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贵芬 文章来源：东方记录片 「亚洲性」、「台湾性」与台湾外文学门研究：从纪录片谈全球化时代文化异质的展演与抗拒空间 邱贵芬 摘要 本篇文章将从纪录片「跨界」特性所涉及的议题谈起，特别着重纪录片访谈政治(politics of interview)所涉及的「表演性」，从中拉出一条轴线来探讨镜头前后的权力关系与文化异质再现的问题。接下来，我将从弱势团体文化异质再现所涉及的辨识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和策略性运用文化异质与主流文化想象协商的角度，切入全球化时代文化异质展演的问题。这一部分的讨论将以「亚洲性」和「台湾性」这两个概念为比较参照重点来谈全球化时代文化异质展演所涉及的一些议题。就前者而言，我提出的问题是：当台湾学者以「亚洲人」身份介入国际英美文学研究时，是否暗示了某种「亚洲性」的发言位置？这样的「亚洲性」概念又涉及什么样的文化异质展演？本论文特别感兴趣的是，这种新兴「亚洲性」的概念与近年来流行的「离散」（diaspora）、「跨国」（transnational）、「旅行」(travelling)等等概念的瓜葛纠缠，以及这样「离地」(off-ground)的理论概念背后所涉及的问题。这一部份的讨论特别藉助Arif Dirlik对所谓「亚洲性」的批判与反思。从「亚洲性」所涉及的全球化（学术或资本主义）市场中「文化异质」的展演问题。随后我将进一步延伸来探讨「台湾性」的概念，并企图开展「台湾性」作为一种文化异质的基进政治意义以及其中的暧昧空间。我认为如果学术论述必然涉及从那个位置发言的问题，那么，重新思考台湾外文学门学术论述与「台湾性」的关系或许可以促使思考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在台湾的外文学门研究里的位置及发展潜能。
关键词: 纪录片、文化翻译、亚洲性、「离地」论述、亚美文学、「亚洲性」、「落地」思考、「台湾性」、文化异质、庶民文化 前言 从九零年代以来，我的研究跨界游走于女性主义、后殖民与台湾文学之间，但重点大体上总环绕着弱势发声的问题。最近几年转向纪录片研究，除了因为长久以来关切文学史书写建构的问题，发现音像纪录仍是历史建构和传播里一个犹待开发的研究领域之外，同时也因为纪录片的拍摄对象往往是弱势者（例如影像人类学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或是原住民、社运纪录片里的弱势边缘族群等等），提供了一个研究弱势发声和再现问题的天地。电影研究在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里已逐渐受到重视，相较之下，纪录片研究目前在台湾仍方兴未艾，论述仍楚于「垦荒」的阶段。研究纪录片的期间，我发现纪录片涉及跨界、翻译和文化异质展演的问题，更可以扩大来探讨全球化时代文化异质展演的问题。本篇文章将从纪录片「跨界」特性所涉及的议题谈起，特别着重纪录片访谈政治(politics of interview)所涉及的「表演性」，从中拉出一条轴线来探讨镜头前后的权力关系与文化异质再现的问题。接下来，我将从弱势团体文化异质再现所涉及的辨识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和策略性运用文化异质与主流文化想象协商的角度，切入全球化时代文化异质展演的问题。这一部分的讨论将以「亚洲性」和「台湾性」这两个概念为比较参照重点来谈全球化时代文化异质展演所涉及的一些议题。就前者而言，我提出的问题是：当台湾学者以「亚洲人」身份介入国际英美文学研究时，是否暗示了某种「亚洲性」的发言位置？这样的「亚洲性」概念又涉及什么样的文化异质展演？本论文特别感兴趣的是，这种新兴「亚洲性」的概念与近年来流行的「离散」（diaspora）、「跨国」（transnational）、「旅行」(travelling)等等概念的瓜葛纠缠，以及这样「离地」(off-ground)的理论概念背后所涉及的问题。这一部份的讨论特别藉助Arif Dirlik对所谓「亚洲性」的批判与反思。从「亚洲性」所涉及的全球化（学术或资本主义）市场中「文化异质」的展演问题。随后我将进一步延伸来探讨「台湾性」的概念，并企图开展「台湾性」作为一种文化异质的基进政治意义以及其中的暧昧空间。我认为如果学术论述必然涉及从那个位置发言的问题，那么，重新思考台湾外文学门学术论述与「台湾性」的关系或许可以促使思考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在台湾的外文学门研究里的位置及发展潜能。
因此重点不仅在于让弱势者发声，更重要的问题是她「如何」发声。这是后殖民论述常见的重要议题，也是探讨全球化媒体现象时常遇到的问题。看看纪录片镜头所涉及的权力关系，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来思考这个问题。 纪录片透过镜头拍摄弱势社群（如：原住民、女人、同志、底层普罗阶级…等），其中隐含了观看和被观看者的权力关系。Foucault的panopticon的概念通常最常被用来解释这个关系。Panopticon是权力之眼（the eye of power），透过观看掌控/监视被观看者，在此权力关系当中观看者占取优势的位置，被观看者当然就是权力关系中弱势的一方（Foucault 1980:146-65）。从单眼镜头、天文镜、显微镜、穿透人体的种种内视镜在镜头发展史上，镜头赋予观看者的快感和权力无庸赘言（McQuire 1998：42-3）。