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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专访云之南电影节主席郭净
2007-03-24 09:28:34 来自:
帮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帮主在 2007/03/25 12:00pm 第 1 次编辑]
云之南电影节主席郭净2005年专访
星期日新闻晨报特约撰稿 马悦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郭净说,“来吧,这个活动很好玩”。
郭净说,“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市民来看。我的梦想就是纪录片都能在电影院里放。”
3月21日,“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2005雨水”就要“落下”,倍受瞩目的中国纪录影像双年展——第二届“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开始了。郭净的梦想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保证不会只有一种标准
星期日:听说“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的作品初选本月底就要开始了,简单说说今年的安排吧。
郭:首先我们想尽量做得公平。国内做片展的人不少,官方的、民间的都有,我们从上届起就强调守规则,比如未经作者授权,我们对参展的影像作品不作任何拷贝。没有基本的规则,一个活动就不能持续。我们选评委也很严格,不同专业、不同背景、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都有,这样就能保证不会只有一种标准。上次的七个评委,两个英国的、一个上海的、二个昆明的……这次的评委我们也在网上公布了,做纪录片的、做故事片的、学者、诗人都有。
因为是做片展,还是要先初选出来一批片子,那其他参展但是落选的片子怎么办呢?今年我们安排了一个观片室,里面放了两个电视机,任何人——包括观众都能进去看,入选不入选的片子都放在里面放。这样我们就给了所有片子见光的机会,如果国内国外的电视台对片子感兴趣,那么即使片子落选了,作者也还有机会。
除了竞赛单元,还有“学生单元”,这次改成“青年论坛”了,不管你是不是学生,只要是第一次拍纪录片,片子没有公开放过就能参加。这个单元不是竞赛性质的,就是为了交流。
这次还有“社区影像”单元,就不限于纪录片了。我们请了十几个摄像的、画画的、做纪录片的做交流。这个活动是让普通人自己来纪录她/他们的生活。就像美国的大自然保护协会做的“照片之声”活动一样,先教会普通人怎么拍照,然后让她/他们拍。我们也培训,但是只作技术培训,不做观念培训……
星期日:为什么?
郭:因为这个活动就是要让普通人自己来用机器,我们就是要看她/他们怎么用,她/他们的观点和视角是什么。这次的“社区影像”主要在西部的云南、四川开展。第四个是邀请单元,叫“经典回顾”,上次我们邀请的是美国阿帕影像工作站,这次我们请了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人。之前我们聊的时候说起,中国目前发展的状况有些像日本的七十年代,比如环境问题,她/他们会把一些日本七十年代的片子拿过来放,我们看了应该会有触动。我们每届会请一个组织进行国际合作,我们希望以中国纪录片作为平台,和亚太、全世界都有联系:她/他们都主动联系我们、要求送片……
我们不卖票
星期日:“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今年办到第二届了,说说两年前第一届的情况吧,当时怎么想到办“云之南”的?
郭:说来话长。简单地说,就是云南的气氛很好。多元的文化,对话的气氛,这里拍电影、搞哪行的都有,关心纪录片的不是小圈子,做的人比较多。当时在云南当地拍片的人很多,Discovery当时一下签了七个片子的合同,云南电视台、昆明电视台的纪录片栏目也都在拍,气氛很好,差不多每年都有作品参加国际电影节。我之前自己也拍过。当时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和德国的高校合作,培养了两批学生,“云之南”的三个创办者里面,除了我之外都是当时培养的年轻人,基础很好。2002年到2003年初,我从云南社科院到云南省博物馆工作后,联合云南大学、云南艺术学院它们搞了“昆明影像论坛”。云南的民间也有艺术家做的“创库”,租一个厂房,就像上海苏州河边上的艺术工场,它们会办一些公益性质的活动,一搞,来的人特别多……
星期日:气氛这么好,那么第一届办得应该很顺利吧?观众反应怎么样?
郭:当时做第一届“云之南”的时候没有什么经费,博物馆给了一点,万把块,主要是朋友给。大学提供场地,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是自费的——外国的全部自费。气氛很好,放片子的场地300多人,绝大多数情况观众都超过300,就站着看,提问也很热烈。
星期日:观众都是些什么人?大学生?
郭:大学生是主体,因为主场地放在云南大学。还有全国各电视台做纪录片的人,做研究的,做项目的,国外的人,留学生……这次我想通过媒体的宣传,让更多昆明的市民来看,想把昆明做成一个看纪录片的地方。纪录片在北京的活动比较多,办得也专业;我们想办成大众化的活动,不想办成小圈子的,我们希望吸引更多普通市民。
星期日:大众化可不容易,你们放片子卖票吗?
