讨厌纪录片，结果放映2、3次后才发现自己很投入，无意识的去探讨纪录片的东西，最后发现很讽刺，把自己的青春都记录下来了。
　　2、Q：现在觉得片子现实吗？
　　A：从开始到最后，都很迷惑，分不清现实与素材的关系，声音错位，但最能表达自己的生活。
　　
　　《喧哗的尘土》作者：黄文海 / 主持：易思成
　　1、Q：拍摄之前怎样与人物沟通的？
　　A：当地茶馆很多，通过机构来了解群体。一开始一拿相机都跑掉了，与他们一起玩，10天左右后，人们发现他没有什么报道，就接受了他。站在被拍人物立场上与他们沟通，平视，试图表达自己与他们感同身受的情绪。
　　2、Q：以纯客观角度还是引导的？
　　A：特别客观的拍，剪辑个人作者想法，主观的表达，有强大的意念，否则就会在素材中淹没。
　　3、Q：与他们相处后，个人感触？
　　A：家庭、背景与他们不一样，在北京工作后能够体会他们，职业不同，但实际生活感受有相同的地方
　　4、Q：片名有何意义？
　　A：与英文名“浮沉”有关
　　5、Q：我觉得片中人物的生活似乎很遥远？
　　A：很多年前我与你有同样的想法，但现在我发现，我与他们是一样的，我就像是在拍自己。
　　6、Q：素材都是意料之中的吗？
　　A：拍的时候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奇遇和震撼，剪辑时慢慢的思路会出来。
　　7、Q：拍摄目的？希望他们摆脱这种生活吗？
　　A：因为专业。我肯定改变不了他们，但可以通过创造来改变自己。
　　

　　2007年10月4日
　　《寒鸦》　导演：张大力 / 主持人：刘海波
　　刘：这部片子中我们找到了很多童年的记忆，如抓知了。我想导演在这部片子中融入自己乡愁的情绪，很多细节的镜头都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张：我通过初夏秋冬四季在展现一种感觉。江西的农村，我的老家人们的乱砍乱伐，逐渐的在我记忆中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消失了。
　　观：我们看到这部纪录片做成很小众的形式，有切身体会的人会有共鸣，请问导演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有社会责任的情感来传达给受众呢？或者是中意这种个人的表达形式。
　　刘：这部片子有一定的可看性，虽然有些地方难懂，但是我们要持开放的态度，欢迎各种类型的片子。不能苛求导演在一部片子中表达所有，要影片来选择观众，由个人情感的才能打动观众。
　　观：希望导演能够继续关注这个村庄10年、20年，做成一个村庄的影像志。这样这部片子的力量才更大，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才能显出力度。
　　张：事实上今天的这部片子只有60分钟的叙事，完整版有5个半小时。第一部表述情
　　怀；第二部表现困惑。而且我现在仍在拍摄，也可能十年都不去剪，只是留着。
　　观：我觉得您的片子更适合叫做“乡愁”。抒怀的是对家乡的念愁。
　　张：我只是做一种记录，不舍得有我记忆的东西逝去。
　　
　　《风经》　导演：孙悦凌 / 主持人：刘海波
　　刘：作为80后的纪录片导演，请你介绍一下你拍片子些情况。
　　孙：回到当初做片子的感觉，我觉得这部片子还是装到了一些本质的东西。我之前的几次片子感觉太粗了，满怀着热情却觉得在城市里拍比较郁闷。在很偶然的机会遇到了这个活佛，他说要去转山，于是带了些带子就一起跟着去了。我觉得这部片子能拍出来主要也都是团队的结晶。
　　刘：片中的小活佛给了片子更加人性化的一面，但反过来想，这些其实在挑战生存的意义，大家是什么看法。
　　观：篇中的人物一直表现得非常快乐，但在精神上是不是有些迷茫、气馁。
　　孙：他们念了很多经，你遇到的所有问题他们都可以帮你化解。小徒弟气馁时或遇到了困扰，活佛也都会帮它解决。而且活佛本人也很幽默机智，相处的也都很融洽。
　　观：在放映的时候正好有一个镜头是遇到了雪崩，当时是不是很危险哪？
　　孙：刚刚跳完金刚舞就看到那面雪崩了。其实里面有个蒙太奇，他们在雪地里奔跑其实是雪崩之后的事了。其实人的抗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比如我们住的木屋即使是大冬天，也都这样坚持过来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像Discovery一样一路跟着他们拍。
　　观：一路上吃的东西怎么样，生活中都吃什么？
　　孙：那些活佛禁忌不是那么大，也会吃牛肉。这些都是很好、很特殊的体验，在雪地里吃康师傅方便面的调味料等等。
　　
　　《水悮病患者及其世界》　 主持人：罗岗
　　开场白：70年代在电影院自己看这部片子的心情。
　　罗：同样历史背景的人观感会更深。从纪录片的视角进入到患者的世界。并对其展开，不仅仅是单纯的“人道主义”。是真实生活的反映。很多镜头都通过“人”得到了表达。最后令人震撼的镜头是：“认定”的可笑。纪录片更重要的是把时间转化为历史。
　　观：身有同感，在日本的水源污染和现在故乡水源的状况，这个片子反映了纪录片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问题和态度。
　　罗：中国在50年代也曾有过血吸虫病，当时全面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从切身的体会到我们现在了解的日本。高速的发展将完整的生活摧毁。仅仅用“人道主义”拍片子是不够的，“人道主义”不能解决为题。记录时代的方式很多，但对于我们的问题是怎样面对过去的一个逻辑。
