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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个,给现象纪录片月鼓鼓劲
2004-06-01 10:00:08 来自:
萧狼
(北京)
[这个贴子最后由萧狼在 2004/06/01 06:01pm 第 1 次编辑]
中国DV向前看:与纪录片有关
引子:中国的DV现象。
世纪之交,一个干脆而响亮的英文缩写在中国悄然风行:DV。进入新世纪的短短几年里,DV更是声势浩大、铺天盖地。首先,大量的DV影像爱好者伴随着DV话题的升温而浮出水面,连唐国强也手持DV在电视屏幕上摇旗呐喊。接着,凤凰卫视中文台《DV新世代》栏目开播,DV开始与电视这一大众传媒联姻。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体制外,DV在民间逐渐形成一种风尚,一直为设备短缺问题所困扰的独立影像制作者们更是如获至宝;体制内,电视台竟相添置DV设备,播出DV作品的电视栏目也越来越多;而在这中间,各种DV作品展映、DV影像大赛更是频频不断。于是,DV影像爱好者、关注DV现象的专家学者、以电视为首的大众传媒以及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的DV商家,共同推动着DV形成潮流。
其实DV原本只是一个技术现象,是一种数码视频摄像机(Digital Video)。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只是从技术层面上来理解DV现象——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的革新,最终的结果总是形而上的。DV在技术层面上的轻便与便宜衍生了DV的个人化与大众化特性。正由于DV是个人化与大众化的,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民间的:DV应该用来观察民间的生活真实,应该成为人们倾诉生活体验的途径。民间是DV应有的姿态,在民间的土壤里DV会有无穷的生命力。
但是在中国,DV从一开始就不纯粹是民间的。最先使用并倡导DV的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一批独立影像制作者,如吴文光、段锦川等等。他们的DV作品基本上以边缘人物为题材,试图表达的永远是对残酷现实的无奈、对沉重生命的怀疑,萦绕着浓重的灰色气息,如《铁路沿线》、《北京弹匠》、《我不要你管》等等。这应该说也是民间的现实,但不是最大的现实,三陪女、吸毒者、流浪汉在生活中永远只是少数。
因此中国的DV在崛起伊始就有点背离了民间的立场。之后在DV形成潮流的过程中,由于真正属于民间的DV爱好者基本上是城市青年,于是DV被俗化成一种如卡拉OK、如网上冲浪般的时尚运动,成为小资者们的一种身份标识,“DV着生活”才叫跟得上潮流。而在这种畸形的民间DV运动之外,官方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影视院校、DV商家等等各路神仙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而时至今日,中国的DV界仍是鱼蛇混杂。
当然,这种混杂是暂时的,是新事物在初生阶段的正常现象。而且,混杂的同时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各路力量的参与为DV今后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使得多元化的DV格局的形成成为可能。
一、中国DV向前看。
DV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各路力量相互交织,基本上处于一锅粥状态。因此,DV在中国的发展趋向仍不明朗,但翘首向前看,不外乎三种。
1、回归民间。
至今为止,DV在中国并没有开辟出自己的民间大道,相反是一步三跌,而且偏离了方向。但是DV的回归民间有它的必然性。由于它的个人化与大众化特性,DV大面积的普及势所必然,甚至最终会如傻瓜照相机一样成为人们的日常用品,DV在诞生初期也只是为了提高家庭录像的声画质量。而当DV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个人化与大众化,即成为人们的家用品时,DV也就最大程度地回归了民间。民间才是DV的家。而回家后的DV必然地会承担起它反映民间的使命,甚至会在不自觉中最大限度地贴近生活真实。
