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白衣飘飘的纪录片年代

　　　　春节前的一天，突然接到凤凰卫视刘春老师的电话，听筒中的刘老师一改往日的倜傥，沉重地告诉我：“知道么，小哈去世了，脑癌。”刘春说的小哈是我的同学，叫哈兆琤，大学毕业小哈先后在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工作过，几年前移民去了加拿大。小哈是一个性格极其内向、生活极其简朴的人。用刘春夸张的话说，在北京的几年间，小哈最多只打过三次车，外套上永远有着某某TV的标志，攒着钱，就为了出国享几年福，没想到现在却客死异乡。哈兆琤在纪录片界并不广为人知，但如果说起他的作品，《毛毛告状》、《重逢的日子》，相信很多人都会顿生仰慕之情。
　　　我和小哈并不是关系最好的同学，倒是毕业后因为纪录片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记得一年前，他从多伦多发来E-MAIL，说他拍了两个加拿大华人生活的纪录片，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见证》播出。他还强调说，不要钱，只想国内的观众能够看到自己的作品。因为栏目定位的问题，我婉拒了他的请求，甚至还开玩笑说，你在资本主义的怀抱里生活得那么愉快，还操什么纪录片的心？
　　　费尽周折找到了哈兆琤夫人的电话，证实了小哈逝世的消息。但哈夫人后面说的话却让我为自己一年前的作为深生悔意。她说，小哈是个坚强的人，到了加拿大以后不久，就发现自己罹患不治之症，但他没有告诉国内任何一个亲属和朋友，而是独自承担了这一切痛苦。在不间断的化疗过程中，小哈唯一没有放弃的是纪录片，或者说纪录片是他最后的寄托。他拍摄了多部反映加拿大多伦多华人聚居区的中国人生存状态的纪录片，并且在他供职的电视台播出。由于当地华人圈子非常小，他一直想把这些作品拿到国内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和他周围朋友们的生活。但小哈最后的小小的要求却被我……
　　　毕竟人到中年，毕竟陆续有朋友离开我们的消息不断传来。我想起另外一个同仁，湖南台的刘学稼。十几年前，可能是由于做纪录片的同志们中文词汇量普遍不够，会写解说词几乎成了衡量纪录片好坏的标准。当时，刘学稼就号称“电视界的沈从文”。每当他穿着一件白色的风衣，出现在我们办公室的时候，总会引起一阵阵轰动。说实话，今天我很难想起他的那部纪录片《湘西昨天的回响》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它是和《西藏的诱惑》齐名的。前不久央视国际频道当家花旦徐俐还在回忆：“给号称“电视沈从文”的刘学稼的纪录片配音，他的片子有浓厚的散文气息。 后来有人说：‘这个女声听上去很有学问’。我至今觉得这是对我的最高评价。”两年前，老刘因车祸逝世，当时他正在新疆拍摄一部纪录片。
　　　死亡对于纪录片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有次，梁碧波和他师傅王海兵讨论到有关纪录片人是做官好还是继续从事自己的专业好的话题。师傅语重心长地对徒弟说，做官，退休了你肯定觉得失落得不行，像我们这样心理素质不好的同志做不到；还是做片子好，可以一直做到老死，临终的病床前还可以摆一台编辑机，就要闭上眼睛的时候，还可以像《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一样，伸出两个指头，在别人不明白的时候，你这种徒弟就可以告诉大家：“师傅说了，夹了两帧”。
　　　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还在怀念／那一片白衣飘飘的年代。
　　　小哈在异国他乡留下的几部纪录片，安详地存放在自己的故居中。刘学稼驾鹤西去后，他的好友臧树清至今还在为他的纪录片遗作的播出四处奔波。不管他们的作品命运如何，这些磁记录信号也正是他们留给世人生命的印记。我看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他们的背影，白衣飘飘。
　　　　　　　　　　　　　　　　　　　　　　　　　　　　　　作者：　陈晓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