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欧盟村民自治纪录片计划作品《路》拍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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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欧盟村民自治影像公共宣传计划青年导演组
　　纪录片《路》张珂拍摄手记
　　11月12日　　　 星期六　　　 阴　　莲峰
　　昨天中午一点二十分，我和董昱上了从重庆到乌鲁木奇的1082次列车，旅途上平淡无奇，乏善可陈。12日凌晨五点钟，我醒了，很难再睡着，便起床坐在窗边用额头抵着冰冷的玻璃用力地在黑夜中眺望。夜色深沉，额头能感受到车外的寒冷。火车正在过秦岭，车速缓慢，走走停停。黑夜中的灯火不多，白灯少，黄色灯光多一点。四点，到了西安，董昱起来了，坐在了我的对面，他说他其实两点就醒了，一直瞪着眼到这会儿。我们在昏暗的车厢中聊了会唐朝乐队，我觉得又有点困，便又睡了，董一直坐在窗边。
　　一觉醒来，已是早上八点半，下床吃了泡面，问董昱吃了没，他说已吃了。这时他的水已喝光，在车上买了瓶可乐，3块5，我正说不贵不贵，他却喝了一口后连说不对，仔细一看，原来是国产的非常可乐。我和他看见窗外景色已从昨日的南方乡野变成了黄土山黄树叶的西北风光，于是拿了摄像机拍了沿途的风光，打开车窗，拍一会便已双手冰冷。
　　11点多，车快到陇西了，我们在车上留影后下了车，又在陇西车站站牌那留影。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喜欢留影，也许是为了确认自己在现实中的存在吧。
　　母亲在车站门口接我们，她气色不错，给我们拿了羽绒服。我问她之前她说的那个陇西县的县长是她同学的事是不是真的，母亲说那个人刚死于癌症。于是我和董昱坐着县长大人的北京吉普车下乡的梦想破灭。母亲又说前天是她五十一岁的生日，我知道她从来没过过，于是借着满足董昱下乡前再吃一次川菜的愿望，三个人一起吃了顿饭，32块。四川人董昱吃完后脸上露出喝到非常可乐的神情。
　　我们在陇西上了车，前往莲峰乡。一车的农民，对我们的镜头不回避不抵触，只是道路崎岖的让我们拍的画面惨不忍睹。已是冬季，满目黄土中只有隐约的冬小麦是绿色。
　　一个半小时后，车到莲峰，我和董昱已是灰头土脸。我们进了我外婆家，与外婆家相邻的是我大舅、二舅家。此时天气颇冷、我和董昱加了衣服和亲戚们含喧了一会儿，便带着设备上街走走。
　　今日逢集，街上还算热闹，与儿时的记忆不同，现在街边的水渠已断流，满是垃圾，街头放着《两只蝴蝶》，新修的电信局与合作社的四层高楼对面是用土坯修的已有七、八十年历史的老房子。老房子因为修路拆迁的事有些已剩一面墙，但大多房门紧闭，防着对面镇政府的干部突袭。经过已经空无一人的房子时，母亲说这里原来有一家人两个孩子得了软骨病，是因为近亲结婚，去年两人大人先后病死，两个孩子也饿死了，这家就绝了户。我听到“绝户”这个词，打了一个冷颤。
　　我们在街上转了一圈，观察了一下民风民情，觉得比起大多的甘肃乡村这里还算热闹，毕竟是镇政府所在地。但房屋仍以土坏房居多，有些窗户上仍糊着纸或塑料布。
　　之后，我们去了田里，正是收获中药的时候，这里的经济作物主要是黄芪、党参、当归等中药材，从种到收获需两年。农民们告诉我鲜黄芪现在1斤卖五毛钱，我们很震惊，因为城里要卖十多块。农民送了董昱一根刚挖出的黄芪，白嫩嫩的和人参一样，董昱特别高兴。
　　问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办精加工厂，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南方人在做，自己做不来。
　　天色暗了，阴云密布的空中出现了一个云洞，几束光射了出来，异常美丽，仿佛上帝的目光。母亲说这叫“天爷吸水”，最近会下雨。
　　之后，我们到外婆家吃饭，坐在炕上，一人吃了碗面，大舅家送了刚煮出的土豆给我们，又一人吃了一个，二舅家拿了新面做的馍馍给我们，也一人吃了一块。
　　我们买了条65元的“兰州”烟，估计这镇上没人比我们抽的更好了，然后我们坐在炕上和大舅马勇聊了很多话题，包括选举，自治以及这次的拆迁。大舅思想很开放，最远去过广州，算是乡村里没什么钱的精英，和我们说了很多。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里一没选举，二没自治。同时大舅提供了很多人选让我们拍摄，他说村民有很强烈的说真话的想法。
　　我的一大帮表弟表妹们放学了，我和他们聊着天，他们不知道阿迪达斯（董昱的行头），也对董昱的长发表示很好笑，董昱还听不懂这边的话，要靠我翻译。
　　我的表弟马海鹏骑车时摔得骨折了，花了两千多，二舅马忠去内蒙打工挣的一千五百块钱全部搭进。我其实心里很酸，便和这些孩子们说他们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我以后工作了负担他们上学。董昱是我一个宿舍的兄弟，有时会说我几年都不买件好点的衣服，我想，现在也许他能理解一点了。
　　母亲联系了招待所，因为大舅家一张炕上睡四口人，二舅家也是。姥姥的一间房子被雨淋塌，和小舅住在剩下的一张床，我妈也要睡这。招待所20块一天，两个人，一室一厅，有电视、沙发，非常软的床（人能陷进去），很不错。我和董昱下去洗了热水澡，看了会三亚举行的中国电影金鸡百花颁奖。四个最佳纪录片提名是《世纪三峡》、《东方神舟》、《走近毛泽东》、《小平你好》，第三个得了奖。董昱撑不住便去睡了。