另外,回归民间后的DV将达到最大程度的个性化。DV的个性化表达是由其个人化特性决定的,屏气了个性化,DV必然失去自我。这就要从DV对传统传播格局的历史性变革说起了。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这里面却长期存在着一种不平衡状态:大众传播的传播对象是大众化了,但传播者却一直局限于少数拥有媒体平台的传媒机构,至今如是。而具有个人化特性的DV作为传播工具,第一次站到了这种传播格局的对立面,致力于传播者的大众化,力图让每个人都拥有传播权。传媒机构作为传播者,只能站在官方或社会的大立场上发言。而当我们手持DV,以个人的身份站在传播者的位置上行使DV赋予的传播权的时候,摄制出来的DV作品必然是极具个性的。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DV必须回归民间,只有站在民间的位置上,个性化的DV作品才成为可能。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DV的个性化表达中,一定要把握好个性的“度”。首先,过了“度”的个性必然要变质,如过分渲染色情或暴力、过分涉及个人隐私等等就不再是个性了。其次,民间的DV创作虽然有极大的自由度,但只要作品参与传播,就必然要受社会基本规则的约束,如法律,如道德;过了“度”的个性就容易触犯这些规则而受到惩罚。
2、走向主流。
在这里主流指以电视为首的大众传媒。DV作品作为一种影像成品,必须借助电视这一播出平台进行大面积传播才能生存得更好,这对要求回收成本的作品更是生死攸关。其实DV在中国的形成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与电视联姻的结果。当然,现今网络宽带的出现也使DV的传播途径有了选择,但毕竟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电视还将在传媒界占据主导地位。因此DV走向主流也是理所当然而无可厚非的。
走向主流的DV基本上可分为两股力量。首先是主流媒体自己培养的DV力量,这一力量在今后还会大大增强,尤其是在DV更多地用来摄制剧情片后。其次是为主流媒体所收编的一部分民间力量,包括一批独立影像制作者。这时,主流媒体绝不仅仅只是播出平台,更是一个幕后策划者。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到影像风格的形成乃至外围的整体包装,主流媒体都会在暗中一手操控。因此,这股被招安了的民间力量在某中意义上是以牺牲自由、牺牲个性为代价来换取衣食无忧。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本身就是排斥个性的,尤其是在进入栏目化阶段之后,模式化运作已是不变法则。因此进入主流媒体的民间DV力量能否在DV的个性化与电视传媒的模式化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实在不容乐观。
这种矛盾在今天还不是很明显。如凤凰卫视的《DV新世代》栏目,创作上的问题基本上还是由DV作者自行解决,栏目并没有给出太多的限制。所以在播出的DV作品中我们还能感觉到DV个性化的存在。但问题是栏目开播至今仍然得不到广告商的认同,还是在做亏本生意。而这在今后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将不复存在,DV的个性化要求与大众传媒的模式化运作这对矛盾必然走向激化。是否有协调的办法,必须有实践去探索。
3、中间地带。
在回归民间与走向主流之间,DV在中国还会存在一个缓冲的中间地带,这就是DV在中国崛起伊始所走的路子:DV独立影像制作。这股力量应该说是DV精英的集结。这些独立影像制作者们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他们必将最大程度地发挥出DV的个性。而且与纯粹的民间DV不同的,他们有能力将这种个性化表达与DV作品的思想深度结合起来,而不会为追求表层的个性化而失于幼稚,甚至走向极端。另外,他们也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不轻易为生存而向主流媒体弯腰。