郭:不卖票。这点我们也有过争议,有人认为就应该让观众养成去电影院买票看电影的习惯。但我觉得在纪录片观众还没有培养起来的时候卖票不太合适。我们在电影院只放了一部片子,《牧人》,只卖三场,5块钱一张,在影展放映场地的门口卖的,不是在电影院票房卖的,结果第一场上座率20%,到了第三场80%,如果能像大片那样宣传……
星期日:就算不卖票,纪录片也不可能比得过电视剧受普通人欢迎啊。
郭:我觉得人的口味也是多元的,有一点很重要,几乎所有纪录片都和普通人的生活关系密切。故事片和普通人的关系反而不是那么近。关键是观众接触不到那么多的纪录片。
不知道干嘛才去打麻将
星期日:但是有人说纪录片很闷。
郭:纪录片实际上不闷,在内容、形式上要比故事片丰富。2个月前我去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他/她们的市民完全是看大片的感觉,街上买票都要排长队。有人说中国纪录片很闷,其实不是这样,关键是包容性。上次“云之南”规模小,来了93部片子,电视台和独立制作的一半一半,有各种各样的片子,上海台的陈苗和李晓做的《我属蛇》就节奏很快,很好看;《厚街》的拍法新闻性很强。片子的份量和包容性也和我们的评委会有关。
你吸引普通人你要把活动搞得有趣。上一届活动一开始国外的朋友不太满意,她/他们交通、食宿都是自费的,但是到了昆明,我们没有落实好住宿,没地方住了,然后一家家找睡觉和吃饭的地方,所以感到不舒服。可是过了一天就忘了,因为活动有意思。
星期日:怎么个有意思?
郭:完全是开放性的,不是扳着脸的像领导讲话。比如上次的开幕,我们放的露天电影,400多人,场地外面隔着栏杆她/他们都能看。云南大学也是开放性的,普通人可以自由进出。
星期日:可是普通市民她/他上了一天班很累,回到家里吃个晚饭,看看电视剧就睡觉了。有时间的话也是去打打麻将啊,谁愿意来看纪录片?
郭:她/他是不知道干嘛才去打麻将的!经济发展了,可是文化需求一直没得到满足,去年电影市场发展很快,可是就靠三个片子,可全国总共有一、二百部片子上映。《功夫》放了一个多月就没第二部片子了,谁来提供文化产品?其实昆明的百姓文化消费的要求很强烈。之前发现了一批法国人拍云南的老照片,结果几十万人去看展览。去年又展出了美国老兵拍的云南老照片,又有十几万人看。去年杨丽萍的“云南映象”,100多到300多的票价,坐满,把云南的表演市场带动起来了。政府看到了也努力推进,表演啊展览啊。经济发展以后,紧接着就是法律、文化的发展。我们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首届“云之南”就是省博物馆主办,这次是社科院。还需要民间的参加。
哭是导演的幸福
星期日:我听说上次观众看完片子向导演提问,居然把导演问哭了,不是被气哭了吧哈哈?
郭:不是气哭了!我记得有四、五个导演都哭了,主要是被当时的气氛感动,提的问题又切中内心,片子本身和导演自己的经历又连在一起……其实这是导演最幸福的时候。
星期日:上一次活动你作为主办人有什么难忘的吗?
郭:……开展的前一天晚上,2003年的3月21日,我躺在床上想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准备好:设备、横标、志愿者……结果理出几十条,根本睡不着了。他们两个(指组委会另两名成员杨昆、和渊)都生病一样,很丧气,忧心忡忡。“完了完了,第二天怎么办?”“万一没有观众怎么办?市民上班,学生早上要上课……”
星期日:结果观众来了吗?
郭:没想到一开始还行,没坐满但是也坐了7成。到27号颁奖完、活动结束的时候,各地来的人还聚到酒吧聊到2点多。
星期日:说说你的收获吧。
郭:首先是看了那么多的好片子。沙青和季丹的《在一起的时光》得了大奖(青铜奖),《学生村》是幻面奖(评委会大奖),还有《厚街》(黑陶奖)得了“新人奖”。然后又有机会去阿姆斯特丹和山形电影节交流。原来我是个学者,只会写写东西。他们两个只是学生。但是现在我能举办活动了,能把学术想法变成社会需要,活动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原来做民族文化、生态文化的保护,纪录片只是手段。在专业层面,纪录片是艺术的东西。但是我们考虑的是如何运用纪录片来保护民族文化和生态文化,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重视纪录和大众的结合。
星期日:但是普通人不会想到要去管生态文化这种大事情。
郭:碰到事情了不管不行。旅游发展了,经济发展了,很多东西被破坏了,她/他不是不知道,都能感觉到,但是没办法。无论是上海的城市的日常生活,还是云南的山区的少数民族搬迁,还有服饰、语言……都变了。其实她/他自己也在保护。
星期日:还记得打动你的第一部纪录片吗?