　　观：文化的差异如何看待？国内的导演把过去和现代割裂开来，只是自我主义的浪漫。
　　罗：冲突不是简单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导演也并不是单纯的加以“审美化”的处理。
　　
　　《天各一方》、《情同手足》　主持人：杨击
　　开场前主持人对影片做了介绍：拍摄地在秘鲁，讲述拾荒者的家庭与白人记者的故事。及记者与男主人复杂、悠长的友谊。可把它当成连续剧的形式分割观看。
　　第一部于1991年拍摄。　第二部《情同手足》 是第一部的后续，故事性和记者本身的反思意识比较强。
　　观后主持人的感言和现场交流：
　　杨：有一次观看后感觉这次的效果不错，放映啊、环境、氛围等等。我想问问大家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兴趣来做这样的片子呢？
　　观：我有这样的感受，我自身也尝试拍过这样时间跨度较大的片子。我有一个片拍了八年多，以后还会跟踪拍摄，不同的时候看一部片子感觉也是迥异的。
　　杨：我觉得这两部片子有很多聪明的地方。从记者的角度老老实实的反映生活，作者投入了感情在其中。可能片子没小川那么强调纪录片的形式和尽善尽美的精英做法。我很喜欢今天放映比较好的效果，即老老实实反映事实又有电影的氛围和感觉。我觉得这部片子比较适合放到主流的媒体放映，符合正统的形式，而且受众的反馈可能会更好。片中看照片的镜头更真切地反映了感情世界，其它的也没注意特别展现技巧的方面，仅是朴实的纪录。
　　观：我觉得两部片子不大一样，后一部有些策划的成分在里面，而结尾一家人又再次相聚。
　　杨：第一次给钱，第二次要钱。导演将自己的感受和发生的事实带入影片。
　　观：制片比较简明，只是时间跨度较长，故事是成立的，但都是平凡的事，平凡的反映事实，第一个片子让我想起《阿富汗少女》同样从照片展开故事。
　　观：第一部我一开始不是很喜欢，很多地方都有策划的痕迹。但一点点深入，然后才有了感动，慢慢的不去计较那些东西了。
　　观：第二部比第一部更加细致。和我印象中的纪录片是不一样的，导演也常常出现其中，录音师表达的程序有些不适宜的或不害羞的说出来。是否同意，是不是假、做作；看后慢慢的觉得不重要了。片子中发生的冲突都是有矛盾的，很多画面（如争吵）都是有意识拍摄的。另外两个人之间长达30年的友谊最后剧终也维持住了。
　　杨：两人的友情很不容易。但导演的交往行为是否有些谋利的动机哪？及路面的真实性；导演的行动，更多的是有预设性的。
　　观：第一步重点在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则更多地突出了女性。老人、妈妈、女儿、女性片子中的碎片有传达导演意图；但也影响了片子的视觉。
　　

　　10月5日
　　《三里洞》 导演：林鑫 / 主持：薛毅
　　薛：很动人的片子，导演讲述一下拍片情况，先谈自己的感想。因为涉及到比较大的事件，50年代有一个上海和西北的大的工程，之前南周上的文章：我们是被他们骗过来的。关于这个线索，这个故事主要展现他们苦难的生活，加上近年的回忆，学校、医疗、下岗等，这个故事比较完整。通过众人说故事的方式展现。对于片中的照片，上海，和矿工，比较感兴趣。对于提问的方式，多是问子女怎么样。
　　林：不得不去做的片子，作为一个矿工的子女。170多首诗，曾经觉得自己对于那种生活很熟悉，有一天这些记忆突然喷出来，他们不断涌现，而我不断记录。这种精神快要被拖垮的过程，对我来说，我第一次有勇气，向人说出，我自己曾经有那样无助的时刻。结婚一月后，母亲得了肝癌，三个月后去世，父亲也去世，他们作为矿工，唯一的愿望是老了能回到故乡去。作为长子，我知道我内心非常虚弱，只是说，有我呢。这些记忆试图将它抹掉，但其实不可能。不是我要做片子，而是命运推着我向前走。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某种程度来说，这片子我是最大的受益者。我是被动式的，我不干涉他们的说话。其中一半人是看着我长大的。说，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我要了解你们的生活。希望能够作为晚辈，听到你们的经历。当你们去世，就没有人能够讲给我。我全部记录下来，抄一本对话，花了一年时间。从前没有考上大学，做一个银行小职员。我自以为非常了解煤矿，但是我拍下来的只是一个表象，还有更多没有拍到，也没有勇气去拍。我更关注第二代的时候，其中讲到以前的同班同学，他把他回避掉了。我知道他是被枪毙了。我更多时候保持沉默。希望能够还原过去的记忆。我和我弟弟。面对后代，他们再用善意的谎言，我知道那些不是事实。他们那样善良，他们不忍心伤害我。他们把这种事故说到很简单。父亲是因为路太长，去扒矿车，就受了伤，还挨了处分。在凤凰卫视做节目，问我细节的时候，我第一次体会到，我对于父亲的了解是那样少，都是见到他，去上班，半夜回来，睡着。我小时经常挨打，那时我很恨他，后来我也做了父亲，在诗里写，才体会到父亲的全部沉重，我那可怜的父亲，作为儿子，我怀着对于父亲的所有愧疚。当我能够回报的时候，他们都不在了。我试图把已经被历史掀过的一页，用影像记录下来。当时是英雄的人，他们的晚景那样凄凉。我正在做第二部片子，《同学》。就是第二代，这历史不应该被抹去。有人说，这是没有的。我也不能做别的什么，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个记录下来。
　　问：想表达敬意。这个片子，我的理解，不光是个人的命运，而且是这个年龄段的父辈命运。我看了也恨激动，感谢您做的事情。想问的事情，从艺术表达上说，怎样既尊重每个人说话的权利，因为许多重复的地方，又有艺术上的提炼和集中。