DV在独立影像制作者们手里虽不能如纯民间力量那样贴近生活真实,也不能如主流力量那样财大气粗,但他们懂得如何利用DV来表达自己的思考,DV的艺术水平将在他们手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这三种DV力量在今天基本上都已经初步成型,但有待于进一步分化,才能进一步形成各自的游戏规则。中国的DV也才能进入多元化的稳步发展阶段。当然三者也不可能完全分开,由于之间各有优劣,因此有必要在专业与业余、民间与主流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这样才是DV在中国的最佳状态。
二、中国纪录片的DV新时代。
谈DV,不能不谈纪录片;中国DV向前看,我们无法忽略DV将会给中国纪录片带来的巨大变革。DV与纪录片是天生具有血缘关系的,因为纪录片小规模的摄制方式契合了DV的个人化操作方式。就目前中国的DV作品来看,绝大多数是DV纪录片。于是,DV的形成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DV纪录片的形成浪潮,中国纪录片在DV浪潮中进入了它的DV新时代。
1、DV与纪录片语言。
DV对于纪录片的广泛介入,以其个人化与大众化特性为起点,首先将对长久以来形成的纪录片语言法则产生颠覆性的冲击。
微观层面。由于DV的微型与轻便,即使不用三脚架,画面一样可以拍得很稳。在这里,稳与不稳不再是用大摄像拍摄时的技术问题,而只是创作者的创作观念问题了。手持DV,你不但能轻而易举地做到稳而活,而且许多用大摄像机拍摄时所不敢想象的运动方式都可信手拈来。当年格里非斯在《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创造了运动摄影,将摄影机从固定机位上解放出来,从而使电影真正踏入艺术殿堂。今天面对着DV,同样的时刻正在酝酿,遥远的格里非斯似乎也正在向我们启示着什么。
宏观层面。首先,DV所有权的个人化必将造成DV语言的个人化:每一个人拿起DV用自己的方式对生活进行纪录时,便有了自己的纪录语言,久之则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体系。其次,所有者的大众化将这种个性化漫天盖地地铺开,一万人使用DV,则可能产生一万种纪录语言。从此纪录片将不再有任何可以规范别人的权威语言法则。由此可以想象,在DV的个人化与大众化背后,纪录片语言将会有无穷的丰富性和无限的生命力。
当然这只是在DV彻底民间化后的一种理想状态,首先必须要有一批精英的DV作者在反叛原有的纪录语言法则的同时,有意识地去建构自己的DV语言体系。可是今天大部分的DV作者还处于一种盲目的狂热状态中,尚不清醒,何谈建构。只能说,在DV背后纪录片语言会风光无限,但路漫漫仍还长远。
2、DV与纪录片观念。
悬浮在具体的纪录片语言形态之上的,是创作者乃至整个社会的纪录片观念问题,即如何对待纪录片这个东西。正是人们的纪录片观念,决定了纪录片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DV对于纪录片的广泛介入,也必将使国人的纪录片观念推倒重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DV的个人化与大众化。
首先,纪录片将在最大程度上与生活同行,原来辩不清说不明的“真实性”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纪实主义浪潮中,纪录片创作者们宣称要真实还原人们原汁原味的生存状态。可无论如何,创作者跟被摄对象的距离不可能完全消失,摄像机的存在本身已经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态。而当时的这种原生态观念恰恰在DV纪录片身上获得了真正的实现可能性,就因为DV的个人化与大众化。当DV不代表媒体甚至不代表创作者而只是一台家用摄像机时,当手持DV的人也处于同样的生活状态中时,纪录片与人们的原生态生活真正同行了。在这里没有做作、没有作秀,更没有作假,有的只是或悲或喜或平淡的生活。
其次,纪录片将在一定程度上泛化为一种个人化的艺术,产生纯粹个人化的一个分支。由于DV的广泛普及,摄制纪录片,将会有太多的人都可以做到。于是,纪录片将只是人们的一种日常表达方式,以物化某些思考,宣泄某种情绪,如一本心情日记。一切将变得随意而自由。没有让今天的纪录片创作者们惶惑不安的审查制度与市场压力;不用做拍摄计划和前期预算,不用考虑任何所谓的艺术规律。这样的纪录片将不再被赋予“创作”等字眼,本身可以不存在任何意义。卸掉那些人为的负载,轻装上阵,DV在手,任你随意挥洒,纪录片可以走得海阔天空。
3、DV与纪录片的市场化。
有了DV,纪录片的前方是阳光明媚了。可DV在中国毕竟还只是个婴孩,对于纪录片语言与观念的变革,还只在刚刚开始。而中国纪录片现阶段的生存问题却是迫在眉睫。不能老是翘首期盼,且让我们收回目光,看看DV能否助困境中的纪录片突围。