影片研究者处理镜头/观看/权力关系这个问题，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引用Freud的心理分析理论，连结观看的欲望(scopophilia)和知识的欲望(epistephilia)，观看过程中掌控的快感来自于「偷窥」的观看位置，被观看者并不知道观看者在看她，于此观看者产生一种掌握被观看者的乐趣(Mulvey 1993:434；Cowie 1999:28；Rabinowitz 1994:39)。这种「知」与「看」互相结合的欲望可能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观看已经相当熟悉（但被视为禁忌）的东西（如母亲/女人的身体），另一种则是观看不熟悉的东西。纪录片所提供的观看活动——观看异质文化奇异的风俗（如：原住民影片）和性倾向（如：同志影片）特别引发后面这种类型的观看欲望(Cowie 1999:28)。 不过，我想要特别提出来的一个看法是：以上这些观看理论在诠释镜头的权力关系时，往往把镜头后的观看者当作全盘操控镜头呈现的人或物的意义。然而，如前文提及的，纪录片意义的产生来自镜头前后的协商；镜头的意义，并非完全取决于掌镜者或是导演。导演固然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里扮演的是一种「文化中介翻译」的角色，透过镜头，有如希腊神话中的Hermes一样穿搜于镜头前（被拍摄的弱势族群）后（优势位阶的拍摄者）不同的文化与世界，但是，透过镜头在进行文化翻译的不仅仅是导演或掌镜者，被拍摄者也同时扮演类似Hermes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Hermes有个特性：聪明机制又狡猾，乃「江湖术士」（trickster）的鼻祖。导演或拍摄者可以透过镜头来展演他对异质文化的想象，被拍摄者同样可以透过镜头来表演他对拍摄者的想象的回应。我在另一篇文章（2003a）里曾探讨这个问题，这里不再细部辩证这个问题，仅简单重述我的要点。我认为研究纪录片，有个相当重要的认知：纪录片有个不容忽视的特性，那就是纪录片拍摄者透过镜头所捕捉东西，并非随心所欲，常常出现的状况是受访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抗拒导演期待的方向，与导演大唱反调，挑战导演对所要拍摄题材的诠释，让导演不再是唯一掌控影片讯息的人。但是，更复杂的一个问题是访谈的表演性质。导演郑明河提到，观众诠释访谈的方式往往过于天真，忘了所有的访谈其实都是一种表演，受访者总是策略性地在镜头前呈现他们想要呈现的东西，并隐藏一些东西（Trinh 1992:145；194）。镜头通常被视为隐含一种权力关系，在这权力关系当中，掌镜、观看的人占取优势的主体位置，被看的人则是弱势的客体，但是，当被观看的人以镜头做为表演的工具时，是否可能反客为主，颠覆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传统的权力位阶？(邱贵芬2003a：6)我认为，当拍摄者意识到镜头拍摄到的一切可能是被拍摄者的特意「表演」，不过是嘲弄拍摄者的一种手段时，此时镜头前后的权力位阶将产生剧烈的崩解。表演游走于虚实之间，让观看者不知到底看到的是真的「她」，还是她在表演观者想象的「她」？此时被观看者到底是主流眼光凝视下的玩物，或是聪明耍诈的江湖术士？文化异质不仅是消费商品，也可能是一种利用消费者（对异质文化的）不懂和无知，玩弄其于股掌之间，颠覆弱势族群传统劣势位置的王牌。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观众并非同构型的群体，不同的观众对表演所传达的讯息的领悟力和解读也大不相同(Sturken and Cartwright 2001:75)。基本上，我认为观看者愈意识到被观看者进行的是一种展示、表演，这中间颠覆的空间就愈有发展的可能。在郑明河的纪录片《姓越名南》里，导演透过种种手法（例如：让画面呈现一个越南女人在房间里一边踱步，一边似乎在背诵台词，藉此暗示访谈其实是事先安排的表演，凸显纪录片看似「自然」的访谈的虚构性质）标示访谈的表演性，观众的观看和诠释位置将被迫不断调整，在不确定感中摆荡。当观看不再是偷窥，而是看被观看者如何看自己在看她时，快感与权力感可能被焦虑侵蚀，不仅镜头前后的权力位阶将大受冲击，镜头前所展演的一切的意义也将变得极不稳定。
前面提到，「看」的欲望经常与「求知」的欲望相结合，文化异质特别勾引这种「看」与「知」的乐趣。比较无奈的是，如果在全球化时代，影像及其传播消费是当代文化的特质的话（Lash and Urry 1994:306-7； Appadurai 1996），弱势族群所能选择的恐怕不是断绝观看关系，而是如何维持观者的兴趣，又同时打破传统观看关系中权力、意义的垄断，介入意义生产的过程，开发抗拒的空间。底下我将把讨论提升到一个较宏观的层次来探讨全球文化版图中异质文化的展演问题。不过，在进入相关的讨论之前，且让我稍稍归纳上面纪录片研究的几个重点。第一，纪录片意义产生的过程让我们对「作者论」做出修正，如果纪录片算是一种论述，导演堪可比拟「作者」的话，影片的意义不全然为导演/作者所垄断，影片的意义产生于导演和被拍摄者的协商过程。这种被拍摄者介入影片意义生产的特质，在纪录片中往往连结到弱势社群「自我再现」的问题；纪录片因为可以运用音像语言，不全然仰赖文字论述等等对底层阶级较不利的再现管道，特别能够提供我们一个丰富的领域来探讨底层人民或无法掌握主流语言的弱势社群如何呈现他们的文化异质，以及这些异质如何冲撞主流的文化想象与再现机制。第二，纪录片研究不可忽视镜头的「表演」性质，不仅导演和拍摄者可透过镜头来展演，被拍摄者也可以镜头表演作为一种策略来达到某种目的。在此情况下，以panopticon为主要概念的「观看」理论也必须有所修正：观看者不全然掌握权力，也可能是被观看者嘲弄的对象，观看行为当中两造的关系其实并不稳定。