　　林：作为我一个点，来展现一代人的命运，包括《同学》也是这样。其实很讨厌长片子，这样长，实在抱歉。因为是自己摸索做，遇到很多技术上的问题。很多编排的方法，看过奥斯威辛的片子，更多的是从事件的角度讲，而我是关注人。因为片长限制，我尽量截取，有些地方是为了衔接，另一方面，一个人说是生活经历如此，如果一个群体诉说，那么事实的存在，就不容质疑。其实每个人做60分钟都没有问题，尽可能把方方面面展现。不能把自己当成导演，不能导演生活，只是选取影像和编辑，尽可能地，像仆人一样，任何居高临下的审视都是可疑的。不同的人，尽可能地从不同方面展示。在多大程度上，也是恨可疑地，只能尽可能地做，只能如此。
　　问：这个的确很让人感动，但是有三个建议
　　一 实在太长和重复，讲述多，但是生活不多。所以访谈结构或许要调整。
　　二 数据的统计，一目了然的过程。费力。
　　三 没有看到矿井，觉得是非常大的欠缺。觉得是不可回避。
　　林：我有个人的考虑，矿井下曾经有矿工愿意带我去，可是他们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能够拍到的只是一点，从我的认知上，风烛残年的他们，和他们的矿井，才是遗照，可是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也不能够拍到了。只是在他们的过来人语言里，追溯这个痛苦也好，欢乐也好的旅程。作为后来人，或许不能还原。片长的确，每个人都压到了10分钟，我试图再往短做，压不到太多，做群像，作为个人，很难再短。我能做到的，恐怕就只能这样了，由于自己在这方面，心力有限，竭尽全力去做。我希望下面会更好。
　　问：一个关于《水》，比较，所以很期待《同学》，也能有一个系列。第二个是，拍当事人时，不停留在当事人身上，比如身体，比如吃东西。这个也是相似的，但您的形式感过于强烈，但是社会性有些流逝，能不能再填充进去一些生活。那位先生，保留了上海的一些特点，我觉得他是很独特的一个人。
　　林：我很喜欢这个人，我一下子发现了他，据说他是领队，别人说水平比较高，在找到他的时候，他说我有点特殊，不一样。他也很健谈，能够单独做一个片子。他其实是一个另类的人物，但非常鲜活。他放在那个位置出现，似乎就是天意，有时他实质上更多的折射出一个时代对一个个体命运的改变，在大时代的变革面前，个体的生命实在微不足道，那么如何活下来，他活到现在会那样去说。我更关注的是，那个人在卑微的状态下，如何生活，当真正去看他们，觉得起敬，我们没有权利去同情任何人。那些丰富而鲜活的生命绽放，这是一个过程，看你如何看待。
　　问：我的第一印象，是对于“三里洞”，很长，很黑暗。在看采访过程中，后半部的家庭生活比前面好，这是为什么。
　　林：三里洞是地名，没有特殊含义。人物的编排没有刻意安排，矿工的生活，大凡子女好一些的，矿工就能好一些。子女留在矿上的，比较差。里面一个人物，已经得癌症了，当时不知道，最近才知道，也活不长。已经不是感动之类的话了。我十年没有来上海了，这次去了太仓，给他们上坟，他们死后终于回到上海。我母亲去世的时候46岁，房子都弄好了，终于死后才回去。他说很羡慕我得母亲，能够回去。我高一在上海读过一年书，当我再来到这里时，我强烈地感到，这里是外乡，这个地方不属于你。可是在铜川地时候，也没有觉得是铜川人，没有办法认同，觉得自己是一个过客，只是在那里生活而已，对于我个人，是一种双重得无根状态。94年，曾想离开当地，现在，正感到那种苦难成就了我，诗歌，片子，都成就了我。生活中地挫折，无奈，成全了你。现在我很感谢那个城市，我觉得我是铜川人。儿子写，放假了，回家了，可以吃羊肉泡馍。
　　问：纪录片是对于群体和事件地记录，这群人是国家需要地时候去了，可是现在却被人遗忘。当您在拍摄地时候，发现那些社会矛盾，比如医疗等得时候，当时您得心情如何，对于社会大得思考是如何得？他们现在得生活是否有改变。政府有没有因为片子而关注。您个人得心情是怎样得？
　　林：纪录片得作用十分有限，改变不了什么，南方周末的报道，甚至是负面的影响。单位为我制定了摄像机管理办法，在凤凰卫视，做了两期节目播放，而铜川却没有看到。所以说，他们无法改变什么。即便说，国家发改委看到了，但是也不能改变什么。我不想因为我得片子而带来任何不愉快，他们将一如既往生活，和死去。关于形式的东西，因为画画，可能不自觉，不知能否抹掉。
　　问：您意识到他们的回避，你作为下一代人，知道一些没有描述的东西。关于真实的记录，和刻意回避，您怎么看待？关于现在的和以后的素材，如何衔接呢？
　　林：内心伤痛无法展示，拍不到就不拍，我们做能做的，而不是想做的。纪录片不能够设计，我个人也不主张摆拍，不太刻意的。实际上，都不是我提前想好的，都在改变。大多数人都是不了解的，哪怕是小时长大的同学。挣扎本质上是相通的。感受可能有差别，这些东西，只能拍到什么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有个人问，为什么小孩和妇女说真话，而男人说假话。我们的意识都是提前被阉割过的，他知道什么可能不该说。凤凰卫视上他说的就不一样。纪录片能做的非常有限。
　　问：有些导演认为自己的某些情绪需要得到一个宣泄，选择拍片，然后就放下，更好去生活。那么这个记忆，会一直放不下么？
　　林：它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在继续。疤痕永远不会恢复成没有砍过的样子。
　　问：为什么黑白？基督徒的吟唱，有什么特别安排？