郭:就是蒋樾的《彼岸》。我在昆明看了,太精彩了……这次蒋樾和段锦川还把他们做的“我们的土地”重编一个版本拿过来放,专为我们这次“云之南”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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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净说,“来吧,这个活动很好玩”。
郭净说,“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市民来看。我的梦想就是纪录片都能在电影院里放。”
3月21日,“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2005雨水”就要“落下”,倍受瞩目的中国纪录影像双年展——第二届“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开始了。郭净的梦想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保证不会只有一种标准
星期日:听说“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的作品初选本月底就要开始了,简单说说今年的安排吧。
郭:首先我们想尽量做得公平。国内做片展的人不少,官方的、民间的都有,我们从上届起就强调守规则,比如未经作者授权,我们对参展的影像作品不作任何拷贝。没有基本的规则,一个活动就不能持续。我们选评委也很严格,不同专业、不同背景、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都有,这样就能保证不会只有一种标准。上次的七个评委,两个英国的、一个上海的、二个昆明的……这次的评委我们也在网上公布了,做纪录片的、做故事片的、学者、诗人都有。
因为是做片展,还是要先初选出来一批片子,那其他参展但是落选的片子怎么办呢?今年我们安排了一个观片室,里面放了两个电视机,任何人——包括观众都能进去看,入选不入选的片子都放在里面放。这样我们就给了所有片子见光的机会,如果国内国外的电视台对片子感兴趣,那么即使片子落选了,作者也还有机会。
除了竞赛单元,还有“学生单元”,这次改成“青年论坛”了,不管你是不是学生,只要是第一次拍纪录片,片子没有公开放过就能参加。这个单元不是竞赛性质的,就是为了交流。
这次还有“社区影像”单元,就不限于纪录片了。我们请了十几个摄像的、画画的、做纪录片的做交流。这个活动是让普通人自己来纪录她/他们的生活。就像美国的大自然保护协会做的“照片之声”活动一样,先教会普通人怎么拍照,然后让她/他们拍。我们也培训,但是只作技术培训,不做观念培训……
星期日:为什么?
郭:因为这个活动就是要让普通人自己来用机器,我们就是要看她/他们怎么用,她/他们的观点和视角是什么。这次的“社区影像”主要在西部的云南、四川开展。第四个是邀请单元,叫“经典回顾”,上次我们邀请的是美国阿帕影像工作站,这次我们请了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人。之前我们聊的时候说起,中国目前发展的状况有些像日本的七十年代,比如环境问题,她/他们会把一些日本七十年代的片子拿过来放,我们看了应该会有触动。我们每届会请一个组织进行国际合作,我们希望以中国纪录片作为平台,和亚太、全世界都有联系:她/他们都主动联系我们、要求送片……
我们不卖票
星期日:“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今年办到第二届了,说说两年前第一届的情况吧,当时怎么想到办“云之南”的?
郭:说来话长。简单地说,就是云南的气氛很好。多元的文化,对话的气氛,这里拍电影、搞哪行的都有,关心纪录片的不是小圈子,做的人比较多。当时在云南当地拍片的人很多,Discovery当时一下签了七个片子的合同,云南电视台、昆明电视台的纪录片栏目也都在拍,气氛很好,差不多每年都有作品参加国际电影节。我之前自己也拍过。当时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和德国的高校合作,培养了两批学生,“云之南”的三个创办者里面,除了我之外都是当时培养的年轻人,基础很好。2002年到2003年初,我从云南社科院到云南省博物馆工作后,联合云南大学、云南艺术学院它们搞了“昆明影像论坛”。云南的民间也有艺术家做的“创库”,租一个厂房,就像上海苏州河边上的艺术工场,它们会办一些公益性质的活动,一搞,来的人特别多……
星期日:气氛这么好,那么第一届办得应该很顺利吧?观众反应怎么样?
郭:当时做第一届“云之南”的时候没有什么经费,博物馆给了一点,万把块,主要是朋友给。大学提供场地,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是自费的——外国的全部自费。气氛很好,放片子的场地300多人,绝大多数情况观众都超过300,就站着看,提问也很热烈。
星期日:观众都是些什么人?大学生?
郭:大学生是主体,因为主场地放在云南大学。还有全国各电视台做纪录片的人,做研究的,做项目的,国外的人,留学生……这次我想通过媒体的宣传,让更多昆明的市民来看,想把昆明做成一个看纪录片的地方。纪录片在北京的活动比较多,办得也专业;我们想办成大众化的活动,不想办成小圈子的,我们希望吸引更多普通市民。
星期日:大众化可不容易,你们放片子卖票吗?