基本上，「表演性」愈被彰显，观看者愈意识到眼前一切的表演性，权力关系就愈不稳定，被观看者参与意义创造的空间就愈大。第三，上述有关颠覆或抗拒空间的探讨显示，弱势者发声，除了拥有发言管道，更需有再现政治的种种反思，否则虽有发言管道，依然按主流想象和语言来表达所谓「弱势者自己的心声」，结果往往徒然复制主流思考，无助于翻转弱势者在权力位阶里的劣势。「表演」概念是弱势者介入再现政治的一种策略。第四，在全球化媒体时代，弱势族群的抗争往往不在断绝观看关系，而是如何吸引目光却又颠覆主流想象。由于主流目光感兴趣的往往是文化异质的部分，弱势者如何展演自己的文化异质就成为重要的课题，而展演文化异质必然涉及圈内（inside）圈外(outside)的疆域(boundary)问题：谁最能代表圈内人来呈现圈内的文化异质？底下的讨论将以疆界与文化异质展演的问题为出发点，探讨全球文化版图中「亚洲性」与「台湾性」的建构与挪用所涉及的问题。
展演异质（otherness）
如上所述，纪录片的一大议题是弱势被观看者如何自我再现。九O年代以来，边缘发声，让弱势者取回自我再现(self-representation)的权利已是文化论述的共识。针对这个议题，本篇论文主要想探讨两个问题：第一：在「离散」、「跨国」、「旅行」等等概念提倡跨越疆界的情况下，所谓「圈内人」的概念隐含了什么样的假设与身份协商？如果「自我再现」政治不可能没有「疆界」(boundary)作为基础，「圈内人」的概念必然指涉某种疆域概念的话，那么，「圈内人」「自我再现」(Let the native speak for himself)如何与「离散」、「跨国」、「旅行」这些跨越疆域的概念协商？这中间牵涉什么样的「识别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策略性运用？服务了谁的利益？底下的讨论将以 Dirlik在多篇论文里对相关问题所提出的批判作为基础，来谈文化异质在全球化文化版图里的策略性运用和其中涉及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的问题。
「越界」表演的省思：越界就表示要消弭疆界，取消界线，去除疆域的概念吗？一个重要的概念：界线可以穿透和取消界线是两回事（Dirlik 2001:22）所谓的「身份政治」基本上就建筑在疆界的概念，否则，「让原住民（或女人、底层人民等等）自己说出他的心声」这样的命题就不可能存在。以亚美文学为例，如果没有疆域界线或圈内圈外的概念，「亚美人」或「亚美文学」及其研究这些概念当然就不可能存在。吊诡的是，当「离散」概念介入「亚美」的身份政治时，「亚美」成为相当吊诡矛盾的论述策略：一方面强调圈内圈外的概念，面对主流白人族群主张界线和疆域的存在，以「圈内人」的位置来谈亚美或亚洲文化，这基本上还是诉诸以「真实」(authenticity)与「来源」(origin)、种族(race)等等概念的辨识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但是一方面，却以「离散」概念进行消解疆域和界线的动作，企图拆解「真实」与「来源」的权威性，让所有只要外表看起来（像）是亚洲人，无论他/她来自哪个地方，会不会说亚洲某一国的语言，成长于什么样的历史社会背景，都可以站在「圈内人」的位置来谈「亚美文学」(Dirlik and Prazniak 2001:7)。于是，任何有亚洲血缘的人都似乎比白人更具资格来谈亚美文学，更能掌握亚美文学的文化异质， 因为亚美文学的文化异质来自「亚洲」这个符号。Arif Dirlik称后者为「离地」(off-ground)论述，而这种论述又呼应目前相当流行的「跨国」、「旅行」等等概念，成为当前文化论述的主流(Dirlik 2001a:33)。「离地」论述把文化抽象化，企图超越政治，但结果是架空了实际的物质脉络，把文化和种族划上等号（Dirlik and Prazniak 2001:7）。 根据Dirlik的看法，近年来「离地」式的亚美概念盛行，其实与亚太地区成为全球化经济里兵家必争之地有关。「亚美」的概念原本有相当强烈的「根」的概念，要「取回美国」(“claiming America”)，把亚美族群的历史「扎根」于美国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换言之，当「亚美」这个概念在一九六零年代美国人权运动被提出来的时后，「亚美」概念强调的是居住在美国这块土地上的亚美族裔共同的历史经验，以及亚美族裔的「美国性」。当时，亚美论述相当重要的一个议题是打造亚美小区(Dirlik 2001b:77-8)。换句话说，土地、历史、小区意识都是亚美论述相当重要的概念和诉求。但是，就在亚美论述蓬勃发展的同时，美国移民法却也大幅度放宽对亚洲移民的设限，这些新移民带进了一个新的「亚美」的概念：
亚美不再存在于一个美国具体的地点，而是同时由离散和不断移动的个人所构筑而成的一个隐喻的亚太周边。想要了解亚美，不再只需要了解亚美族裔在美国历史上的根，或是他们原来的国家，而是要了解多重复杂的历史旅程，这些旅程汇集在我们所谓的「亚美」地区，也可能随时分散来取消所谓「亚美」的这个概念。 …Asian America is no longer just a lo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s at the same time a location on a metaphorical rim constituted by diasporas and motions of individuals. To understand Asian Americans it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comprehend their roots in U. S. history, or, for that matter, in countries of origin, but a multiplicity of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that converge in the locations we call Asian America that may diverge once again to disrupt the very idea of Asian Americanness. (Dirlik 2001b: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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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性」、「台湾性」与台湾外文学门研究：从纪录片谈全球化时代文化异质的展演与抗拒空间
邱贵芬
摘要
本篇文章将从纪录片「跨界」特性所涉及的议题谈起，特别着重纪录片访谈政治(politics of interview)所涉及的「表演性」，从中拉出一条轴线来探讨镜头前后的权力关系与文化异质再现的问题。接下来，我将从弱势团体文化异质再现所涉及的辨识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和策略性运用文化异质与主流文化想象协商的角度，切入全球化时代文化异质展演的问题。这一部分的讨论将以「亚洲性」和「台湾性」这两个概念为比较参照重点来谈全球化时代文化异质展演所涉及的一些议题。就前者而言，我提出的问题是：当台湾学者以「亚洲人」身份介入国际英美文学研究时，是否暗示了某种「亚洲性」的发言位置？这样的「亚洲性」概念又涉及什么样的文化异质展演？本论文特别感兴趣的是，这种新兴「亚洲性」的概念与近年来流行的「离散」（diaspora）、「跨国」（transnational）、「旅行」(travelling)等等概念的瓜葛纠缠，以及这样「离地」(off-ground)的理论概念背后所涉及的问题。这一部份的讨论特别藉助Arif Dirlik对所谓「亚洲性」的批判与反思。从「亚洲性」所涉及的全球化（学术或资本主义）市场中「文化异质」的展演问题。随后我将进一步延伸来探讨「台湾性」的概念，并企图开展「台湾性」作为一种文化异质的基进政治意义以及其中的暧昧空间。我认为如果学术论述必然涉及从那个位置发言的问题，那么，重新思考台湾外文学门学术论述与「台湾性」的关系或许可以促使思考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在台湾的外文学门研究里的位置及发展潜能。
关键词:
纪录片、文化翻译、亚洲性、「离地」论述、亚美文学、「亚洲性」、「落地」思考、「台湾性」、文化异质、庶民文化
前言
从九零年代以来，我的研究跨界游走于女性主义、后殖民与台湾文学之间，但重点大体上总环绕着弱势发声的问题。最近几年转向纪录片研究，除了因为长久以来关切文学史书写建构的问题，发现音像纪录仍是历史建构和传播里一个犹待开发的研究领域之外，同时也因为纪录片的拍摄对象往往是弱势者（例如影像人类学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或是原住民、社运纪录片里的弱势边缘族群等等），提供了一个研究弱势发声和再现问题的天地。电影研究在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里已逐渐受到重视，相较之下，纪录片研究目前在台湾仍方兴未艾，论述仍楚于「垦荒」的阶段。研究纪录片的期间，我发现纪录片涉及跨界、翻译和文化异质展演的问题，更可以扩大来探讨全球化时代文化异质展演的问题。本篇文章将从纪录片「跨界」特性所涉及的议题谈起，特别着重纪录片访谈政治(politics of interview)所涉及的「表演性」，从中拉出一条轴线来探讨镜头前后的权力关系与文化异质再现的问题。接下来，我将从弱势团体文化异质再现所涉及的辨识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和策略性运用文化异质与主流文化想象协商的角度，切入全球化时代文化异质展演的问题。这一部分的讨论将以「亚洲性」和「台湾性」这两个概念为比较参照重点来谈全球化时代文化异质展演所涉及的一些议题。就前者而言，我提出的问题是：当台湾学者以「亚洲人」身份介入国际英美文学研究时，是否暗示了某种「亚洲性」的发言位置？这样的「亚洲性」概念又涉及什么样的文化异质展演？本论文特别感兴趣的是，这种新兴「亚洲性」的概念与近年来流行的「离散」（diaspora）、「跨国」（transnational）、「旅行」(travelling)等等概念的瓜葛纠缠，以及这样「离地」(off-ground)的理论概念背后所涉及的问题。这一部份的讨论特别藉助Arif Dirlik对所谓「亚洲性」的批判与反思。从「亚洲性」所涉及的全球化（学术或资本主义）市场中「文化异质」的展演问题。随后我将进一步延伸来探讨「台湾性」的概念，并企图开展「台湾性」作为一种文化异质的基进政治意义以及其中的暧昧空间。我认为如果学术论述必然涉及从那个位置发言的问题，那么，重新思考台湾外文学门学术论述与「台湾性」的关系或许可以促使思考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在台湾的外文学门研究里的位置及发展潜能。
镜头前的越界表演