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商业时代,一切东西都在商品化、市场化。在这样的商业语境中,纪录片要突围,只有汇入时代大潮,走市场化的道路。
理论上看起来,市场化无非三点。一是要有充足的片源,即生产;二是要有大量的购买者,即消费;三是要有通畅的交换渠道,即流通。但是,且不说这三点我们都不具备,更令人忧虑的是,今天的纪录片创作者们严重缺乏市场意识。
而今,DV来了,毫无疑问,它为中国纪录片向市场化过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首先,DV带来了纪录片的小制作低投入。在DV之前,纪录片的摄制经费太高,而且难以回收,因此电视台不愿意在它身上花钱,市场上只为增值的资金更是不敢沾边。而有了DV及广大的DV影像爱好者,纪录片的摄制经费将会大幅度降低,纪录片投资已没有太大的风险。其次,DV的大众化将为纪录片培养出大量的观众。在DV之前,纪录片只赔不挣是因为没有观众。而随着DV群体不断扩大,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由于DV而喜欢纪录片。由此,低成本而又不乏观众的DV纪录片必将成为中国纪录片走向市场化的突破口。
剩下的问题是谁来主持这次突破。必须具备纪录片的市场意识是大前提,而无论是体制内的电视台,还是体制外的独立制作人,由于市场意识薄弱,都不能担当这一重任。结论是,必须有民营电视公司的介入。
首先,民间的电视公司本身就是市场的产物,他们有着强硬的市场意识,不尊重市场,他们就无法生存。其次,中国电视的产业化将最终导致制播分离,民营电视公司正顺应了这一趋势,将在未来的电视业界占据主体位置。再次,今天中国的民营电视公司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节目营销网络,这为纪录片的市场化运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接下来,民营电视公司要做的是:第一,站在中间位置上,协调电视台和广大DV纪录片创作者的行动。电视台是购买者,也是播出渠道。作为购买者,由于自身创作能力的萎缩,于是有求于社会上充满活力的创作者。而作为播出渠道,体制外的DV纪录片创作者反过来有求于电视台,DV使他们成为传播者,但并不彻底,他们还需要播出渠道。有了这种互动关系,民营电视公司就能顺水推舟、事半功倍了。第二,负责建立纪录片的市场运作规范,做到一切有程序可依。第三,负责一切创作外围的策划工作,以保证一切行为遵循市场规则,做到真正的市场化。
纪录片的市场化其实早早地就有业内人士在呼唤,但一直仍很迷茫,因为无从入手。现在,有了DV,是时候了。
结语:DV也疯狂。
中国DV向前看,似乎总是要与纪录片纠缠在一起。DV与纪录片是天生就有血缘关系,但是只能说纪录片是DV的切入点,DV在起步阶段以摄制纪录片为主;这时的DV作品是严肃、真实而恬静的。而随着DV的逐渐成长,它必然会更多地转向剧情片、MTV等轻松、愉悦甚至疯狂的片种。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DV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行业规则、运作程序、语言法则等等逐渐成型,行业环境趋于成熟,开始有能力支撑大规模的高成本制作。其次,这也是DV生存发展的需要。如今已是大众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仅仅依靠缺乏娱乐性的纪录片,DV是难以生存的。总之,DV不能只是纪录片,为生存与发展,DV也会疯狂。
DV,如此简单的两个英文字母,却开辟了一个时代。无论是低头细想该给我们的生活留下点什么,还是抬眼观望中国的影视事业将何去何从,我们都不能不想到DV。而中国的DV事业又将何去何从,且让我们翘首凝眸,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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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6-01 21:19:50
宋小白
(江苏南通)
头坑
2004-06-03 11:51:23
萧狼
(北京)
解释下,是不是挖个坑把我埋了:-
2004-06-03 21:42:26
宋小白
(江苏南通)
不是
就先占个坑坐着,然后看!