　　我马上要去看今天的素材，就此搁笔。
　　
　　11月13日　　大雪转阴　　星期天　 莲峰
　　今天起床时已是九点多了，屋外特别冷。昨天母亲说的“天爷吸水”的天象果然不错，她说会下雨雪，今早便下起了雪。雪初下不大，十点时渐成大雪，我和董昱决定拍些空镜，提机器上了街。我的表弟马宝鑫今年十一岁，人很聪明，被我们征召成了副导演，他十分兴奋，虽然他吸鼻涕的声音让正在录同期的我无可奈何。
　　雪纷飞，很冷，董昱说他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雪，他戴着我的帽子，又把套头外套的帽子也戴了上去，和个日本兵一样，又戴了马宝鑫的毛线手套，像别里科夫——“装在套子里的人”。我戴了顶小舅的布帽，穿着最厚的衣服。我们在院子里拍一个门的空镜只用了一分钟多钟，身上便全被雪覆盖。我们撑起了伞，把雨衣套在摄像机上，后来因为会有杂音又取了，UV镜上经常落雪花。董昱冻得手脚都麻了，我还好，毕竟我是西北人。雪中的街道拍出来极美，虽然每次STOP时我们几个便开始一起吸鼻涕，而我的咳嗽也重了一些。
　　我们在大雪中艰难地拍了些空镜，包括那些写了鲜红的“拆”字的老房子，我用一种复杂的心情又拍了雪中残破的那户绝户人家的房屋遗址。
　　正当我们准备去高一点的地方找一下雪中村庄的俯拍全景时，大雪忽然间小了，太阳也冒了出来，寒冷渐消，积雪也很快的消融，村庄仿佛下过一场雨。
　　上午的拍摄艰难而缓慢，下午也遭遇了琐事。我在村民家访问时，董昱被我表妹马家瑶请去给他们的班排节目，表妹在莲峰中学初三，下周上全校要举行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文艺演出比赛。董昱一听，自恃有文艺天赋，便与我做了分工，一口应允了下来，下午三点半过去。
　　我做完了访问，想也许有些有意思的事会发生，于是带了摄像机去了中学。当我走进教室时，我乐坏了，董昱正在手舞足蹈地教五六十名中学生唱《保卫黄河》，还分了两个声部。我觉的有意思，便开了机。
　　歌声震天，董昱很亢奋，我默默地拍着。马家瑶是指挥，马家鑫因为小不能进中学教室而哭了鼻子。
　　学生们的脸色偏黑透红，目光清澈，董昱的玩笑不断逗得他们的欢笑。起初参差不齐的合唱渐整齐，他们对摄像机也越发自如了。
　　提到这个班级还要说的他们的班主任。我刚忘了提，下午二点时我们曾去拜访了这位马登耀老师，他28岁，教物理，妻子也是老师，24岁，都是天水师专毕业。刚有了一个宝贝，35天大了，三口人住在中学里一个大约10平米的平房中，除过一张双人床、一个书桌、一个炉子，我们立脚的地方都不多了。马老师热情非常，又倒茶又递烟，他抽的3块一包的海洋，我们抽的7块一包的红兰州。我妻子很安静，抱着孩子友善地看着我们。在屋子的天花板上，仍吊着结婚时的彩带，墙上还有很大两张结婚照。在火炉暖暖的温度中，我喝一口茶、吸一口海洋烟，突然觉得这真是令我羡慕的幸福。他们都是中教三级，莲峰比较重视教育，一个人的工资可以有800块一个月。马老师说他很忙，一周十五节课，二十五节补课，还要函授读天水师专的本科。
　　我们采访了一些他的生活，也问了他对这次拆迁和村委会的看法，他很明确的说他都了解，但中国就是这样，话语中有一些无奈。
　　言归正传，结束了对学生的排练，我们和全班同学在一起合影，他们在拍照时都喊的“田七”。
　　有个班在排练《白桦林》为音乐的舞蹈，我拍了一下，他们便害羞了，舞步大乱，我便赶快逃走。
　　令我高兴的是，以马宝鑫已经对三脚架收放自如，也学会了拍摄和充电，数码相机也玩得很转。
　　回到外婆家，我把项目组提供的相机给了我的大舅和二舅，倒不是照顾自己的亲属，因为其实不熟的人很难送出去。两个小时后，他们已让我吃惊地照了一卷。我问他们照了什么，他们说种地、挖药、破房子都照了。我知道我应该叮嘱他们拍与“村民自治”主题相关的相片，但我没有说。因为这里没有选举，没有村民会议，我也不想告诉他们该拍什么不该拍什么，因为“村民自治”对他们来说就和Internet一样。我只能说多去拍拍干部，拍拍布告栏，他们似懂非懂的说明白了。
　　晚上，我又做了一个采访，农村的光线条件不好，为了省电普遍用小瓦数的灯泡，我估计这条可能用不了，但我又想用，董昱认为不好看不能用，两人有争执。
　　之后我们又在我大舅家听他介绍了些选举的情况和村委会的事。他提供了几个拍摄对象，说都可以拍，其中村支书、爱打抱不平的各色人等都有，我和董觉得很有用，但还是发愁结构与主角的事，我倾向做村长，他想做“对峙”。
　　多说一句，晚饭在当地最豪华的“成都酒家”吃的火锅，四个人65元，满足董昱的愿望，也让从没吃过火锅的副导演马宝鑫尝个鲜。虽然很不正宗，但大家吃的都很多。
　　晚上，董昱和我小舅、外婆在炕上聊天，他给他们说他的衣服之类的价格，其实我不喜欢他的这种姿态，包括他给中学的学生讲披头士，包括他每次回来说要写手记却倒头就睡。现在已是凌晨一点了，他睡了三个小时了，我就此收笔，今天的素材还没看，还要做场记。但还是要废话一句，今天在街上偶遇两个刚洗完澡端着盆披着温漉漉长发的同济大学的青年女老师，她们在莲峰中学支教三个月，寒风中的她们很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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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4日　　 阴转中雪　　星期一　　 莲峰