　　林：第一个问题，其实素材带是彩色。主观的设计是彩色，觉得矿工更适合做黑白片，只有蓝天是彩色的。而当做的时候发现彩色是多余的。其实做的还有彩色版，觉得黑白更加贴切。彩色没有黑白效果好，黑白准确。
　　信仰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是不是要拍一个和信仰有关的东西。先压着不太想，从我目前的阶段，我并不觉得上帝能够带来什么。那个唱歌的是我姨，那么多挣扎以后，她选择了爱，那个东西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结尾时我突然听到，就转过去录音。她会唱的比较多，我一刹那的感觉，就是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感人的声音。那些东西对她的个体生命是有意义的，可是对于整个群体，这个救赎可能不成立。最后一个词是永生，我爸的名字。那个上坟，是我弟弟在上，因为三里洞和我妹妹家很近，就传过来照片，当时在那里，特别感动，用在后面。有些东西是自然的生成，生活比你能想到的伟大的太多，时间在变，不是能够安排的。
　　薛：林先生是非常认真，尤其是父辈给他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可以期待他的下一部《同学》。感谢导演。
　　
　　《黑陶人家》 作者：孙诺七林 / 主持：方方
　　孙诺七林：我是纯粹的藏族，普通话不太好，我们刚才放的那个东西，是和儿子随便拍的，我们黑陶，从国务院到乡村都非常重视，纯收工做出的工艺品，我们这个地方，两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没有变，以前会做的5、6个师父，现在有七八十人，供不应求。我们村人口多，已经一百七十多户，这个手工艺是800多人的生活来源，非常重要。我们的乡镇府和村委会，不要我们做，但是手艺要继承，我自己学，自己研究，带动大批徒弟。我们香格里拉，土地很少，镇子很支持这项目。造陶，红的三分之二，白的三分之一，就像刚才这样，天天做出来的，怎么做法，陶是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世界各地的游客多，我们做出来的，没有什么积压的，到年底都销出去，造型方面来说，刚才的茶壶有四十五种，甚至有的有一百多种，几个可以烧，一百个也可以烧，一定要掌握800度，600度，小的不超600度，大的不超过800度烧不透。
　　从来没有见过摄像机，云南社科院的同志来了，有相当大的好处，那些小学校相当支持。我说的不对，多多包涵。大部分学生九年义务之后就回到村里来了，要是考不上，就可以继承这个手艺，这个手艺就是我们的基础，把这个手艺放在我们的课程里，相当有好处。读到二十几岁的时候，连自己的饭都不会做，村里有这样的。没有一个专门的手艺，不行的。
　　问：为何选您做这个片子？是否因为村干部？
　　孙：香格里拉县，政协委员，共产党员。
　　问：您说对制陶特别重视，是生活来源，如果您不拍制陶，拍什么？
　　孙：生活方式，比如结婚，全乡集合在一块，有好多。有好的很多。拍片子的，有四个村民委员会，有七八百人，农历三月八日到十三号，到祭坛去，原来是大会堂，念经，跳舞，多的很。哪家的小伙子帅，哪家的小姑娘漂亮，都是很热闹。
　　
　　《文山苗族环境》作者：颜恩泉 / 主持：方方
　　问：我也是搞社会人类学，觉得焦点有点不太清楚。比如树木是用来做什么的，造房子或者直接卖，就感觉不同，工业化的因素，究竟对这个如何影响。
　　颜：砍树不是卖，靠山吃山。因为苗族生活环境比较艰苦，要从一个山头搬到别的山头去住，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定根，所以比较好。原来的那个村子人口就增多了，就要扩大耕地面积，所以就砍树。但是生存问题没有根本改变，我现在做一个当代移民的项目，山上下来的部分农民，就去租村民的土地种，现在的生活条件要好些。如果有一天不愿意租土地给他们，怎么办。所以后遗症比较多，到山下来，生活怎么办，这就是现在的问题。
　　问：现在这个项目，有多少人拍？以后会选择多少？
　　颜：项目经费比较少，现在有摩梭人，苗族，藏族，还有瑶族，等等。都是少数民族，描写自己的生活。也会让他们村民互相教。
　　问：片子是否达到了哪个目标么？或者说片子的主题？觉得不够明确。能否把意思明确给农民呢？
　　颜：这个意见很好，我看后也有同样感受。又受时间的限制，这只是前半部分，我就想能够通篇抓住重点，再来展演，让观众看到。回去之后，把后半部分链接起来，这个主题就能够显明出来。
　　问：颜导演，剪辑时候可能复杂，怎么办？
　　颜：拍的资料不能完全用上，让村民提建议，当地的村民会说，这个不要了，就删改。
　　方方：导演根据村民的反馈来修改。
　　颜：是这样
　　问：村民开矿是怎么回事
　　颜：老板和政府相互勾结，破坏很严重，当百姓看到，也去挖，所以千军万马就去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的矛盾相当大，这个片子也有想引起政府的关注。
　　问：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引起注意，那么电视台的团队和社区影像的意义有什么区别？
　　颜：百姓是实实在在的，社会有好些东西说不清楚。
　　问：不是应当选择更加具有扩散效应的媒体来做？
　　颜：好多东西和想象不太一样，有好几方的相关人士开着小车到那个地方去。就问那个搭档，是什么地方的，说是社科院的，问是做什么，说是资料片。当时他找那个搭档，能不能拿给他那个带子，说最好不要放。跟他说，是做资料片的。他曾经三次要这个带子。本来好多东西是可以做的，但是相互勾结，便走不通。