所以抢头坑
2004-06-04 19:10:52
萧狼
(北京)
指教。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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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DV向前看:与纪录片有关
引子:中国的DV现象。
世纪之交,一个干脆而响亮的英文缩写在中国悄然风行:DV。进入新世纪的短短几年里,DV更是声势浩大、铺天盖地。首先,大量的DV影像爱好者伴随着DV话题的升温而浮出水面,连唐国强也手持DV在电视屏幕上摇旗呐喊。接着,凤凰卫视中文台《DV新世代》栏目开播,DV开始与电视这一大众传媒联姻。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体制外,DV在民间逐渐形成一种风尚,一直为设备短缺问题所困扰的独立影像制作者们更是如获至宝;体制内,电视台竟相添置DV设备,播出DV作品的电视栏目也越来越多;而在这中间,各种DV作品展映、DV影像大赛更是频频不断。于是,DV影像爱好者、关注DV现象的专家学者、以电视为首的大众传媒以及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的DV商家,共同推动着DV形成潮流。
其实DV原本只是一个技术现象,是一种数码视频摄像机(Digital Video)。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只是从技术层面上来理解DV现象——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的革新,最终的结果总是形而上的。DV在技术层面上的轻便与便宜衍生了DV的个人化与大众化特性。正由于DV是个人化与大众化的,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民间的:DV应该用来观察民间的生活真实,应该成为人们倾诉生活体验的途径。民间是DV应有的姿态,在民间的土壤里DV会有无穷的生命力。
但是在中国,DV从一开始就不纯粹是民间的。最先使用并倡导DV的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一批独立影像制作者,如吴文光、段锦川等等。他们的DV作品基本上以边缘人物为题材,试图表达的永远是对残酷现实的无奈、对沉重生命的怀疑,萦绕着浓重的灰色气息,如《铁路沿线》、《北京弹匠》、《我不要你管》等等。这应该说也是民间的现实,但不是最大的现实,三陪女、吸毒者、流浪汉在生活中永远只是少数。
因此中国的DV在崛起伊始就有点背离了民间的立场。之后在DV形成潮流的过程中,由于真正属于民间的DV爱好者基本上是城市青年,于是DV被俗化成一种如卡拉OK、如网上冲浪般的时尚运动,成为小资者们的一种身份标识,“DV着生活”才叫跟得上潮流。而在这种畸形的民间DV运动之外,官方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影视院校、DV商家等等各路神仙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而时至今日,中国的DV界仍是鱼蛇混杂。
当然,这种混杂是暂时的,是新事物在初生阶段的正常现象。而且,混杂的同时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各路力量的参与为DV今后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使得多元化的DV格局的形成成为可能。
一、中国DV向前看。
DV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各路力量相互交织,基本上处于一锅粥状态。因此,DV在中国的发展趋向仍不明朗,但翘首向前看,不外乎三种。
1、回归民间。
至今为止,DV在中国并没有开辟出自己的民间大道,相反是一步三跌,而且偏离了方向。但是DV的回归民间有它的必然性。由于它的个人化与大众化特性,DV大面积的普及势所必然,甚至最终会如傻瓜照相机一样成为人们的日常用品,DV在诞生初期也只是为了提高家庭录像的声画质量。而当DV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个人化与大众化,即成为人们的家用品时,DV也就最大程度地回归了民间。民间才是DV的家。而回家后的DV必然地会承担起它反映民间的使命,甚至会在不自觉中最大限度地贴近生活真实。