　　今日凌晨四点睡的觉，早上一觉睡到九点半，梦见了我在四川美院的妹妹，梦见了吴老他们的草场地工作站在天上，需要登天梯上去，梦见在故宫博物院遇见张明博，梦见千方百计想买一条休闲裤……其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梦到这些。
　　起床后按母亲的引见去了村民龚进福家采访，他自己在毛泽东时代就是生产社干部，但不是党员。因为去年曾自发组织村民维修公用水管而受到了镇书记的器重，希望他去当村主任，但他认为做村长吃力不讨好而拒绝了。在这次拆迁中，他一直是以村民“意见领袖”的角色与村、镇政府抗争。曾在村民的资助下与几个村民去了兰州、甚至是北京国务院上访。他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这里的拆迁、选举的诸多内情，神情严肃，精神亢奋。特别是他大手一挥说的一句：“官逼民反！”令我内心深受震动。他很能说，我们拍了一个小时多，他告诉我们近日他将再次去兰州上访，而我和董昱探讨了跟踪拍摄的可能。
　　中午，大舅家特意做了米饭，董昱吃得很起劲。吃完了，又下起雪，他在屋中依旧是别里科夫的装扮，精神很差。母亲告诉我下午四点，上街村村支书，下街村村主任、支书、莲峰中学的校长、还有镇长、书记等人要在莲峰中学开会，商量拓宽中学操场的事，我决定去拍一下，但时间尚早，便与董一起出门走走。
　　外面下着大雪，董昱精神依旧很差，也不和我说话，和我走的很远，我觉得他也许有他自己的原因，也许是对乡村的不适。
　　在雪中的街上走了走，我又拍了几个镜头。眼看时间尚早，我便和董昱去了昨天遇见了同济大学的支教老师的住处。屋内住两人，很简朴也很干净。几天来第一次看到了电脑，还是IBM的笔记本，更惊异的是，竟有电话线能上网。两位老师和我们谈了她们的生活，说在距这十多公里外的万家山庄，她们家访一个学生时，他家穷的连凳子都没有，只能拿来袋粮食让老师坐，而房子马上就要塌，孩子每次从学校回家只能睡马圈。老师说她们把这些都发在了同济的BBS上，呼吁大家捐衣捐书，我一口应允了回重大后也去呼吁。
　　这时，另一个支教的男老师陈程来了，2001级的，毕业留校了，重庆人，很有亲切感。
　　另外，那根网线全校有十台电脑共用，打开一个网页要5分钟。
　　聊了不一会，来了两个领导样子的人，一个是莲峰中学的校长，一个是渭源县的教育局局长，他们来看望支教老师。他们见了我们也很热情，说乡下的孩子就盼着来自外面的老师。
　　到四点了，我们去了开会的地方，一个是中学的办公室主任陈志远，一个是上街村的支书马俊琪。我们以毕业论文前期调查的名义和他们闲聊着，气氛还不错，因为一个是我母亲的学生、而支书是我母亲的同学。
　　在一个镜头中，陈主任很积极地发言，句句不忘马书记，马书记微笑着坐在后面，很受用的样子，身旁是毛泽东的画像。后来我采访马书记的时候，他还不忘抢着“拍马屁”。不过我并不反感，因为他要为学校争取拓宽操场的土地。
　　采访马书记时，他的沉稳与健谈令我震惊，他对于选举、自治、拆迁的问题回答的十分得体。我想，这块就对味道了，能出东西了！
　　拍摄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去吃了牛肉炒面，然后又去了支教老师那帮他们拍上课的情景，用的他们的DV，董昱拍的、我在教室里看了看，看到后面黑板上贴着一篇作文，叫《苦难是一种财富》。
　　这一刻，我有了在上研究生前申请支教的愿望。
　　和支教的教师们聊了很久，他们三人还约了我们吃他们做的饭菜，也帮我把数码相机中的相片转到了MP3中，看到他们那有很多方便面，我们眼馋，告辞后买了牛奶、饮料、还有四碗泡面，买的时候要从一堆过了期的泡面中挑没过期的。
　　晚上九点钟回到招待所，洗了热水澡，董昱在看足球，我就此停笔，去看素材做场记了。
　　11月15日　　星期二　 阴　 莲峰
　　来到这里四天了，我开始想念城市。
　　同济大学的老师说：“她现在有拥抱抽水马桶的渴望。”
　　今早上去了镇政府，见到一位姓马的书记，三十多岁，他倒是对我们很热情，看了我们在学校开的介绍信后表示支持，还为我们开具了让各单位配合我们的介绍信，但是主管选举的镇人大主席和主管拆迁的镇长今天不在，马书记让我们明天早上九点来采访。
　　下午我们去访问了下街村的村委主任闫义，他给我们介绍了去年选举、村委工作、村委和镇政府的关系，还有自己的执政经验。他说的还是比较中规中矩，也流露出很多无奈。
　　后来我们把摄像机放在屋面，拍他和妻子一边搓玉米粒一边闲聊，我和董昱便出去了。后来看了一下素材，比我们访问时要自然，只是话题有点散。临走前，我把第三台相机送给了他，他表示可以拍拍他们村委开会，搞计划生育等。
　　我经过这几天的拍摄，其实并不觉得顺利。因为我原本以为农村的矛盾非常激化的，事件的变化也会很快。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农村的生活节奏是缓慢的，就连这种关于拆迁的深刻矛盾其实也是在村民的嘻笑怒骂中缓缓发展的。我想我们也许总是用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立的，先入为主的“精英”观念去提问，去寻找一种政治上的隐喻，实际上是片面的、主观的。至少我是这样感觉我的这几天经历。我现在的心情不好，我感觉到提问时词语的贫乏，也对自己那种试图诱导被采访者说出些诸如含有我想要的深刻矛盾与政治隐喻的话语而感到一种困惑与自我置疑。
