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黑夜里,我们只有硬挺着入睡!
(原创)关于吴文光《操他妈的电影》
2006-02-23 17:10:17 宋小白 (江苏南通)
2006-02-24 22:47:45 zqsfreedom
纪录片有时是残酷的,就象将樾的《彼岸》。不知道张元,张献民看了此片有何感想。
张珂,你好,
你是纪录电影青年讲习所(第一期)的吧,我也是。顺便问一下:关于吴文光主持的纪录片项目还在做吗?能否告知此方面的信息,谢了!
email:express2000@tom.com
张珂,你好,
你是纪录电影青年讲习所(第一期)的吧,我也是。顺便问一下:关于吴文光主持的纪录片项目还在做吗?能否告知此方面的信息,谢了!
email:express2000@tom.com
剥掉电影的那层皮
——关于吴文光《操他妈的电影》
重庆大学电影学院 张珂
2005年3月,我作为“云之南”纪录电影论坛青年单元入围导演在昆明第一次见到了吴文光先生。当我拿着朱靖江和梅冰合著的《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关于他的那页找他签名时,我感觉“纪录片”、“独立”、“地下”这些很暧昧的词第一次离我这么近。吴文光给我的第一印象很有“质感”,头发很短,鬓角泛白,很能抽烟,手指总是微弯着,说着低沉的云南话,像个身怀武功的僧人。
之后举行了一个主题为“纪录片人与电影节”的交流会,吴文光、还有简·邦弗(独立纪录片的代理人)、藤冈朝子(山形电影节选片人)、卡玛·寒丁(《天地玄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导演)等几个人分别向大家介绍了纪录片发行与电影节的现状。吴文光的发言很有意思,他说他认为做纪录片的有三种人,一种是为电视台拼命工作的,一种是游离于电视台与独立身份之间的,一种是完全独立的。他说第三种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独立,甚至是一种超脱,比如怀斯曼和小川绅介,而他自己曾是第一、第二种人,目前在努力成为第三种人。前两种人对于电影节有着很强的向往,比如他在几个不同的电影节上都遇见一个号称“尼泊尔唯一的纪录片导演”的人,这个人带着片子和拍摄计划赶着各个电影节的场,如果片子没有得奖便和其他同样失望的导演一边喝酒一边骂评委会、骂得奖的人……总之,“fuck”、“fuck”的不断。吴文光说到这笑了,他说他很困惑。他还说他已经开始对参加电影节失去了兴趣,他开始喜欢沉默地做一些事情。有次一个人问老吴你怎么没消息了,在忙什么呀?吴文光说我在拍片子。那人问是什么片子啊,拿出来让我们看吧。吴文光说叫《操他妈的电影》,Fuck the film。那人一听,以为是玩笑,就没当真。
2005年的5月,在北京大山子艺术节上,吴文光的最新纪录片《操他妈的电影》第一次在798艺术区的平民电影工作室公开放映。我和《男人》的作者胡新宇还有几个“云之南”认识的朋友有幸也在现场。
片子有100分钟左右,做的还比较粗糙,字幕有错的,应该是为了放映刚赶出来的原因。画质还可以,似乎是拍《江湖》的XL1。片子有三条互不相关的线,主要是一个叫王诛天的北漂,出身在农村,热爱文学和电影,于是在北京来寻找各种和电影有关的工作,而做的最多的便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等着做群众演员。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主人公叫兵马俑,王诛天每天一边寻找着各种可以谋生的工作,一边努力地推销着自己的剧本。在这条线之外,还有其它两条,都很简单,占的篇幅很少,穿插于第一条线中,一个拍了个卖盗版碟的男青年,另外是一个剧组在选一个妓女角色的演员。
王诛天脸很长,35岁的样子,山东口音。他似乎自认为在北京的影视圈认识些人,每天都很郑重地拿自己的电话本用吃饭钱给各式各样的人打电话推销自己的剧本。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遇见一个骑着挎斗摩托的青年导演,像是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几年。王诛天希望他可以帮他看看剧本或者介绍个导演,青年导演戏谑地调侃着王诛天,但是答应可以看看剧本。王诛天便把手写的剧本给他看,结果青年导演不看,说至少也该是打印的,要有个梗概啊。王诛天说他没钱打印,梗概没写,但可以马上讲给他听。青年导演笑着听完后说你这个本子太阴暗,审查肯定通不过。王诛天说没关系,可以拍独立电影。青年导演一听生气了,说你别跟我提独立,我就是因为拍了个独立,现在胶片还在冲印厂扣着呢!青年导演又戏谑了几句便骑上摩托走了,临末了叮嘱王诛天最好打印出来。