　　问：那么省政府呢？
　　颜：还是有关系的，无法走通。
　　问：是否有效果呢？
　　颜：现在会在一些地方放，通过村民来呼吁。
　　方方：大家私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两位老师。我的感觉，纪录片不是论文，这个有很多对于土地和乡村的热爱，都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希望老师同学给予相应的支持。期待更多的作品。
　　
　　《达尔文的噩梦》 主持：张闳
　　张：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同济文化研究所的，这个是我第一次看，这是当代纪录片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作品，这里面一些画面，一些隐喻的手法，表现当代世界很重要的一些问题，环境，全球化时代下这些地区文化、经济、政治的冲突，出现苏联的说法，可以说是80年代的作品，但是至今问题没有解决，在一些地方还在加剧，对于中国，应当有相当大的启示，也是全球化的时代，对于资源的掠夺，贫困人口的增多，中国也在加入掠夺者的行列，自身的资源也在被跨国资本工业托拉斯所掠夺，对于更加贫困的地区，比如苏丹，缅甸，我们自己也在扮演掠夺者的角色，这是一个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说像这个片子所用的一些手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一开始一架巨大的飞机在湖面上飞翔，各个国家，也像是一个生物链，遵循这弱肉强食的原则，就像维多利亚湖里面的鲈鱼，吃掉了更小的鱼类，造成了生态全的急剧恶化，这都引发我们的思考。当然更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如何来面对这个时代的种种挑战。中国现在纪录片的空间非常大，现在的发展不断地抹去记忆，空间的形态被改变，在记忆的废墟上建立的是巨大的承诺了美好生活的乌托邦，可是生活的幸福感正在消失。更多时候，纪录片是在挽救我们生活的一种感受。个人生命的记忆，一些强有力的表达手段，纪录片变得越来越普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现实的记录者，所以每个人如果自觉地担当这个任务，一方面是艺术上，一方面是道德上，那么这个世界还是有希望地。就像你们这一代人，会担当更加繁重的历史使命。
　　问：我今天来看，是因为这个标题，我今天看完后，是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一开始说尼罗河是生命发展的源头，生物链的一些发展，世界变成可怕的状况，我现在可以理解这个含义。这个影片所介绍的内容，欧洲人很无耻地掠夺资源，然后不给任何补偿。这是很不公平地，然后我想到世贸组织，一开始我觉得加入这个组织，可以公平毛衣，然后我知道这个组织是维护富国地利益，而贫国会更加贫困，造成不必要地困难。他们只要得到更多地资源，连飞机超载都不关。只要符合他们地标准，就好了，甚至说，鱼类对于我们是健康食品，但是非洲人吃的确实连泔水都不能做地东西。现在竟然发生这样地事情。
　　张：我做一个回应或者补充。WTO并不是如你说单面的东西，当然有些不公平，强者会更强，弱者受剥夺，可是不可能在当下避开，不可能被孤立。当然可以批评，但是要真正发生改变，也不是回避和摆脱，而是更积极和有效地介入，当下的国家必须在共同地平台上，才可能建立公正地贸易原则，否则只能被抛弃。
　　问：但是至少能够做一些补偿。
　　张：这是冷战时代的作品，全球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是掠夺，就像坦桑尼亚政府，是一个独裁的政府，其实人民受着双重的压迫，中国也有这样的“中国特色”，来排斥某种可能性。一个政府，应该担负某种责任。通过鱼换取的是武器，因为巩固地区的霸权。就像贫穷，希望打仗，希望联合国的援助。但是根据本地的原则，还是弱肉强食的，他的富人或许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包括安哥拉，苏丹，贫穷是巩固权力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不加入国际贸易循环，也得不到好处，会得到更多的奴役。中国也在面临这个问题，过去的计划到现在的全球化，而且面临更加大的压迫。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解决，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也许就是用纪录片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更多地来呼吁，更加公平，更加符合人性的来进行。至少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启示，就是在大学里，在大都市里看不到的这个世界的另外一面，这也是唤起年轻人的一种使命感。
　　问：我们在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看到一种社会的进化，我们做人，到底要进化到什么状态，是不是我们就是对的，那种就是一定要淘汰掉。因为在西方的20世纪，他就认为那种劣等人就要被淘汰，留下好的人种，是不是我们也要淘汰到片子里面的白人的优越感的状态？现在就工业文明来看，我们的生存状态很麻木，人与人的疏离引发一种精神的空虚。