另外,回归民间后的DV将达到最大程度的个性化。DV的个性化表达是由其个人化特性决定的,屏气了个性化,DV必然失去自我。这就要从DV对传统传播格局的历史性变革说起了。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这里面却长期存在着一种不平衡状态:大众传播的传播对象是大众化了,但传播者却一直局限于少数拥有媒体平台的传媒机构,至今如是。而具有个人化特性的DV作为传播工具,第一次站到了这种传播格局的对立面,致力于传播者的大众化,力图让每个人都拥有传播权。传媒机构作为传播者,只能站在官方或社会的大立场上发言。而当我们手持DV,以个人的身份站在传播者的位置上行使DV赋予的传播权的时候,摄制出来的DV作品必然是极具个性的。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DV必须回归民间,只有站在民间的位置上,个性化的DV作品才成为可能。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DV的个性化表达中,一定要把握好个性的“度”。首先,过了“度”的个性必然要变质,如过分渲染色情或暴力、过分涉及个人隐私等等就不再是个性了。其次,民间的DV创作虽然有极大的自由度,但只要作品参与传播,就必然要受社会基本规则的约束,如法律,如道德;过了“度”的个性就容易触犯这些规则而受到惩罚。
2、走向主流。
在这里主流指以电视为首的大众传媒。DV作品作为一种影像成品,必须借助电视这一播出平台进行大面积传播才能生存得更好,这对要求回收成本的作品更是生死攸关。其实DV在中国的形成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与电视联姻的结果。当然,现今网络宽带的出现也使DV的传播途径有了选择,但毕竟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电视还将在传媒界占据主导地位。因此DV走向主流也是理所当然而无可厚非的。
走向主流的DV基本上可分为两股力量。首先是主流媒体自己培养的DV力量,这一力量在今后还会大大增强,尤其是在DV更多地用来摄制剧情片后。其次是为主流媒体所收编的一部分民间力量,包括一批独立影像制作者。这时,主流媒体绝不仅仅只是播出平台,更是一个幕后策划者。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到影像风格的形成乃至外围的整体包装,主流媒体都会在暗中一手操控。因此,这股被招安了的民间力量在某中意义上是以牺牲自由、牺牲个性为代价来换取衣食无忧。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本身就是排斥个性的,尤其是在进入栏目化阶段之后,模式化运作已是不变法则。因此进入主流媒体的民间DV力量能否在DV的个性化与电视传媒的模式化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实在不容乐观。
这种矛盾在今天还不是很明显。如凤凰卫视的《DV新世代》栏目,创作上的问题基本上还是由DV作者自行解决,栏目并没有给出太多的限制。所以在播出的DV作品中我们还能感觉到DV个性化的存在。但问题是栏目开播至今仍然得不到广告商的认同,还是在做亏本生意。而这在今后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将不复存在,DV的个性化要求与大众传媒的模式化运作这对矛盾必然走向激化。是否有协调的办法,必须有实践去探索。
3、中间地带。
在回归民间与走向主流之间,DV在中国还会存在一个缓冲的中间地带,这就是DV在中国崛起伊始所走的路子:DV独立影像制作。这股力量应该说是DV精英的集结。这些独立影像制作者们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他们必将最大程度地发挥出DV的个性。而且与纯粹的民间DV不同的,他们有能力将这种个性化表达与DV作品的思想深度结合起来,而不会为追求表层的个性化而失于幼稚,甚至走向极端。另外,他们也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不轻易为生存而向主流媒体弯腰。