　　我觉得无休止的访谈令我绝望，我永远是个外来者。
　　访问了闫义后我们又访问了村文书李宏，他给我们说了去年选闫义时的一些隐情，比如闫义告诉我们选举时全村一千六百多选民到了三分之一，而李宏说只有三十九个人。而且严义并未进入一推、二推，在三推时才冒了出来。李宏的访问进行的不长，其实我此时有点对访谈崩溃了，我想不出一个片子全是访谈那有多么可怕？！
　　晚上心情不好，为片子的结构与后续的拍摄而发愁，吃的方便面和熟牛肉，抽了很多烟。
　　今天是来这后状态最差的一天，不想写了，董昱身体不是很好，我也是。
　　11月16日　　　星期三　　 晴　　莲峰
　　今天天气不错，气温回升了一点。
　　上午去了镇政府，采访了镇人大的主席谢文华。他对我们很热情，介绍了村选举、民主建设、村民自治的情况，和闫义谈的都比较类似，但因为高一级，更老练一些。他也坦然承认目前由于经济状况差，选举、村务公开、民主建设等都处于起步状态，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其实做这个访谈时我对访谈已经绝望了，因为目前没有事件发生，人物也还不好确定，访谈成了不想做却唯一能做的事情。如果是做新闻调查节目，这些访谈无疑是极有用的，但是作为纪录片，我想能用的不多。晚上，刚才，我和董昱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虽然不认同我目前做的这些不想做但只能先做着的事，但也不说有建设性的意见，很消极的样子，我不喜欢用恶意揣测他人，也许他有他的理由。
　　但是我知道，这部片子必须完成，虽然我此刻已经失去了对片子的控制力，但我知道，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是外来者，在乡村中关乎这次拆迁关乎村民自治的事其实无时无刻都在以各种形式发生着。但是我们是来动物园的游人，不会了解老虎和猴子在游人观赏不到的洞穴里发生的每一刻表情。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缺乏信息，缺乏如吴老说的那种农村里不用电话不用电子邮件但村东头谁家死只鸡不多久村西头的人吃饭时闲聊就会谈及的这种信息获取方式。我们不了解村民的语境和生活方式，所以对真实发生着的事件毫无了解。没有信息、没有深入的纪录片是可怕的、苍白的。其实现在我对这次的影像计划也开始置疑了，但只针对青年计划。我和董昱刚才说吴老最失败的是找了十组青年导演，最成功的在于又找了十个村民作者。也许我很不敬或偏激，但我目前真的有些失落与无助。
　　说无关的事，中午莲峰中学举行了抗战胜利的周年的演出，我们应邀去了拍摄，因为初三（2）班的合唱是由董昱指导的——《保卫黄河》，开头的朗诵是我的“杰作”（空洞无力，不像人说的话）。
　　节目11 点开始，38个班，38个节目，同济的老师说按一个节目10分钟算，需要五个小时。
　　节目很精彩，我们临时决定答应校长的请求，帮他们全程录下来，他们有台DV，但没磁带，我们拿出了十盘带子，进行双机拍摄。
　　节目果然演了五个小时，几千名学生与村民在寒风中一直满怀热情的观看着。每个节目都充满活力，包括在纸做的衣服背上贴上“60、“抗战”、“周年”的字样，然后在电子乐的伴奏下十多个少男少女一起跳现代舞，包括一出生灵活现的话剧《地道战》，包括我们朴素却包含了两个声部的《保卫黄河》。
　　最后《保卫黄河》得了三等奖，我们与同学们合影留念，那一刻，真想忘了村民自治。
　　晚上去了中学的电教老师那，他向我们咨询用电脑剪辑的事，当听到我们建议电脑的CPU至少在2.4GH，内存在512M，硬盘在80G以上时，他和同事交换了一个恐怖的眼神。
　　晚上回来，和董昱争论了很久，他全面否定了这几天的拍摄，同时仍不提出任何有效的建议。他这种姿态令我生厌，包括我操机拍摄的访谈他会看后冷冷地说一句“不能用，景别太小”，而我对他过空的景别以及话筒噪声，以及对我手中笔记本入画一角的毫无察觉都选择了沉默，这是我的性格，我坚定的软弱的性格。我总是把事物想的平和而富有建设性。
　　刚才正准备和他再讨论，他又睡觉了。我走过去对不知道睡着没睡着的他说——
　　如果不想继续拍了，也不想讨论了，那你明天可以回去，我一个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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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7　　星期四　　　　 中雪　　　　　　莲峰
　　今天又下雪了，心情不好，早上睡到了十一点多。起来后去街上最好的理发店洗了头理了发，觉得舒服多了。回来后董昱还在写日记，我和他认真谈了谈，其实一切都是因为出于片子，无论争吵，更无论冷战，一个如孕育于母体的片子都是我们两个自进大学以来就惺惺相惜但同行冤家的人的最高追求。我简单的一句：“昨晚我情绪不好，你别介意”。他说一句：“没有什么”我们便又背起了设备，进入了茫茫的大雪中。
　　雪很大，不柔软，夹杂着冰粒，打在脸上生疼，我们走在又冷又硬的路上，走过这条破败的待拆的街。来到了在一次因拆迁引发的群众“冲击”镇政府的事件中被拆迁办公主任搡在地摔伤的老大爷“惠（音念“喜”）老大”的家中。他不在，但租他房子的一对开农机维修店的夫妻一听我们是兰州来的，特别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招待我们上炕，又给炉子中添了煤，还一人抓了一把瓜子放在了我们手中。