王诛天继续在北影厂门口徘徊着,这时一个人走了过来,朝正在拍摄王诛天的吴文光打招呼,这个人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教授张献民,曾做过章明《巫山云雨》男主角。张献民表情奇怪地看看王诛天,和吴文光聊了两句就进北影厂里了。王诛天问这是谁,吴文光说是个电影学院的老师,叫张献民。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王诛天突然对着镜头央求吴文光给他引见个导演,或者找个工作也可以。这时,镜头后的吴文光刚开始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始语焉不详。
晚上,王诛天对着镜头读了他写的日记,在日记中,对于吴文光,他也表示了不满。后来,读着读着,他哭了。
之后,王诛天又去了电影频道的办公室,他听说那在收剧本。负责人让他把剧本留下,王诛天说他是手写的,不能留下,但可以口述故事给他听。负责人说没空听,王诛天说要不您就现在先把剧本看了。负责人说我一天收好几百个剧本,没时间,你要留就留,不留就算了。
后来,吴文光带他去见了导演张元,在宾馆里,张元和同事正在策划一部电影,当看到和吴文光一起来的王诛天时,他们的表情变的和张献民一样。张元和吴文光闲聊着,递给王诛天一牙甜瓜。吴文光介绍了王诛天,并说他有个剧本想找人拍。张元说我从来不拍别人写的本子。谈话有一句没一句的进行着,在吴文光和张元之间,王诛天一直吃着甜瓜。最后,张元说如果有群众演员的角色,他会通知王诛天。
在晚上读日记的时候,王诛天告诉吴文光,“王诛天”是他来北京后给自己起的笔名。而他的真名,是一个让人很容易忘记的普通人名字。
与此同时,卖碟的青年每天都游荡在街头推销热映的商业电影,在租的房子里给学生们介绍欧洲的文艺片。而在那个剧组招演员的房间里,一个又一个怀着演员梦的女孩推销着自己,希望得到那个妓女的角色……
片子的最后,王诛天决定全力找个群众演员的工作,剧组面试的女孩们换了一个又一个,卖碟的青年挎着碟包,骑着车,消失在北京的夜色中,吴文光的镜头想追,却追不上……
当片子放完后,吴文光表情很凝重,他说这个片子也许并不会在太多场合放映,而关于这个片子,他也不想说太多。
2005年12月,我因为参加吴文光主持的一个纪录片项目去了北京他的工作室。这个项目包括十个青年导演做十部同一题材的纪录片,后期在北京完成。片子都完成了的当夜,因为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我们几个人便和吴文光一起聊天。除了我和我的同学董昱之外,其他几个人都是第一次做纪录片,于是非常兴奋地和吴文光谈着这次的收获与体验,并表达了对于纪录片的赞美,吴文光也很高兴,一只接一只的抽烟。大家聊着聊着就谈到吴文光有没有做新片子,他说有,叫《操他妈的电影》。大家来了兴致,提出要马上看。这时吴文光的表情一下很严肃,有些不自然,他很认真地说今晚他看到大家对于纪录片的热情非常高兴,但是,他不想放这部片子,他说对于刚热爱上纪录片的人来说,这个片子太残酷,让人开始怀疑和失望。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很复杂,我很理解此时的吴文光。他通过这个片子,剥了电影的皮,也剥了自己的皮,而直接裸露出来的,也正是很多人不敢面对的。关于纪录片的各种说词有很多,但大多回避着纪录片中再常见不过的拍摄伦理,我们总是强调着我们要拍什么,我们拍了后能怎么样,却没有认真地用不盯寻像器的左眼好好看看我们镜头前那个有名有姓、也许平生唯一一次面对摄像机的人。吴文光的纪录片从早期的精英视角的《流浪北京》、《四海为家》、《我的红卫兵时代》,到了直率真实的《江湖》,再到《操他妈的电影》,我看到一种从对外部世界的审视向对自身内心探究与拷问的转变。吴文光也是这部片子中的一个角色,而且并不光彩,而他坚持的目的也许正在于纪录自己的这种不光彩与尴尬并冷冷地让我们看到。在自我困惑、自我怀疑之后,他给“电影”这个让无数人顶礼膜拜的词冠以“操他妈”的修饰。在语言与真理的边界,这个词是如此不雅却又如此合适。
2006年的2月,我写下这篇文字,向大家介绍这部名叫《操他妈的电影》的纪录片,之前和吴文光说过我要写这样一篇文字,总算完成了。刚才,我在“百度”搜了一下“《操他妈的电影》”,发现搜索不到这个片子的任何讯息,吴文光说到的果然做到了。
(因该片我只看过一次,时间久远,具体情节顺序也许有出入。本文未征求吴文光先生意见,纯属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