　　关于进化的讨论
　　张：你们讨论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价值立场和思考的对象十分接近。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这个倒不成问题，如果有一个讨论的平台，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所以我觉得你讲的意思，最终的是人类终极价值观的问题，进化论，其实也是被反思的，17世纪以来的发展观的问题，我最近也在小镇上玩，但是人民过得很自在，后来我和几个朋友觉得很好笑，觉得现代化干什么，一个是时间的焦虑，拼命赶，一个车身的距离，就会插进来，可能有很严重的后果。就这样抱着侥幸的心理，就需要那么几秒钟的时间，赶回去，每个人都有这种时间的焦虑，可是不知道赶回去干什么。一个是空间的焦虑，在上海特别明显。空间需要膨胀，时间攫取，可是不顾后果，没有生命价值的提高，就像现代化的火车，启动了之后没有人能够刹住。就像非洲，掠夺资源，这个是很矛盾的，就像你说小国寡民的时代，这个时代不能回去了，但是这个时代里面的生命价值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就像毛主席的时代，也是某种现代性的体现，作为大跃进等等，尤其是文革和邓时代以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唯一的目标，我一点也不怀疑工业时代的价值，但是整个人类，包括西方，这个大工业时代加速发展的时候忘记了价值是什么，那些本来是解放人的体力和时间，能让人有自有的时间支配自己，马克思也是这样的理想，可是人都忘记了最原初的目的，把追求空间和别的作为价值。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更有一种价值的失落，要赶。就像非洲的那个地方，把生命的价值遗忘掉的时候，更有这样一些问题。太湖蓝藻事件的出现，更是现代化的某种破产。胡温不敢否定发展是硬道理，现在说科学发展观，也是对于单纯GDP的一种弥补，这里面还是有一个政治制度里面的核心价值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们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批判地思考，找到一个平衡地道路。当然可以根据个人地生存体验，想这些问题，有这种困惑问题不大，可怕的是没有意识到这些。
　　问：我想表述一个观点，我的观点是电影最迷人地第一个是光线，第二个是色彩，第三个是声音，第四个是内容。觉得讨论有点偏离。
　　张：你说的应该是艺术电影，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
　　问：有关于片中出现的基督和信仰怎么看。
　　张：一个结结巴巴的牧师，结结巴巴的福音，这个是万般无奈的景况，这是信仰在现在的处境的表达，一个放映员，却想一个虔诚和狂热的，也是一个商业性的行为，商业性的狂热，借助宗教表达，是一个表演性的东西，另一个是一个真的传教士，第二个是借助影响来布道。这种狂热要引发出一种异端，必须通过某种表演性和商业性的手段，另一个是借助于现代传媒，使得教义产生更大的热力。第一个使徒，打鱼的，放下渔网，跟我走，当然这是一个放下眼前的利益的追求，跟我走。基督教本身是穷人的宗教，使徒都是穷人，如果是说信仰和宗教不能提供某种抚慰，会带来更大的后果，当然，也是一种结结巴巴的，仅仅是一种抚慰而已，也是从西方传教而来的，也有说法，带走了象牙和黄金，留下的是圣经。总体来说，这对于恢复穷人的尊严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比如南非的大主教，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的精神领袖。在当今社会里面，贫富割裂的时代，如果是说没有金钱，肉体是灾难，如果宗教的诉求不能够满足，就是灵魂的灾难。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这个现象也有表现，乡下的会和政府有冲突，这是相当大的问题。这部片子涉及的问题相当丰富，信仰的，贫富的。
　　

　　[这个贴子最后由karency在 2007/10/29 11:50pm 第 1 次编辑]
　　
　　2007年10月6日
　　《乡愁》 《秉爱》 主持人：曹晋
　　开场白：
　　乡愁是一个讲上海城市变迁故事的片子。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我们放弃了历史和传统，历史和传统变成了一个象征，水泥森林把过去的体温降到零度，带给我们一种“本土不识”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上海尤胜。城市的主体被逐渐置换，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老外，经理人入住这个本属于上海本地人的地方，我们要看看导演的乡愁为什么而愁？