DV在独立影像制作者们手里虽不能如纯民间力量那样贴近生活真实,也不能如主流力量那样财大气粗,但他们懂得如何利用DV来表达自己的思考,DV的艺术水平将在他们手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这三种DV力量在今天基本上都已经初步成型,但有待于进一步分化,才能进一步形成各自的游戏规则。中国的DV也才能进入多元化的稳步发展阶段。当然三者也不可能完全分开,由于之间各有优劣,因此有必要在专业与业余、民间与主流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这样才是DV在中国的最佳状态。
二、中国纪录片的DV新时代。
谈DV,不能不谈纪录片;中国DV向前看,我们无法忽略DV将会给中国纪录片带来的巨大变革。DV与纪录片是天生具有血缘关系的,因为纪录片小规模的摄制方式契合了DV的个人化操作方式。就目前中国的DV作品来看,绝大多数是DV纪录片。于是,DV的形成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DV纪录片的形成浪潮,中国纪录片在DV浪潮中进入了它的DV新时代。
1、DV与纪录片语言。
DV对于纪录片的广泛介入,以其个人化与大众化特性为起点,首先将对长久以来形成的纪录片语言法则产生颠覆性的冲击。
微观层面。由于DV的微型与轻便,即使不用三脚架,画面一样可以拍得很稳。在这里,稳与不稳不再是用大摄像拍摄时的技术问题,而只是创作者的创作观念问题了。手持DV,你不但能轻而易举地做到稳而活,而且许多用大摄像机拍摄时所不敢想象的运动方式都可信手拈来。当年格里非斯在《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创造了运动摄影,将摄影机从固定机位上解放出来,从而使电影真正踏入艺术殿堂。今天面对着DV,同样的时刻正在酝酿,遥远的格里非斯似乎也正在向我们启示着什么。
宏观层面。首先,DV所有权的个人化必将造成DV语言的个人化:每一个人拿起DV用自己的方式对生活进行纪录时,便有了自己的纪录语言,久之则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体系。其次,所有者的大众化将这种个性化漫天盖地地铺开,一万人使用DV,则可能产生一万种纪录语言。从此纪录片将不再有任何可以规范别人的权威语言法则。由此可以想象,在DV的个人化与大众化背后,纪录片语言将会有无穷的丰富性和无限的生命力。
当然这只是在DV彻底民间化后的一种理想状态,首先必须要有一批精英的DV作者在反叛原有的纪录语言法则的同时,有意识地去建构自己的DV语言体系。可是今天大部分的DV作者还处于一种盲目的狂热状态中,尚不清醒,何谈建构。只能说,在DV背后纪录片语言会风光无限,但路漫漫仍还长远。
2、DV与纪录片观念。
悬浮在具体的纪录片语言形态之上的,是创作者乃至整个社会的纪录片观念问题,即如何对待纪录片这个东西。正是人们的纪录片观念,决定了纪录片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DV对于纪录片的广泛介入,也必将使国人的纪录片观念推倒重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DV的个人化与大众化。
首先,纪录片将在最大程度上与生活同行,原来辩不清说不明的“真实性”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纪实主义浪潮中,纪录片创作者们宣称要真实还原人们原汁原味的生存状态。可无论如何,创作者跟被摄对象的距离不可能完全消失,摄像机的存在本身已经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态。而当时的这种原生态观念恰恰在DV纪录片身上获得了真正的实现可能性,就因为DV的个人化与大众化。当DV不代表媒体甚至不代表创作者而只是一台家用摄像机时,当手持DV的人也处于同样的生活状态中时,纪录片与人们的原生态生活真正同行了。在这里没有做作、没有作秀,更没有作假,有的只是或悲或喜或平淡的生活。
其次,纪录片将在一定程度上泛化为一种个人化的艺术,产生纯粹个人化的一个分支。由于DV的广泛普及,摄制纪录片,将会有太多的人都可以做到。于是,纪录片将只是人们的一种日常表达方式,以物化某些思考,宣泄某种情绪,如一本心情日记。一切将变得随意而自由。没有让今天的纪录片创作者们惶惑不安的审查制度与市场压力;不用做拍摄计划和前期预算,不用考虑任何所谓的艺术规律。这样的纪录片将不再被赋予“创作”等字眼,本身可以不存在任何意义。卸掉那些人为的负载,轻装上阵,DV在手,任你随意挥洒,纪录片可以走得海阔天空。