郭:不卖票。这点我们也有过争议,有人认为就应该让观众养成去电影院买票看电影的习惯。但我觉得在纪录片观众还没有培养起来的时候卖票不太合适。我们在电影院只放了一部片子,《牧人》,只卖三场,5块钱一张,在影展放映场地的门口卖的,不是在电影院票房卖的,结果第一场上座率20%,到了第三场80%,如果能像大片那样宣传……
星期日:就算不卖票,纪录片也不可能比得过电视剧受普通人欢迎啊。
郭:我觉得人的口味也是多元的,有一点很重要,几乎所有纪录片都和普通人的生活关系密切。故事片和普通人的关系反而不是那么近。关键是观众接触不到那么多的纪录片。
不知道干嘛才去打麻将
星期日:但是有人说纪录片很闷。
郭:纪录片实际上不闷,在内容、形式上要比故事片丰富。2个月前我去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他/她们的市民完全是看大片的感觉,街上买票都要排长队。有人说中国纪录片很闷,其实不是这样,关键是包容性。上次“云之南”规模小,来了93部片子,电视台和独立制作的一半一半,有各种各样的片子,上海台的陈苗和李晓做的《我属蛇》就节奏很快,很好看;《厚街》的拍法新闻性很强。片子的份量和包容性也和我们的评委会有关。
你吸引普通人你要把活动搞得有趣。上一届活动一开始国外的朋友不太满意,她/他们交通、食宿都是自费的,但是到了昆明,我们没有落实好住宿,没地方住了,然后一家家找睡觉和吃饭的地方,所以感到不舒服。可是过了一天就忘了,因为活动有意思。
星期日:怎么个有意思?
郭:完全是开放性的,不是扳着脸的像领导讲话。比如上次的开幕,我们放的露天电影,400多人,场地外面隔着栏杆她/他们都能看。云南大学也是开放性的,普通人可以自由进出。
星期日:可是普通市民她/他上了一天班很累,回到家里吃个晚饭,看看电视剧就睡觉了。有时间的话也是去打打麻将啊,谁愿意来看纪录片?
郭:她/他是不知道干嘛才去打麻将的!经济发展了,可是文化需求一直没得到满足,去年电影市场发展很快,可是就靠三个片子,可全国总共有一、二百部片子上映。《功夫》放了一个多月就没第二部片子了,谁来提供文化产品?其实昆明的百姓文化消费的要求很强烈。之前发现了一批法国人拍云南的老照片,结果几十万人去看展览。去年又展出了美国老兵拍的云南老照片,又有十几万人看。去年杨丽萍的“云南映象”,100多到300多的票价,坐满,把云南的表演市场带动起来了。政府看到了也努力推进,表演啊展览啊。经济发展以后,紧接着就是法律、文化的发展。我们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首届“云之南”就是省博物馆主办,这次是社科院。还需要民间的参加。
哭是导演的幸福
星期日:我听说上次观众看完片子向导演提问,居然把导演问哭了,不是被气哭了吧哈哈?
郭:不是气哭了!我记得有四、五个导演都哭了,主要是被当时的气氛感动,提的问题又切中内心,片子本身和导演自己的经历又连在一起……其实这是导演最幸福的时候。
星期日:上一次活动你作为主办人有什么难忘的吗?
郭:……开展的前一天晚上,2003年的3月21日,我躺在床上想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准备好:设备、横标、志愿者……结果理出几十条,根本睡不着了。他们两个(指组委会另两名成员杨昆、和渊)都生病一样,很丧气,忧心忡忡。“完了完了,第二天怎么办?”“万一没有观众怎么办?市民上班,学生早上要上课……”
星期日:结果观众来了吗?
郭:没想到一开始还行,没坐满但是也坐了7成。到27号颁奖完、活动结束的时候,各地来的人还聚到酒吧聊到2点多。
星期日:说说你的收获吧。
郭:首先是看了那么多的好片子。沙青和季丹的《在一起的时光》得了大奖(青铜奖),《学生村》是幻面奖(评委会大奖),还有《厚街》(黑陶奖)得了“新人奖”。然后又有机会去阿姆斯特丹和山形电影节交流。原来我是个学者,只会写写东西。他们两个只是学生。但是现在我能举办活动了,能把学术想法变成社会需要,活动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原来做民族文化、生态文化的保护,纪录片只是手段。在专业层面,纪录片是艺术的东西。但是我们考虑的是如何运用纪录片来保护民族文化和生态文化,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重视纪录和大众的结合。
星期日:但是普通人不会想到要去管生态文化这种大事情。
郭:碰到事情了不管不行。旅游发展了,经济发展了,很多东西被破坏了,她/他不是不知道,都能感觉到,但是没办法。无论是上海的城市的日常生活,还是云南的山区的少数民族搬迁,还有服饰、语言……都变了。其实她/他自己也在保护。
星期日:还记得打动你的第一部纪录片吗?
郭:就是蒋樾的《彼岸》。我在昆明看了,太精彩了……这次蒋樾和段锦川还把他们做的“我们的土地”重编一个版本拿过来放,专为我们这次“云之南”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