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斯曼专访之二

　　采访：Jim Mckay
　　前语
　　怀斯曼毕其职业生涯，力图展现广阔的当代美国生活。未来的公民如果要了解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民众生活方式，想获得有关美国人民的真实文本，应该进入怀斯曼的世界，而非恩斯那、默多克、特纳或斯彼尔伯格，如果他们。
　　怀斯曼的观察式纪录片拍摄方式把我们引入到决定我们的生活的各种机构中：学校、医院、警察局、福利局、赛马场、军队、芭蕾舞团和公共住房。尽管我在虚构电影领域工作，但最打动我的总是纪录片。而在这个王国，怀斯曼是无可争议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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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提卡特讽刺剧》是我的第一部作品，我认为它最广为人知是因为它的遭禁。麻省当局犯了个经典的错误，我当然希望他们没有这么做，但他们做了。他们太愚蠢了。
　　这涉及到电影和社会进步的问题。我考虑了很久，这部电影是否对体制的改变有影响。很难把某部电影和某个事件孤立起来，《提提卡特讽刺剧》对一些氛围的变化有所裨益，麻省律师协会、医疗协会开始关注精神病犯人医院，一些媒体也进行了报道。但要说这都是电影的结果那就太武断了……我想可能有点作用吧，但实在难以衡量。
　　但当我打算拍下一部电影时，社会效应成为我的动机之一。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自己是太天真了。没有哪部作品如此重要，实际情况是谁都不笨，电影仅是信息的来源之一。人们还要看书、看报，并且谁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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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的作品我使用了与《提提卡特讽刺剧》同样的手法，当我在拍它们的时候，我产生了可以把拍摄精神病犯人医院的方法用来拍其他机构的想法。我的“机构系列”就是这样一部部摄制出来的。这些年来我学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但基本方法是这样的：手持摄影机，手持录音，拍摄大量的素材，在剪辑室里创作。
　　有一部很特别的观察型纪录片叫《足球》，我一直很喜欢。我的创作开始得晚一些，但我为技术进步提供的无限可能性而着迷。手持摄影机，同步录音，对我和很多人而言，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拍摄任何主题的电影。30年过后，美国社会仍然会存在大量未被电影开发的空白，可拍的东西太多了。其实手持摄影机出现的时间更早，但直到1958年才能用手持摄影机进行同步录音。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意味着你可以在合适的光照下拍摄任何东西。
　　这种感觉太妙了，这简直是一种运动，综合了许多因素，对体力、智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非常有趣，像冒险一样。你必须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扛着沉重的设备到处跑，这是调动你全部潜能的运动，如果你身体状态不好，就拍不了这样的电影。拍摄时每天要站12到14个小时，夜里还要看样片……而如果你太累了，就作不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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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其实很多时候靠的是一种直觉，你不会总是对的。你可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关机然后又匆忙开拍，因为最神奇的东西已经不可避免地错过了。所以，当我决定开始拍时我会坚持到底。我在看《拳王阿里》时，就意识到许多场面是被拼凑在一起的。但在我的片子中，场面总是由长镜头构成的。
　　时间显得是真实的。我是说，有时是真实的时间，但更多的时候是显得真实的时间，尽管它可能是一个半小时压缩成的五分钟。
　　我的观点是在电影的结构中间接进行表达的。在这个意义上，剪辑就和写作一样。当你阅读一本小说时，不会看完一章就了解作者对人物的态度，你必须看下去，整部小说才是作者对其创作的人物的表现。同样的，如果我能用25个字就把意思说清楚，还不如不拍。
　　　
　　我会有我的观点，但观众还是得自己来下结论。我的电影一贯反对说教和解释，我不喜欢小说家告诉我如何看待作品中的人物和环境，我愿意自己去探寻。比如《公共住房》中的最后一幕，H•U•D的官员向学生讲话，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场面，很难说这是一个积极或消极的结尾，或许是充满希望，或许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