　　妻子四十多岁，父母是上海人，跟着王震的部队去了新疆，后来到了天水市一个厂子。在这个厂子，她和丈夫结了婚，都是工人。后来厂子破产，儿子和他们都下了岗，城市无法继续生活，他们便回到了丈夫的故乡莲峰，租了农民的地种药材种地。但他们从没种过地，收成很差，也受不了苦，用妻子的话说是：“一边流泪一边种地”。后来他们租了惠老大的一间房子，开了这个小店，至少能温饱了。她说他们好在还可以来农村，有的同事下了岗在菜市场捡菜叶子吃。
　　丈夫和另一个农民大叔本来和我们在讨论当前工人农民生活境遇的问题，结果逐渐他们两个辩论上了，丈夫比较认同共产党，说一辈子听毛主席听共产党的，另一个认为一切都是体制问题，认为“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三K党、民进党，都只是俗称，关键是要给老百姓办实事”，还说“定西的干部都是贪官，应该全杀完”，还说旧社会整个莲峰乡一共15个保甲长，现在有100多个干部，那时种10亩地才交一百多斤租，现在种6亩要交400多斤。丈夫便与他辩论，说改革和发展要有牺牲，自己干愿牺牲，另一个便说当年西柏坡五个常委就指挥解放军把全国解放了，现在这么多干部全不干实事，全是贪官，就知道抽老百姓的血……
　　我们听着他们的对话，深深被他们的精彩言语所折服了，我们爱谈民主与正义，爱谈韦伯与哈维尔，实际上对于真正的中国社会最深层的问题，老百姓的话语是最令人受启发的。
　　惠老大一直没回来，我们便又去了村主任闫义家，主要是看下他的拍照情况，他拍了十多张，很认真地做了记录，包括“村支书在学习党的文件”等等，也包括“某某在地里挖黄芪”。我们又问了最近村里将进行的工作，他说目前要抓计划生育，之后可能要配合镇里再次对拆迁户进行动员。
　　告别了闫义，我们又去了镇政府，拜访了主管拆迁的副镇长郭凤鸣。他给我们介绍了拆迁的情况，说问题不在于拆迁费的多少，在于临街村民不愿放弃临街的铺面，同时他也坦言目前这个拆迁难以进行，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给我们看了莲峰的2005-2020年的规划书，说是花3万元让兰州的设计院做的。以后这里要修中心广场、滨河大道、群众公园，还告诉我们十年后这里家家都会有小轿车，之前提到的那个穷的连板凳也买不起的万家山庄的人均收入要达到5000元。
　　我留了电话给他，让他如果要下乡入户动员拆迁要叫上我，他答应了，但我感觉他不会打电话给我的。
　　之后我们去了惠大爷家，他回来了。他对我们很热情，为我们进了他和龚进福去北京和兰州上访的事，还拿出了很多他剪的报纸和复印的文件给我们看。他73岁了，但思维清晰，自己研究了很多法律，还知道新《宪法》规定了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和《物权法》正在制定。他说他把《人民日报》上一篇名为《拆迁不能损害人民利益》的文章贴到了镇政府门口，被镇干部撕了。我说你下次把《宪法》贴上去，他们敢撕他们就要掉脑袋。
　　之前，村民们说惠大爷很神经，今天我觉得一点都不是，他很伟大，他说他一切都要靠法律办事，如果省上发文让拆，他一分不要也拆，可他上访后省上的批示是“暂停拆迁”，所以他必须要等60天内（11月22日到期）镇上的答复。他说他要求个公道，并不是要让干部们下台，因为“那些娃娃当大官也不容易。”
　　晚上回到外婆家，我把郭镇长说的10年后每家都有小汽车的事说给大舅听了，大舅说他怕是说的是死子人后烧的纸扎的小轿车吧，如果真是这样，飞机都每家有呢！
　　晚上我们又去了龚进福家，他正好在和惠大爷商量近日去兰州再次上访的事，之前的国务院也是他们一起去的，而花的近6000元是117户拆迁户凑的。当我看到那按满鲜红手印的117个签名时，我的心抽了一下。他们这次因为是去兰州，准备只花自己的钱，住亲戚家。龚进福还拿出一盘Hi8带告诉我们这是他们请的摄像师拍的那天群众“冲击”镇政府的画面，还有一些相片，甚至有一份他们在北京买的有胡锦涛、温家宝电话的政府机关电话册。
　　我们拍了他们商量上访，有一盘带。之后惠大爷和龚进福告辞回家，我们拍了深夜中惠大爷在雪中独行的镜头，缓慢而深沉……
　　今天我们换了住处，是一个母亲同学的房子，主人不习惯暖气而不住了，什么都齐全。这是全镇最好的房子，董昱看到抽水马桶后抱着卫生间大门大笑了很久。
　　我见到了电话、饮水机、大彩电、阳台、热水器、抽水马桶……真想掐一下自己看是不是梦境。
　　之后几天，我们决定开始做惠大爷、龚进福上访的事，董昱说片名叫《路》，这是一条上访之路，为的是一条将拆了他们家园的路。
　　而这两条路，都将漫长。
　　11月18日　　星期五　　小雪　　莲峰
　　新的住处很不错，有电热毯、暖气也很热，睡眠质量很好。早上起床后，董昱去上次我理发的全镇最好的“大世界美发婚妙摄影楼”洗了头，花了一块五。之后我们吃了碗羊杂汤和饼，便去了惠大爷家。他独居一人，儿女都在医院工作。他正在清冷的屋中拉着二胡，他拉了《步步高》、《中国心》，但曲惆悲凉，如泣如诉，我们用了一个大景色别拍了下来。之后，我和惠大爷闲聊起来，董昱也开了机。他说了很多，思维清晰，很有逻辑，聊完后他要去儿女那吃饭，我们便目送他离开了。我们和他约了下午一点在龚进福家见。中午，我去看了看二舅的拍摄情况，没想到他全拍完了，据说还是骑车跑东跑西拍的，我问他拍的什么，他说拍得是农村里所有他认为该拍的东西。