　　《秉爱》的制片人有国际交流背景，这个片子展现了来自国家的宏观调控——三峡拆迁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国家和妇女的这对矛盾，以往的研究都关注于国家如何剥夺，压制妇女自由，但是忽略了妇女如何抗争。在这个片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妇女抗争的过程。
　　抗争的空间是社会变化的一个很强的力量，中国民主的力量会不断地增加。通过观摩这个片子可以引起我们对生活的一种反思。无论对我们生活的理解认识，还是对我们进行的研究，都会有新的启迪。让我们把更多的讨论放在观看这两个片子之后吧。
　　讨论时间：
　　曹晋：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故事，一个发生在城市、一个发生在农村的故事，但是关注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以往我们的历史总是围绕政治、经济、军事，在法国年鉴学派之后史学关注到了普通人。Dv对当下生活的纪录，有助于我们认识真实的生活。
　　上午的片子一个看到了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我们要看到上海的现代化牺牲了三十同堂的温情。拍摄者曾经生活在石库门，他对石库门有着自己的感情。可能我们不是本地人，对这个有着不同的感受。
　　曹晋：这部片子《乡愁》表现得是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是用了主位的观察法，局内人的方法去观察，类似于人种志的方法。他拍摄了日常饮居,比如吃饭，人与人之间的大家之情；还有清洁工，这么一个社会地位低的人在弄堂里都有自己的乐趣；还有国家权力在里弄里的控制，比如说那是一个“说理”的地方。在画面里，小学中学都已经消失了。在回味成长的弄堂的过程中，有日本电影，穿插了永业里的改造，这是上海的大背景。他的乡愁就愁在他的家，他的空间被置换了。城市的主体被移植了，这里面的不平等问题隐藏在画面之中。
　　《秉爱》这个片子反映了中国非常有实效性的三个问题，写了一个不屈不挠的农村妇女。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是个女性化气质不明显的妇女，她的抗争是和国家政策，具体是村官来村里的干部进行抗争。妇女的本位角色，中国农民就是安土重迁，这种迁移在政策的强制下进行的，她写的申请并不是发自内心。村民还要受到中国户籍制度的管制，这里又产生了新的政治经济学，他要用钱来换取权力，而她又没有钱。这里涉及到了一个重要词汇“尊严”，农村的三陪妇女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牺牲的是哪一个群体的利益。作为一个妻子来说，她承担了丈夫不能承担的责任。作为和村干部抗争的人，她显示了中国妇女的抗争精神，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牺牲了什么群体的利益。
　　同学：第二个片子很让我感动，我理解了这个样一个女性非常坚韧。
　　同学：作为一个纪录片，是不是和艺术有关，是不是和社会学有关联？第一个片子是不是太符合当下的传统和现代的反差的想象了？作为一个纪录片是不是太简单了？
　　曹晋：这个片子还是对当代史的一个纪录，主流媒体的声音对石库门的进程是一边倒的支持，主流媒体从来没有站在居住在这里的人的感情真实的角度去看待，是对主流媒体的一个补充，一个民间档案史。
　　同学：是不是主题过于简单，在艺术表现方式上有好的方面，但影响过于平面化，简单化。
　　曹晋：说得很好，愁得深度广度还不足。
　　同学：第二个片子从艺术价值看比较大，最后的结局没有用影响表现，这是一个遗憾。
　　同学：中国社会存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我认可导演对新天地的看法，这里涉及一个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矛盾，您认为在中国是不是会存在传统和现代的平衡？
　　曹晋：这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对中国来说因为追求现代化，或者叫做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被动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化被动为主动，我们主动要放弃传统，传统已经变成一个消费的文化符号。台湾比我们更早面对这个问题，他们追求本地实践，台湾的庙宇文化就是对传统的复兴。但是在中国大陆我们很那看到对这种传统的重视。 需要政策的配合和全体居民的支持。
　　
　　《茨中圣诞夜》刘文增
　　《嫁女送亲》王忠荣
　　主持：蒋亦凡
　　刘：茨中圣诞夜是我们村里的活动，每年12月24日晚上，我们会举行相关活动。
　　我们村里民族有彝族、汉族、纳西等7个民族，信仰各不相同，我想留下影像资料让大家记住这里的文化、历史。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是在云南社科的同志的帮助下完成拍摄的。
　　王：我来自云南瑶族，《迎》拍摄与2007年一月，我感觉在社区内拍摄，没有专职的演员，导演等等，拍摄的作品就像溪水潺潺地流下来，是很自然的。
　　关于《迎》中的音乐，西方受宗教影响比较喜欢美声的长发。我们社区内部有在教授凤琴、提琴，我们教授的合唱也受到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的关注。
