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亲爱的》作者顾亚平访谈

　　用摄影机探寻心灵的最深处
　　采谈者：张陶
　　受访者：顾亚平
　　采访地点：北京电影学院
　　采访时间：2006年9月15日
　　
　　问：那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使你选择了现在这个题材？
　　答：2005年4月上旬的某一天，我认识了A。在聊天的过程中，她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说她以前是个乖乖女，三十三岁才开始反叛，而且艺术改变了她的生活。这使我将我的关注点一下就放在了她的身上。一个人为什么会脱离原来的生活轨道，而重新选择？这种选择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新的选择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艺术与她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艺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她的生活？这些问题吸引我想一路追问下去，这些问题与我关心的分裂与矛盾的主题紧紧相关。我想知道，艺术对于一个普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普通人说艺术改变了她的生活，那么艺术必定具有它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到底是哪来的？是从那些从事艺术创造的人所谈论的技巧当中来的吗？难道一个普通人是被艺术中的技巧打动了吗？身处现代社会，我切实的感受到现代人的诸多困惑，但是为什么我最关心的、属于我们的电影作品，却落后于我们丰富的现代感受呢？我就是怀着这些疑问开始了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可以说，我拍A，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自己有很多疑问需要解答。可以说，是疑问让我开始了拍摄。
　　
　　问：这部纪录片也为观众提供了寻找一些答案的可能性，至少我作为观众是有这样的感觉。
　　答：谢谢。
　　
　　问：片子出来以后，也获得了许多业内人士的好评。对于影片女性主义倾向的评价你怎么看，拍摄之初有自觉的考虑到这一点吗？
　　答：在拍摄之初，我是有考虑到女性主义这个角度的。在写开题报告时，我关心的还是我臆想当中的一个女性艺术群体（主要是美术领域的），那时的思路受了A的影响。她认为自己的画廊是为中国女性艺术家搭建起了一个平台，是女性艺术的窗口，而她是这些女性艺术家的核心。她为我展现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使我认为我可以描绘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家的生存创作状况。然而进入实际的拍摄，这个蓝图就立刻变得虚无飘渺、不着边际。随着拍摄的进行和对A了解的深入，我渐渐感到女性主义在A身上只是一种口号，它没有那么确切的含义，而我的片子最后呈现的东西也远不是一个女性主义所能概括的，它是一个更复杂的东西。因为当代中国的女性艺术家并不是以某种共同的主张形成集体式的影响力，恰好相反，她们是不能用同一个词语来描述的一个群体，其个性大于共性，她们的背景、艺术形式、创作观念、生活态度都有着巨大的差别。所以我在拍摄的过程中逐渐拿掉了“女性主义”这个概念，而更多地在片子中呈现一种更真实的复杂性。
　　
　　问：在纪录片的道德感以及对于被摄者影响的问题上，你怎么看自己的这部纪录片？
　　答：我觉得道德的因素会直接影响一部纪录片的受众面。我的这部作品不可能成为公映的类型，这主要取决于作者个人和被摄者的态度。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知道自己的电影《守夜者的观点》一旦在电视上播出，将对片中的主角造成伤害，他便拒绝了。我的这部纪录片有同样的道德问题存在。在并不了解A的情况下，我以赞同她的姿态开始拍摄片子。直到后来认识到了A身上那些我并不赞同的东西，却仍然坚持拍摄了下来，并且剪辑完成了。作品带着我个人强烈的观点与看法，这种看法应该让大家都知道吗？我以私下聊天的方式对A表达过我的基本立场，作为朋友这是有必要的。但是作为一部纪录片作品，我只是借用了A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人，表达了我自己的看法，我始终认为这是一种对他人生活的精神式掠夺。基耶斯洛夫斯基就认为纪录片的陷阱之一，就是利用纪录片去影响片中人物的生活，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都是不对的。在就某一个人做分析时，我们不能假定我们比他更知道他应该怎样做、我们比他更知道他是谁。纪录片不应该造成任何影响，尤其是关于被摄者人生观的部分。这体现了一个作者最基本的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我们没有指责和散播的权力。既不摧毁、也不抬举纪录片中的人物，这点是相当难做到的。它要求作者必须站在更高的高度，同时还具备足够的悲悯之心。两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现在看来，我曾经试图用片子与A做一次讨论与交流，是多么的愚蠢。纪录片作者将自己的情感放入拍摄当中，的确是有危险的。我对反馈意见的重视已经不是纯粹创作意义上的，这反映了我作为纪录作者的不成熟，但这也是我处在道德困境当中的体现。
　　问：那么你在完成片子之后还是拿给几位主要拍摄对象看了？
　　答：是的。片子初剪完成之后，我就马上给了A，想得到她的反馈意见。我知道自己的作品对于A来说，只是拍摄了她的某个点某个面，一定不全面。但我把它当作一种检验，希望拿这样的作品与她分享，或者引起进一步的讨论。纪录片的快乐就在于与人交流，分享幸福和痛苦。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A也是这部作品的导演。A看完之后，对我的作品采取了避重就轻的态度，她不正面回答我的作品如何，只说了一些围绕片子拍摄过程中的题外话。我觉得这是因为A发现我并没有按照她预想的那样，把她塑造成一个充满艺术理想的、在从事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的人。在我的再三追问下，A首先反馈说影片缺乏对社会与历史的关照，不够大气；其次还认为影片太主观，太片面。她以刚上映的电影《无穷动》来举例说，《无穷动》的优点，在于对社会背景进行了描述，片中有两处的处理很大气：一处是对毛主席像章和古书的展示，一处是结尾的镜头，从四合院跳到大街上，既有历史大背景的回顾又有对现代建设的描绘。对于她的这些看法，我自己有完全不同的意见。我恰恰认为《无穷动》以这种方式表现历史与社会太符号化，是空泛的。它将个人问题归予历史的社会的原因，而不去每个人的个人内心寻找。这是一种不敢正视自己承担自己的懦弱。我认为，只有关注了个人，才会反映出社会与历史；而反过来，用社会和历史去解读个人则是粗枝大叶的。人不是活在他人给定的模式中，传统教育和领袖崇拜都不能成为“我”成其为“我”的借口。虽然个体生命不能逃脱历史的潮流，但作为个人，必须努力找到自己的起点，完成个性化的内省的生命价值。
　　问：你片中的另外两位人物，她们看完之后有什么反应？
　　答：她们都很喜欢这部片子。我想也是和我在片中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有关吧。如果把我片中的人物简单的用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来划分的话，A是比较偏向负面的，而另外两位人物则是比较正面的，所以她们看完之后也会有不同的感受。这种倾向性也是我一直在反思的问题，也是我认为我的这部纪录片最大的问题所在。
　　
　　问：你拍到素材就是这样的，也不能说都是由于你的倾向造成的吧？
　　答：我是比较喜欢从自身找原因的，我觉得这样的反省对于一个纪录片创作者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