纪录片工作基本上是一种跨越边界的工作，几乎所有与纪录片相关的概念都与边界协商有关。就形式而言，纪录片研究的一大议题是纪录片到底是记实还是美学创作？是虚构还是事实？摆荡在记实与创作、真实与虚构的界线之间的张力正是纪录片最大的魅力。纪录片的先决条件是以现实世界的人物为题材和拍摄对象，但是由于一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涉及事先预设的企画构想或脚本、镜头的选取、拍摄的角度、毛片的剪接编辑过程，纪录片不免有其虚构的面向和导演的创作问题。另外，纪录片通常包含访谈，访谈者的提问方式通常是诱导性的，也就是期待受访者的回答会朝向访谈者所期待的方向去发展，影片所呈现的访谈内容究竟如何受到访谈问答进行方式的影响，这也大约可归类为影片的「虚构」范围里来探讨。纪录片和电影最大的不同：电影的虚构性无庸置疑，而纪录片则摆荡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导演的功力所在，端看她如何穿梭在两者的边界，维持某种张力。就内容而言，纪录片经常透过镜头带领观众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基本上镜头的行为是种「文化翻译」，或以圈外人的角度试图掌握陌生的文化异质，或以圈内人的视角向圈外人引介自己群体的文化。镜头穿越的是种族、阶级、性别、区域、或是时间上的边界，镜头所展现的是文化的翻译与协商，记实与创作的对话，观看/访谈主体与被观看/受访客体在影片意义产生过程当中的拉扯。越界是纪录片的根本。（Rabinowitz 1994:9）镜头前后：圈内圈外的复杂辩证。
纪录片研究大多集中在三个议题：（一）纪录片记实与虚构的张力与拉扯；（二）纪录片呈现的是谁的观点；（三）纪录片制作与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Corner 1996:11）第一个议题的相关讨论主要在打破纪录片是客观记实的迷思，强调单独影像本身并无固定的意义，影像的意义来自于这个影像是放在什么样的影像脉络，前后连接了什么样的影像；换言之，影片制作过程的取镜、剪接等等都已暴露了纪录片导演「创意性」介入（creative treatment）的必然性以及「客观记实」的不可能（Trinh 1993:97-8；Rosen 1993:74；Bruzzi 2000：21；McQuire 1998：61）。不过，我觉得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如果纪录片导演主掌筛选、剪辑等等权力，而似乎和文学创作者或是电影导演一样具有「作者」的身份，纪录片研究必须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以作者论来谈纪录片的意义是忽略了纪录片的特性：纪录片的意义产生于不同势力的较劲协商，导演并无法全盘掌控或决定纪录片的意义。曾有拍摄经验的人都知道，纪录片拍摄过程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两造不断协商的过程，这中间状况百出，拍摄结果鲜少完全符合导演事先的设想或期待，有时到最后导演甚至必须放弃原先的构想，尊重被拍摄者所呈现的东西，而就拍摄到的素材来剪辑，完成作品（MacDougall 1994:31；田玉文1994：29）。较具批判自觉的纪录片通常在影片中透过各种手法反省影片意义产生的机制，并试图削减导演的主控权力，凸显被拍摄者或受访者在影片意义的产生过程扮演吃重的角色，而且其诠释可能和导演的诠释有冲突矛盾之处。纪录片的意义不取决于拍摄者或被拍摄者的单方，而产生于两股势力协商的交界处。当被拍摄的对象是原住民或其它弱势社群时，这个问题就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因为其中涉及的是我们相当熟悉的弱势族裔消音或自我再现的问题。
这就带到了纪录片第二个重要的议题：纪录片呈现了谁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如何角力，争夺诠释权？访谈在纪录片里通常扮演相当吃重的角色，可算是纪录片一个不容忽视的特质，可用来作为纪录片特殊的标志，与其它文类区分。访谈，标示的是特定的发言位置。谁在（对着谁）发言？代表谁的心声？发言标示了特定的位置和疆界，其中涉及的是圈内圈外复杂的辩证。我在另一篇论文里曾经提到，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的过程有密切的关系。镜头消解了距离，利用特写，镜头在近距离下解剖事物，摧毁其光环（aura），反映的正是一种「世界万物皆平等」的概念；纪录片的另一特色就是透过访谈、口述历史，呈现鲜少出现在一般文类里的普罗大众「自己」的声音和观点（邱贵芬2002a：192-3）。影片如何避免以主流优势阶级或族裔的观点掩盖弱势受访者的声音和观点？如何让影片呈现弱势者「真正」的「自己」的声音和观点？这是当前纪录片拍摄和研究相当重要的课题。这个课题所涉及的当然是论述诠释权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初步方法是在影片中大量采用弱势族裔/社群受访者的观点和访谈（Lukehaus 1999:119）。但是，弱势者自我发声再现的问题当然不是让弱势者站出来讲讲话就解决了。这中间还包括了几个层面的问题。一、弱势者观点被收编的问题。不少纪录片导演/研究者（Trinh 1992:169；Ruby 2000:204）和民族志学者(Clifford 1988:40；Crapanzano1986：75-6)、后殖民理论学者(Spivak 1988:306)一样，都注意到由于导演/民族志学者/史家通常都属于优势阶级，影片和论述所涉及的剪接和叙述往往会把庶民的观点收编到主流论述所依赖的文化理解模式当中。二、圈内人观点的权威性问题。如果圈外人主流观点是可疑的，是不是只要把相机交给弱势圈内人，让圈内人发声，不管他说什么，他的观点一定合理而具权威性呢？当然不是。这样天真地处理弱势者发声的问题，无疑落入了「真实性」（authenticity）的迷思（Trinh 1991:67-9；Moore 1994:128-9；Ruby 2000:207）越南裔的导演和学者郑明河这么说：