　　一点我们去龚进福家，惠大爷也来了，还召集了很多村民一起商量这次上访的事。我们告诉他们可以去找《南方周末》，他们虽然没听说过但连忙写在了本子上，准备托人从县城买回来。
　　他们聊了很久，一同起草了这次上访的上访书，有错别字，却字字有力。他们代表上下街村117户拆迁户，近一千人（两村共五千多人）。
　　我和董昱讨论了拍他们上访是否背离了这次的主题，但我们觉的正是因为没有村民自治、乡村民主，村民才不能依靠村组织而直接面对镇政府，他们对村上镇上都不满意，认为在农村没有民主、人权、法制。其实这就是村民自治形同虚设与村民民主法制意识提高的体现。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了解下村干部对此的态度。
　　OK，我头很晕，要睡了，机器现在有时会发出极低声的，小概率出现的打带子的声音，我估计是太冷了，有些 磁带伺服机构热胀冷缩，有 轻微变形。
　　好在这个不难处理，概律也小。
　　好了，我头很晕，必须睡了，明天仍去惠大爷家。
　　11月19日　　星期六　　晴　　莲峰
　　今天早上起床后一人吃了盒方便面，“副导演”我的表弟马家鑫来了，他今天不上学，盼了一周和我们拍片。
　　我们去了惠大爷家，他在拉二胡，拉的是《步步高》，他的得意之作。我们又拍了他拉二胡，因为昨天拍的因为机器打带子的声音不能用。之后他给我讲了他的家史和这个院子的历史。他父母是大地主，土改时被迫交出了大多土地和财产，后来被分掉了大多的房产，家里六个兄弟不够住，生产社说他成分差，便让他在一片河滩地盖房，他每天一个人堵水、平地、攒钱，终于有了这个院子。他出生于1933年，上过陇西师范，1950年结的婚，目前二弟、三弟、四弟都去世了，五弟、六弟都有子嗣，生活不错。他的儿女都工作了，他把房子中的一间租出去给天水来的下岗职工开农机店，一年七百租金，自己把地也租给别人种了，生活的倒也无忧，每天饭去卫生院的儿子那吃。他住的这间房红砖青瓦，非常讲究，是他毕生的心血。九年前修的，当时就花了3万元，而他的妻子在这间房刚修好的时候便过世了，所以他对这个房子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
　　中午，我们跟拍了他去吃饭，这时厚电池的接触有了问题，运动镜头时会断电，固定没问题，薄电池的性能因为天气寒冷也受了影响。在面临机器打带声后，又一个严重的设备问题出现了。好在拍了不少，只要合理安排拍摄就可以应付。
　　下午，我们又拍了些惠大爷扫院子，研究法规的镜头，又做了个访谈，这时龚进福来了，说省上批示后60天的期限22日到，今天镇里找他说镇里的答复是“自愿拆迁”，龚进福拒绝签字认可，还骂了干部们法盲。他和惠大爷说23日他们等到60天的期限一到，必须要去省里上访了。惠大爷非常坚定地同意了。我们给他们照了相，做为上访合影。
　　之后，电池耗尽，又赶上停电，我和董昱也无能为力，但却兴奋地被迫宣布放假半天，我们去了河边，又登上积着雪的高山，探访了几百年的古碉堡，一直玩到筋疲力尽才尽兴的回去了。
　　晚上，外婆提出让我给她照张“老相”，就是说遗像，我突然想到了“八月照相馆”。
　　当我们还在面对ATM、面对love，sex，面对every　things的时候，老人们已经开始平静地面对die了。
　　回到驻地，厚电池还是不灵光，薄的马马虎虎，打带声也偶尔会出现，机器就和死亡一样，我只能平静地面对。
　　晚上和黄昱讨论了成片的结构，大致定好了，确定了最后三天的拍摄内容，明天他去拍摄，马家鑫副导演协助。我要去县城，找台Hi8机子看龚进福提供的素材。
　　

　　[这个贴子最后由张珂在 2007/01/03 05:14pm 第 1 次编辑]
　　
　　<左起:董昱,张珂,沈世平>
　　
　　11月21日　　　 星期天　　　　晴　　　莲峰
　　今天我早上本来是要去县城找龚进福和惠大爷他们在村民“冲击”镇政府那天请摄像师拍的Hi8带，没想到摄像师带着机器自己来了。我们在龚家看了带子，虽然Hi8的画质很差，只有300线的样子，但内容令我震惊。我看到矮胖的惠大爷被镇拆迁办主任搡在地上，大口喘着气，双眼紧闭，众多乡亲把他扶在床上，卫生所的大夫拉起他的衣服为他听诊，而镇干部把镇政府的铁门锁上了，困在院里的乡亲认为公安要来抓人了，有的翻过了铁门，而妇女和老人们依然困在院内。
　　素材不长，十多分钟，是龚进福他们花了几百元请的人拍的，偶尔还会有以前拍的结婚的镜头。
　　看了素材，我决定去陇西把素材采刻成avi的DVD数据文件。于是和摄像师坐车去了陇西县，车程两个小时。到了后花了八十块才搞定，最可气的那个搞婚礼拍摄的人还和我一直在谈“艺术电影”（如他说的《英雄》），龚进福他们请的摄像师自己只会拍不会编，全是在这一个人这编的。
　　完了事，天色已晚，我只好住在母亲同学家。
　　今天早上七点，我从陇西返回莲峰。董昱说厚电池不能充，手持会断电，薄电充满只能拍不到10分钟，我们上午又补了些空镜，电池简直成了我们的爷爷！我们去中学借他们的DV，因为之前我们答应帮他们做文艺演出的碟。没想到之前热情的他们一听我们最近在拍拆迁竟百般推诿，我和董昱郁闷地一人吃了一碗羊肉泡馍，还没饱。
　　下午要拍龚进福和惠大爷去村民家介绍他们后天上访的事，要听取村民的意见。我含情脉脉地望着电池……求你了，我的两位爷爷！
　　By the way，董昱每次拍摄时都要把羽绒服脱了，防止衣服摩擦发出声音，鼻涕也忍住不能吸，不过当我为了让董昱平衡便在他脱了羽绒服后安慰他，说其实他脱了还是穿的和我一样多。他说他是四川人，我是甘肃人。
