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认真的评论,既有对于片子内容所引发的思考,又有对纪录片创作内部问题的探讨.
就沙漠鱼所提及的,也顺便谈一点个人看法:
缺少引发轰动效应的因素,这样的题材其实给创作者发挥主体性留有更大的空间,而不会被题材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或者娱乐元素牵着走,因此也更能体现纪录片本体意义上的可能性,这是我目前一个粗浅的想法.
关于农民问题,或者说关于农村题材,一味的乡村咏叹或者苦难诉说无疑都带有过多的人为故意色彩,是一种充满优越感而又一相情愿的俯视.作为创作者而言,这是一种致命的矫情也是最大的陷阱,因为浑然不觉中我们都容易被一种自我感动所欺骗.
片子主要说的是一个村子里的几个农民的种地和家常。这样的题材对于纪录片作者似乎是一个禁区，因为它很难产生震撼心灵的东西。在我们大陆的类似的专题片中往往为了表现一件掺杂着“愚昧”色彩的案件或者表现农民在党的大好领导下一幅皮笑肉不笑的黑脸，这戏镜头常常充斥在我们的电视中。我出生在山东，山东卫视的农民节目是出了名的，但是几乎没有一个镜头是让农民自己说点家常或者发点牢骚的，记者总是高高在上，手中的话筒像猎枪一样指着农民。
我本人就是一个农民，所以看类似的片子时我会把自己放到那种场景中，有时候一眼就可以看出编导是不是在行骗。生活在农村是没有什么诗意的，披着艺术的皮的电影中的夕阳水牛牧童仅仅是厌倦城市的导演借助摄像机进行的小农精神自慰。在《无米乐》中编导没有伪造这种诗意，当水牛在水田里行走时我可以感觉到泥泞的厚重，当片中的大伯把手放到刚从联合收割机中出来的大米中，我可以感到那份湿漉漉热乎乎的感觉。这些动作本身并无诗意，仅仅是农民平常的生活。
纪录片也许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记录理论也随时变化，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永远不会变得，那就是纪录片的真实性。但是，这种真实并不等同于银行的监控器拍摄的景象的真实。他是包涵着纪录片作者的思想的，并不仅仅满足于一个现象。毕竟我们的纪录片的拍摄不会像《楚门的世界》中那样随时开着摄像机，所以这里还有一个素材选择的问题。这部片子最后有两个编导的访谈，女编导说到了起初想请一些学者作访谈放在片子中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农民的问题只有农民自己才能真正看清楚，这个清楚并不是把握农业经济的什么规律，什么市场规律，与亚当斯密，哈耶克没有什么关系。用焦国标的话说就是对于农民问题不需要什么理论，有良心就行了。其实片中的大伯说到了很多很棘手的问题，例如台湾政府对农业的漠视，对WTO的迷信……当然，他还是以农民特有的方式对待这些问题，有点知足常乐的味道。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村子几乎没有一个年轻人给田，种田的年龄均在70上下，年轻人都远走赚钱去了。编导并没有把这些问题的政治背景放大，也没有把政治统治下的小民缩小，没有苦大仇深的煽情，甚至连一声叹息都没有，只有大伯的微笑回答。
这部片子的镜头语言也是很讲究。纪录片也需要技巧，也需要在构图，照明或者声音上注意，但是，在纪录片中这些技巧花样耍得再怎么好也应该是为纪录片主题服务，而不是去炫耀作者的拍摄手法。其中有一个镜头是站在稻田里拍的，镜头上很明显的有一滴泥水，这小小的瑕疵正好把镜头和镜头前的真实场景联系在一起，使影像更逼真。还有一个顺光拍摄水牛拉车的镜头，摄制人员的影子出现在了镜头中。当然，最好玩的一个镜头是大伯和伯母撕橡皮膏，大伯失手，闪了一下，然后摄制组有一个人立即入画帮忙。其实并不需要刻意的隐藏摄制者的，这和拍老虎狮子，拍黑市还是有些区别的。这部拍摄过程有15个月之多，两个编导已经和村民混得很熟，村民也没必要隐瞒什么，相反，村民把自己的独自表白变成与摄像机（准确地说应该是摄影师或者编导）的对话更合理一些。把这种交流纪录下来本身就是很真诚的了。村民那么一大巴年纪了冷不丁会来一段黄段子，甚至老夫妇之间还会调情，老伯母会因为大伯不转移一些稻草撅着嘴，这些场景，用编导的话说，“扮演都不会这么自然”。
片子的字幕做的也很有特色，在感谢那一栏中，编导打上的前三排人名分别是：“玉皇大帝，大天尊，三官大帝，天公，土地公，灶君公，妈祖婆，四安公，好兄弟……”这一安排让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愉悦，愉悦，这个词，也许能表达出我那时的感觉。
编导最后说出了制作过程中的苦处，硬盘不足，电脑错误……这些问题似乎每一个独立纪录片作者都会遇到，哎……做一件不依附于体制的事真的很难，但是，这些事会得到良心的认可！
2005-11-19 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