…我所有的影片都有关圈外和圈内的位置，每一部影片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来探讨不同程度的圈内或圈外的问题。被边缘化的人民自我再现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这无疑是个必要的战斗。但是，我们现在需要进行的至少包含两个动作：一者为宣告我们自我再现的权利，一者为处理再现政治，拒绝我们活动范围受到疆界的限制。(Trinh 1999:193，原文无黑体)
因此重点不仅在于让弱势者发声，更重要的问题是她「如何」发声。这是后殖民论述常见的重要议题，也是探讨全球化媒体现象时常遇到的问题。看看纪录片镜头所涉及的权力关系，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来思考这个问题。
纪录片透过镜头拍摄弱势社群（如：原住民、女人、同志、底层普罗阶级…等），其中隐含了观看和被观看者的权力关系。Foucault的panopticon的概念通常最常被用来解释这个关系。Panopticon是权力之眼（the eye of power），透过观看掌控/监视被观看者，在此权力关系当中观看者占取优势的位置，被观看者当然就是权力关系中弱势的一方（Foucault 1980:146-65）。从单眼镜头、天文镜、显微镜、穿透人体的种种内视镜在镜头发展史上，镜头赋予观看者的快感和权力无庸赘言（McQuire 1998：42-3）。影片研究者处理镜头/观看/权力关系这个问题，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引用Freud的心理分析理论，连结观看的欲望(scopophilia)和知识的欲望(epistephilia)，观看过程中掌控的快感来自于「偷窥」的观看位置，被观看者并不知道观看者在看她，于此观看者产生一种掌握被观看者的乐趣(Mulvey 1993:434；Cowie 1999:28；Rabinowitz 1994:39)。这种「知」与「看」互相结合的欲望可能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观看已经相当熟悉（但被视为禁忌）的东西（如母亲/女人的身体），另一种则是观看不熟悉的东西。纪录片所提供的观看活动——观看异质文化奇异的风俗（如：原住民影片）和性倾向（如：同志影片）特别引发后面这种类型的观看欲望(Cowie 1999:28)。
不过，我想要特别提出来的一个看法是：以上这些观看理论在诠释镜头的权力关系时，往往把镜头后的观看者当作全盘操控镜头呈现的人或物的意义。然而，如前文提及的，纪录片意义的产生来自镜头前后的协商；镜头的意义，并非完全取决于掌镜者或是导演。导演固然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里扮演的是一种「文化中介翻译」的角色，透过镜头，有如希腊神话中的Hermes一样穿搜于镜头前（被拍摄的弱势族群）后（优势位阶的拍摄者）不同的文化与世界，但是，透过镜头在进行文化翻译的不仅仅是导演或掌镜者，被拍摄者也同时扮演类似Hermes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Hermes有个特性：聪明机制又狡猾，乃「江湖术士」（trickster）的鼻祖。导演或拍摄者可以透过镜头来展演他对异质文化的想象，被拍摄者同样可以透过镜头来表演他对拍摄者的想象的回应。我在另一篇文章（2003a）里曾探讨这个问题，这里不再细部辩证这个问题，仅简单重述我的要点。我认为研究纪录片，有个相当重要的认知：纪录片有个不容忽视的特性，那就是纪录片拍摄者透过镜头所捕捉东西，并非随心所欲，常常出现的状况是受访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抗拒导演期待的方向，与导演大唱反调，挑战导演对所要拍摄题材的诠释，让导演不再是唯一掌控影片讯息的人。但是，更复杂的一个问题是访谈的表演性质。导演郑明河提到，观众诠释访谈的方式往往过于天真，忘了所有的访谈其实都是一种表演，受访者总是策略性地在镜头前呈现他们想要呈现的东西，并隐藏一些东西（Trinh 1992:145；194）。镜头通常被视为隐含一种权力关系，在这权力关系当中，掌镜、观看的人占取优势的主体位置，被看的人则是弱势的客体，但是，当被观看的人以镜头做为表演的工具时，是否可能反客为主，颠覆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传统的权力位阶？(邱贵芬2003a：6)我认为，当拍摄者意识到镜头拍摄到的一切可能是被拍摄者的特意「表演」，不过是嘲弄拍摄者的一种手段时，此时镜头前后的权力位阶将产生剧烈的崩解。表演游走于虚实之间，让观看者不知到底看到的是真的「她」，还是她在表演观者想象的「她」？此时被观看者到底是主流眼光凝视下的玩物，或是聪明耍诈的江湖术士？文化异质不仅是消费商品，也可能是一种利用消费者（对异质文化的）不懂和无知，玩弄其于股掌之间，颠覆弱势族群传统劣势位置的王牌。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观众并非同构型的群体，不同的观众对表演所传达的讯息的领悟力和解读也大不相同(Sturken and Cartwright 2001:75)。基本上，我认为观看者愈意识到被观看者进行的是一种展示、表演，这中间颠覆的空间就愈有发展的可能。在郑明河的纪录片《姓越名南》里，导演透过种种手法（例如：让画面呈现一个越南女人在房间里一边踱步，一边似乎在背诵台词，藉此暗示访谈其实是事先安排的表演，凸显纪录片看似「自然」的访谈的虚构性质）标示访谈的表演性，观众的观看和诠释位置将被迫不断调整，在不确定感中摆荡。当观看不再是偷窥，而是看被观看者如何看自己在看她时，快感与权力感可能被焦虑侵蚀，不仅镜头前后的权力位阶将大受冲击，镜头前所展演的一切的意义也将变得极不稳定。