　　观：《迎》的字幕能否更多，因为很多地方欠缺字幕会对那种文化欠缺一种了解。为什么想到拍摄影像资料？这些影像资料拍摄前后对自己身边的环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王：我觉得《迎》的字幕有些虽然少了，但是能够引发你的进一步思考，当然这也有技术上的缺陷，我们会改正，我也在积极学习怎么做好字幕。至于为什么拍摄，我没有想的很深奥，因为我一直就在社区中做相关的工作，所以就拍摄了。
　　蒋：最早做影像工作是在2002年，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只是将村庄作为影响中的客体。于是云南的影像专家希望通过村民参与影像制作加入到社区的发展中。今年年底，这些社区制作的影像会在云南迪庆的村庄中进行巡展，以工作站的形式定期在村庄播放。这些作品也将放到当地的学校教育中，希望孩子们能够接受这样的教育，传承文化。
　　
　　《学生村》作者：魏星
　　魏：学校在云南山脉中部，海拔3200米，孩子上学很艰苦，学校历史将近20年。拍摄完之后，我又去了此学校，那里没有电，虽然电没有解决，但是我给他们买了4、5台电视机。后来用了发电机什么的，他们还是看到片子了， 当时看的时候，在一个大操场上，他们从头笑到尾，那天晚上一共放了三次，一直到晚上12点，他们觉得那就是他们平时的普通生活，突然出现在镜头里，有点奇怪。
　　观：片中的那些人物后来命运怎么样？
　　魏：后来哥哥考上了云南建工学院，是一个中专，前一年已经毕业，而弟弟上完小学就没有再读书了。而偏重女孩的母亲在影片拍摄完毕后去世了，不久，女孩也嫁人了
　　观：选择这个主题进行拍摄是个人行为吗？
　　魏：每年都会做相关选题，这个选题是经过很多筛选的，最后成片是我一力促成的。
　　观：我看到片中人物在其中表现很纯朴，给我的震撼很大。但觉得他们的有些话语，不像是他们在很真实的场景中讲出的，还有追究片中比如用10万块钱造房等等，让我觉得是由于媒体介入而产生了这些故事，是这样吗？
　　魏：当你要拍纪录片的时候，就不避免的要介入生活，会有自己的思想在其中。
　　片中那个孩子的父母见了一点世面，但不是很多，我们去拍，他们在镜头面前，会有一些和平常不同，但我认为基本还是真实的。其实，我拍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但考虑到最总还是要播出，所以在影片的删节方面还是有一些考量的。至于那10万块钱的拨款，是由于政府的考量，而不是学校能够决定的。
　　原来我们扶贫都是给钱，给粮食，但这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我想在这方面做工作，于是我去采访，我觉得这里虽然贫穷，但是这里的人对生活的态度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他们很积极，他们不自暴自弃，而且，虽然在贫困地方，他们始终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这是我非常有感触的
　　观：云南当地的孩子是否上学都如此困难，拍片的时候的工作量到底有多大，去那里拍了多久？
　　魏：云南95%以上都是山地，云南4000多万人里80%到90%都生活在山区，为了节省开支，很多学校合并。学校是49年建立，最远的20多里路，最近的都有3公里，晴好天气都要花很长时间上学。有些孩子太小，还有父母、爷爷奶奶作陪读。
　　片子是98年底，99年初开拍，我先后去了5次，寒假暑假都去过，4、5、6月去得比较多，总共去了那里4个多月的样子，那里没水的日子我们也一同经历。
　　观：选择这种社会选题必然是因为您觉得这些孩子很不同，但是您怎么能够保证这些孩子在镜头前能够真实展现他们的生活？这些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
　　魏：那里很荒僻，没有什么人去，开始半个月，我没有办法进行工作，他们并不适应镜头，和他们打招呼，他们都很害羞。后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会在上课的时候给他们介绍镜头，和他们一起做农活烧火，和他们聊天，渐渐他们就习惯了。
　　这些孩子只是他们知道的太少，我看过他们做的一些手工，非常漂亮，他们和城里孩子的区别，只是他们知道得少。
　　观：纪录片中您在镇上看到两个孩子了，拍他们在镇上露天睡觉，那拍摄之后呢？
　　魏：我那天晚上也就在马路上陪着睡，他们一开始有依赖，然后我就在那里看着他们睡了，也没有走。这是因为，一来当天晚上，我们拍摄进行得很晚了，他们已经睡了。二来，我尽量想让拍摄者感觉我与他们同在，拍摄出真实。当时我的确有能力带他们去旅馆睡一晚，可是，我不想这么做，出钱资助他们的方式我不想太直接。我想拍影片是觉得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很积极，不想让他们感受到外面人对他们的怜悯。
　　
　　观：您觉得拍摄纪录片要注意的是什么？
　　魏：纪录片要靠自己拍摄的灵感，看你是不是细心，还要看拍摄者的人文关怀。有了这些，都能拍出好故事
　　观：您拍这部纪录片的最深感受是什么？
　　魏：这部片子我最终想表达的就是对生活的态度，这是不论贫富贵贱，不论是城里的还是乡镇的。片中他们积极的态度对我自身的触动也很大。
　　

　　更多图片
　　http://photo.163.com/photos/yunfestinshang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