　　下午惠大爷来了，他和龚进福一起去了一些拆迁户家给他们介绍这次上访的情况，听听群众的意见。我们跟拍了三家，一家比较富裕，一家很穷，而最后一家就要算是赤贫了。这家的丈夫是个聋子，对眼，妻子眼睛也是畸形，孩子十六岁，辍学去打工了。一家人住在一间房中，连院带屋只有十多平方米，土坯房，处处漏风，窗户用塑料粘住，顶棚的报纸全破了，一间小屋中一头是一坑，一头是灶，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养了两只鸡，有一堆土豆，除此外别无它物。他们一家三人只有一亩地，根本不够吃。惠大爷说这还是镇上的，在一些偏远的村，许多人比这更差，晚上睡觉能看到屋顶漏洞中的月亮。
　　村民们都非常支持他们两人上访，刚才提到的那家的妻子说他们家拆了才给六百块，他们拿着这六百块，没有房子，只能饿死。惠大爷说他们去北京上访时，117户村民大都拿了钱给他们，最少的给了两块，因为太穷，多的有几百，这家他们没要钱。
　　结束拍摄后，我们脸色都不好，“解放”五十六年了，这和书中的“旧社会”有什么区别？！镇干部之前竟然还给我们说十年后这里一家一辆小汽车！
　　我和董昱商量了一下，去买了一袋20斤的面粉送给了最穷的这一家，丈夫手足无措地向我们道谢，还要招呼我们上炕吃饭，我心里特别难受，和董昱连忙向他们告辞，丈夫和妻子在门口一直向我们招手再见，很久，很久。
　　晚上我们去惠大爷家拍了他看电视，向他问了问明天他的安排，确定了明天的拍摄计划。之后我又去了下街村主任闫义家，他的胶卷只剩五张了，我问了他对于村民上访的看法，他倒是很理解，却也无奈。
　　现在回到驻地了，约了同济大学支教的一个男老师来享受我们的抽水马桶。
　　今天就是这样，厚电和薄电依旧很颓废。
　　值得一提的是，董昱在给那个班排练节目的时候，一位女生深受启发，因为董昱的到来让她看到外面的世界，让她想走出大山。她还特意穿了新衣服交给董昱一封信，据说词语挺“诗意”的。董昱说他要写这段在他的手记中，我就不写了。
　　2005年11月22日　　星期二　　　　　中雪　 莲峰
　　今天是在莲峰的最后一天，因为明天早上六点半，我们便将同拍摄对象一同乘长途车前往兰州。他们——龚进福与惠智仁大爷，将代表117户村民第四次前往兰州省政府上访。而我们，在拍摄清晨他们上车后便将结束全部的前期拍摄工作，与他们同车，一同吸着低档香烟，拉开车窗用力地往寒风中吐痰，度过最后的乡村生活，回到我在兰州温暖的家。
　　今早上下了大雪，本来我们要拍惠大爷挑水，考虑到天气与上一场接不上，以及怕路滑把他摔着，于是决定不拍了。只拍了雪中他家的外景和以农田远眺村庄的全景。雪一般大，但极冷，我把机器藏在怀中，只是在拍摄时才匆忙拿出。呼吸很沉重，听觉全是呼啸的风声，董昱冻得把毛衣领拉起来遮着脸，我一声不吭地双腿打颤。回到驻地，董昱很难受，面色发青，我发现我的左耳已经冻伤，董的脚趾也冻伤了，又痛又痒。
　　下午我们如约拍了惠大爷和龚进福去村主任闫义家征求他对他上访的意见。电池冻坏了，充一次只能用几分钟，拍得很艰难，每当关机换电池时我便和他们开始闲聊以干扰他们的对话。
　　拍摄完毕，闫义把他照的照片和清单给了我。很仔细，清单远比另两位村民详细，他说现在这边的村主任没权没钱，其实也支持村民上访，因为他对维护村民利益也无能为力。
　　晚饭在大舅家吃的，很丰盛，米饭。一堆亲戚拿了个大编织带装了十斤土豆，三斤葱，五斤粉条，四斤黄芪，四斤党参给我，我只好全数收下，等于提了台Betacam 3P回去。
　　另外，中午的时候我们以健力宝与零食宴请了同济大学支教的两位老师，他们要一直待到一月。
　　中午还遇到了我们送了面粉的那家男人，叫马老三，他口齿不清，非要装几斤炒大豆给我们，我们没要，和他一起抽我们的七块一包的“兰州”，我看见他的耳根上夹着一根报纸卷的吸了一半的烟卷，露着在寒风中颤巍巍的焦黄烟丝。
　　晚上，我们收拾好行李，留了一百块给外婆作为饭钱，鼓励了二舅快致富，催促了小舅找个媳妇，威胁了一帮表弟表妹好好学习，然后再感受一下北方农村刺骨的严寒，准备明日回归都市。
　　董昱今天冻的脚抽筋，我的关节炎开始发作。
　　今天是莲峰最冷的一天，也许是为了告诫我们不要忘了中国虚华的盛世背后依然有苍凉的村落与无助的人们……
　　2005年1月23-24日　周二、周四　 莲峰——兰州
　　昨天凌晨五点半起的床，赶到惠大爷家拍他起床，收拾、吃早餐。六点五十多车下来了，龚进福叫惠大爷上车，我们拍完他们上了莲峰到兰州的长途车便也上了车。很冷，我和董昱的腿脚都失去了知觉，长途车的车窗外是冰雪的世界，玻璃上绽着美丽的冰花。
　　太阳升起后，温度回升了点。龚进福来了精神，又开始给同车的村民讲起了这次拆迁的事和他们上访的原因，而惠大爷则睡着了。我和董昱拍了他们在车上的状态，然后拍了我们准备作为片子结尾镜头——从车窗拍车辆向前奔驰……电池用尽，拍摄正式结束。
　　车十二点到了兰州，走了五个小时，董昱看到甘肃大地荒凉的景象，不住感叹要不是有条公路，还以为是到了火星。
　　下车后我们在一家饭店请了惠大爷和龚进福吃了小肥牛火锅，面对服务员烦锁的调制过程和一句句敬语，他们显得举足无措。
　　饭吃的很舒服，吃了十多盘牛羊肉，花了94元，因为兰州的小肥牛恶性竞争，倒很便宜，当然这也相当于一个农村学生为之发愁的一年学费，吃得产生了罪恶感。
　　饭后，他们去省政府信访办上访，我们留了我家地址电话后与他们告辞，约他们晚上来我家住。
　　下午洗了澡，闲逛了逛。五点多，惠大爷和龚进福来了。上访的事不顺利，工作人员态度也很恶劣，两人都很颓唐。我们安排他们住下，联系了认识的法律教授为他们提供咨询。我和董昱把睡的床让给了他们，自己去了我朋友家住，发了邮件给邮件组。