前面提到，「看」的欲望经常与「求知」的欲望相结合，文化异质特别勾引这种「看」与「知」的乐趣。比较无奈的是，如果在全球化时代，影像及其传播消费是当代文化的特质的话（Lash and Urry 1994:306-7； Appadurai 1996），弱势族群所能选择的恐怕不是断绝观看关系，而是如何维持观者的兴趣，又同时打破传统观看关系中权力、意义的垄断，介入意义生产的过程，开发抗拒的空间。底下我将把讨论提升到一个较宏观的层次来探讨全球文化版图中异质文化的展演问题。不过，在进入相关的讨论之前，且让我稍稍归纳上面纪录片研究的几个重点。第一，纪录片意义产生的过程让我们对「作者论」做出修正，如果纪录片算是一种论述，导演堪可比拟「作者」的话，影片的意义不全然为导演/作者所垄断，影片的意义产生于导演和被拍摄者的协商过程。这种被拍摄者介入影片意义生产的特质，在纪录片中往往连结到弱势社群「自我再现」的问题；纪录片因为可以运用音像语言，不全然仰赖文字论述等等对底层阶级较不利的再现管道，特别能够提供我们一个丰富的领域来探讨底层人民或无法掌握主流语言的弱势社群如何呈现他们的文化异质，以及这些异质如何冲撞主流的文化想象与再现机制。第二，纪录片研究不可忽视镜头的「表演」性质，不仅导演和拍摄者可透过镜头来展演，被拍摄者也可以镜头表演作为一种策略来达到某种目的。在此情况下，以panopticon为主要概念的「观看」理论也必须有所修正：观看者不全然掌握权力，也可能是被观看者嘲弄的对象，观看行为当中两造的关系其实并不稳定。基本上，「表演性」愈被彰显，观看者愈意识到眼前一切的表演性，权力关系就愈不稳定，被观看者参与意义创造的空间就愈大。第三，上述有关颠覆或抗拒空间的探讨显示，弱势者发声，除了拥有发言管道，更需有再现政治的种种反思，否则虽有发言管道，依然按主流想象和语言来表达所谓「弱势者自己的心声」，结果往往徒然复制主流思考，无助于翻转弱势者在权力位阶里的劣势。「表演」概念是弱势者介入再现政治的一种策略。第四，在全球化媒体时代，弱势族群的抗争往往不在断绝观看关系，而是如何吸引目光却又颠覆主流想象。由于主流目光感兴趣的往往是文化异质的部分，弱势者如何展演自己的文化异质就成为重要的课题，而展演文化异质必然涉及圈内（inside）圈外(outside)的疆域(boundary)问题：谁最能代表圈内人来呈现圈内的文化异质？底下的讨论将以疆界与文化异质展演的问题为出发点，探讨全球文化版图中「亚洲性」与「台湾性」的建构与挪用所涉及的问题。
展演异质（otherness）
如上所述，纪录片的一大议题是弱势被观看者如何自我再现。九O年代以来，边缘发声，让弱势者取回自我再现(self-representation)的权利已是文化论述的共识。针对这个议题，本篇论文主要想探讨两个问题：第一：在「离散」、「跨国」、「旅行」等等概念提倡跨越疆界的情况下，所谓「圈内人」的概念隐含了什么样的假设与身份协商？如果「自我再现」政治不可能没有「疆界」(boundary)作为基础，「圈内人」的概念必然指涉某种疆域概念的话，那么，「圈内人」「自我再现」(Let the native speak for himself)如何与「离散」、「跨国」、「旅行」这些跨越疆域的概念协商？这中间牵涉什么样的「识别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策略性运用？服务了谁的利益？底下的讨论将以 Dirlik在多篇论文里对相关问题所提出的批判作为基础，来谈文化异质在全球化文化版图里的策略性运用和其中涉及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的问题。
「越界」表演的省思：越界就表示要消弭疆界，取消界线，去除疆域的概念吗？一个重要的概念：界线可以穿透和取消界线是两回事（Dirlik 2001:22）所谓的「身份政治」基本上就建筑在疆界的概念，否则，「让原住民（或女人、底层人民等等）自己说出他的心声」这样的命题就不可能存在。以亚美文学为例，如果没有疆域界线或圈内圈外的概念，「亚美人」或「亚美文学」及其研究这些概念当然就不可能存在。吊诡的是，当「离散」概念介入「亚美」的身份政治时，「亚美」成为相当吊诡矛盾的论述策略：一方面强调圈内圈外的概念，面对主流白人族群主张界线和疆域的存在，以「圈内人」的位置来谈亚美或亚洲文化，这基本上还是诉诸以「真实」(authenticity)与「来源」(origin)、种族(race)等等概念的辨识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但是一方面，却以「离散」概念进行消解疆域和界线的动作，企图拆解「真实」与「来源」的权威性，让所有只要外表看起来（像）是亚洲人，无论他/她来自哪个地方，会不会说亚洲某一国的语言，成长于什么样的历史社会背景，都可以站在「圈内人」的位置来谈「亚美文学」(Dirlik and Prazniak 2001:7)。于是，任何有亚洲血缘的人都似乎比白人更具资格来谈亚美文学，更能掌握亚美文学的文化异质， 因为亚美文学的文化异质来自「亚洲」这个符号。Arif Dirlik称后者为「离地」(off-ground)论述，而这种论述又呼应目前相当流行的「跨国」、「旅行」等等概念，成为当前文化论述的主流(Dirlik 2001a:33)。「离地」论述把文化抽象化，企图超越政治，但结果是架空了实际的物质脉络，把文化和种族划上等号（Dirlik and Prazniak 2001:7）。