3、DV与纪录片的市场化。
有了DV,纪录片的前方是阳光明媚了。可DV在中国毕竟还只是个婴孩,对于纪录片语言与观念的变革,还只在刚刚开始。而中国纪录片现阶段的生存问题却是迫在眉睫。不能老是翘首期盼,且让我们收回目光,看看DV能否助困境中的纪录片突围。
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商业时代,一切东西都在商品化、市场化。在这样的商业语境中,纪录片要突围,只有汇入时代大潮,走市场化的道路。
理论上看起来,市场化无非三点。一是要有充足的片源,即生产;二是要有大量的购买者,即消费;三是要有通畅的交换渠道,即流通。但是,且不说这三点我们都不具备,更令人忧虑的是,今天的纪录片创作者们严重缺乏市场意识。
而今,DV来了,毫无疑问,它为中国纪录片向市场化过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首先,DV带来了纪录片的小制作低投入。在DV之前,纪录片的摄制经费太高,而且难以回收,因此电视台不愿意在它身上花钱,市场上只为增值的资金更是不敢沾边。而有了DV及广大的DV影像爱好者,纪录片的摄制经费将会大幅度降低,纪录片投资已没有太大的风险。其次,DV的大众化将为纪录片培养出大量的观众。在DV之前,纪录片只赔不挣是因为没有观众。而随着DV群体不断扩大,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由于DV而喜欢纪录片。由此,低成本而又不乏观众的DV纪录片必将成为中国纪录片走向市场化的突破口。
剩下的问题是谁来主持这次突破。必须具备纪录片的市场意识是大前提,而无论是体制内的电视台,还是体制外的独立制作人,由于市场意识薄弱,都不能担当这一重任。结论是,必须有民营电视公司的介入。
首先,民间的电视公司本身就是市场的产物,他们有着强硬的市场意识,不尊重市场,他们就无法生存。其次,中国电视的产业化将最终导致制播分离,民营电视公司正顺应了这一趋势,将在未来的电视业界占据主体位置。再次,今天中国的民营电视公司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节目营销网络,这为纪录片的市场化运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接下来,民营电视公司要做的是:第一,站在中间位置上,协调电视台和广大DV纪录片创作者的行动。电视台是购买者,也是播出渠道。作为购买者,由于自身创作能力的萎缩,于是有求于社会上充满活力的创作者。而作为播出渠道,体制外的DV纪录片创作者反过来有求于电视台,DV使他们成为传播者,但并不彻底,他们还需要播出渠道。有了这种互动关系,民营电视公司就能顺水推舟、事半功倍了。第二,负责建立纪录片的市场运作规范,做到一切有程序可依。第三,负责一切创作外围的策划工作,以保证一切行为遵循市场规则,做到真正的市场化。
纪录片的市场化其实早早地就有业内人士在呼唤,但一直仍很迷茫,因为无从入手。现在,有了DV,是时候了。
结语:DV也疯狂。
中国DV向前看,似乎总是要与纪录片纠缠在一起。DV与纪录片是天生就有血缘关系,但是只能说纪录片是DV的切入点,DV在起步阶段以摄制纪录片为主;这时的DV作品是严肃、真实而恬静的。而随着DV的逐渐成长,它必然会更多地转向剧情片、MTV等轻松、愉悦甚至疯狂的片种。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DV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行业规则、运作程序、语言法则等等逐渐成型,行业环境趋于成熟,开始有能力支撑大规模的高成本制作。其次,这也是DV生存发展的需要。如今已是大众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仅仅依靠缺乏娱乐性的纪录片,DV是难以生存的。总之,DV不能只是纪录片,为生存与发展,DV也会疯狂。
DV,如此简单的两个英文字母,却开辟了一个时代。无论是低头细想该给我们的生活留下点什么,还是抬眼观望中国的影视事业将何去何从,我们都不能不想到DV。而中国的DV事业又将何去何从,且让我们翘首凝眸,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