　　今天，早七点多我们回家后和龚进福、惠大爷吃了牛肉面，然后一起去了省信访办。工作人员的态度依旧恶劣，一个看报，一个抽着烟玩电脑。龚进福大声询问他们，却遭到了呵斥与白眼，不善言辞的惠大爷在一旁只有苦笑。上访人和接待人员之间隔着厚玻璃，对讲麦克风全是坏的，双方都只能大吼。
　　我和董昱看不下去了，我冲他们大吼你们这有党员没？找个党员出来！你们还是政府干部？一个看报一个抽烟，把老百姓不当回事？！董也冲他们吼了几句。里面的几个人愣了一下，问我们是什么人，我说是上访人的亲戚，里面的一个人态度变了，和我说农民没文化、素质低，他和我说，让我再和上访人说。他说这个事已经批到了莲峰镇上级单位渭源县，他们会调查并出结论，如果农民不认可这个结论，上访的流程就结束了，不能再次上访。龚进福认为县上和镇有利益分成，不可能做公正的调查，希望省上能派人下去调查，信访人员说一切都要按程序走，他们只能这样，还说龚进福他们如果再滞留不走要负法律责任。
　　我们冷冷瞪了这些人一眼，一起走出了省信访办公室，一辆“国安”的车在后面慢慢地跟着我们，我们都有点紧张，后来那车停下来不走了，里面的人也没下来。
　　之后，我们认为上访走不通，只有走司法程序，于是去了省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中心的人说申请法律援助要到渭源县，而且这种行政诉讼一般不会受到援助，龚进福说他们以前也咨询过律师，打这个官司要一万五千多，他们根本承受不起，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说他们也没办法。
　　出来后，龚进福和惠大爷对我们说他们不会带着村民闹事，他们依然会按着信访的程序走完。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正义。
　　他们上了回莲峰的车，要回去准备申请渭源县审查了。我们递给他们最后一支烟，望着他们的背影，向他们挥手道别。那一刻，我心里特别复杂，我想帮他们，可我却只是个大四学生。
　　25日凌晨一点半，我们将乘火车回重庆，只买到无座票，但是却都没有怨言。这次拍摄的经历让我们的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同时对人生的价值取向有了全新的认识。此刻，我理解了与农民并肩前行的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虽然我从未看过他的片子。
　　拍摄手记就到这里，然而心中的思考将让我也许用一生去领悟与践行。我感谢董昱，感谢沈世平，感谢吴文光、亚璇、慧丰及所有支持我们的人。还有，我们可爱的惠智仁大爷与龚进福大叔！
　　　　　　　　　　　　　　　　　　　　　　　2005年11月24日
　　　　　　　　　　　　　　　　　　　　　　　　　于兰州
　　

　　[这个贴子最后由帮主在 2007/01/03 06:28pm 第 2 次编辑]
　　
　　没看文字就先感谢张珂一下。
　　初识张珂是在云之南，当时开幕式后，电影节安排了一个帕提自助会。在餐桌上，张珂和另一位在谈论自己的片子如何的地下的地下。我看他们激情似火的年纪应该是这样子。我的年龄和思维有些老化，跟不上他们的变化了，所以我就趁机换了位置，跑到那老鬼堆儿里去了。操！在那里面，我以为骆雷有40呢。
　　事实证明，我对张珂的认识是不对的。他的作品完全不是这样，他不追求时髦，也不浅薄。他的文章写的极好。极好这个词当然不能瞎用，我的意思是说张艺谋的影评人李翼是没法儿跟张珂比的。
　　

　　看了文字就先感谢老胡一下。
　　初识老胡是在云之南，当时开幕式后，电影节安排了一个party自助会。在餐桌上，老胡听到我在谈论自己的片子如何的地下的地下。便认为我们激情似火的年纪应该是这样子。而他的年龄和思维有些老化，跟不上我们的变化了，所以他就趁机换了位置，跑到那老鬼堆儿里去了。操！在那里面，他以为骆雷有40呢。
　　老胡
　　没人关注于是我们就要互相吹捧
　　我们都吃老本吧
　　你把《男人》改改今年再送25个
　　25个孩子一个爹啊
　　

　　好啊！再来个《男人》青铜版的。您呢？来个《青春墓园》该成《青春》？这也许穆勒会喜欢。
　　

　　张坷,你好 ,我是你外婆家的邻居,我叫马长青,你妈那儿我也去过几次,可惜一直没机会见到你,在网上看到你的作品,十分感动,尤其是这几天你片中的主人公刚刚去世,他一直是我比较尊敬的长辈.今天注册进来是冒昧地为你加个油,你片子中对场景的选择确实不错,相信你会成功的
　　

　　如楼上的帖子。
　　我和董昱05年末给欧盟的村民自治计划做的纪录片《路》中的主人公——甘肃省渭源县莲峰镇下街村村民惠智仁大爷，于近日逝世。我马上告诉了毕业后远在湖南的董昱，我匆匆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就挂了电话，再多说一句我的眼泪就要掉下来。
　　做纪录片最大苦楚莫过于此，我拍摄他们却无法更多地帮助他们，当我的拍摄结束时，他们的生活依旧在真实地继续，一直到他们生命的结束。
　　谨此悼念.
　　

　　在看到我们也依旧生活，他应该就安息了。你死后也会和他一样都会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保佑！
　　不用内疚，拍片也没改变你什么，都是普通人。你要是飞黄腾达，他的画面同样会名扬全球。他一样躺在那里，不觉得你怎么。
　　

　　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