根据Dirlik的看法，近年来「离地」式的亚美概念盛行，其实与亚太地区成为全球化经济里兵家必争之地有关。「亚美」的概念原本有相当强烈的「根」的概念，要「取回美国」(“claiming America”)，把亚美族群的历史「扎根」于美国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换言之，当「亚美」这个概念在一九六零年代美国人权运动被提出来的时后，「亚美」概念强调的是居住在美国这块土地上的亚美族裔共同的历史经验，以及亚美族裔的「美国性」。当时，亚美论述相当重要的一个议题是打造亚美小区(Dirlik 2001b:77-8)。换句话说，土地、历史、小区意识都是亚美论述相当重要的概念和诉求。但是，就在亚美论述蓬勃发展的同时，美国移民法却也大幅度放宽对亚洲移民的设限，这些新移民带进了一个新的「亚美」的概念：
亚美不再存在于一个美国具体的地点，而是同时由离散和不断移动的个人所构筑而成的一个隐喻的亚太周边。想要了解亚美，不再只需要了解亚美族裔在美国历史上的根，或是他们原来的国家，而是要了解多重复杂的历史旅程，这些旅程汇集在我们所谓的「亚美」地区，也可能随时分散来取消所谓「亚美」的这个概念。
…Asian America is no longer just a lo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s at the same time a location on a metaphorical rim constituted by diasporas and motions of individuals. To understand Asian Americans it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comprehend their roots in U. S. history, or, for that matter, in countries of origin, but a multiplicity of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that converge in the locations we call Asian America that may diverge once again to disrupt the very idea of Asian Americanness. (Dirlik 2001b:83)
Dirlik认为这种建基于「离散」概念的亚美论述企图取消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的差别，为一种新的种族主义提供了培育沃土，因为被置之于「亚美」这个分类底下的人文化和历史背景可能南辕北辙，唯一的诉求是同源同种 (Dirlik 2001b:86)。伴随这种新的亚美论述而的往往是「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强调亚洲世界和亚裔美人因为具有某种「亚洲特质」，因此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体系当中占据优势地位（Dirlik 1995: 231; 1997:313; 2001b: 84-5）。一九八零年盛行一时的新儒家主义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关系应该放在这个脉络来理解。Dirlik认为这种强调文化异质的论述策略往往与全球化资本体系挂勾，八零年代新儒家主义的流行与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和亚太地区论述的兴起大有关系：儒家特质被特意强调，用来解释亚洲四小龙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竞争潜力，文化异质在这论述当中被用来接泊东亚与全球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本身却未受到挑战，这种论述形如一种东方人为了向西方体系靠拢而自动采用的「自我东方化」（Dirlik 1995:265-73; 1996:209）。
在这一连串的讨论当中，Dirlik一再指出，无论是「离散」与「亚美」概念的结合，或是所谓亚洲特质的论述，都必须放在全球化市场竞争的脉络来探讨，才能一窥其中玄机。我想从这个理解再回到有关弱势者发声的问题。如果让弱势者取得「自我再现」的权利已是当前文化论述界的共识，那么，全球化时代人口移动频繁，所谓「弱势者」的定义也随之遭受空前的冲击。面对西方白人世界，亚洲人是「弱势」。但是随着跨国人口的流动，谁可以以「圈内人」的姿态来说话，却成为问题。尽管周蕾、郑明河、Ien Ang等亚裔学者都提到，西方白人世界往往以族裔标签区隔内外，规范亚裔学者的论述范围，将他们排除在西方主流论述之外，族裔标签与种族歧视有密切关系（Chow 1998:4-5；Ang 1998: 235；Trinh 1991:69），我们却无法否认，「亚洲」身份所暗示的文化异质是在全球化市场竞争里有利的筹码。为什么亚洲人在英美等西方国度从事文学研究，通常以亚美文学为重点？为什么亚美文学研究会成为台湾英美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我认为这些研究取向与Dirlik所提及的「亚洲性」的假设有密切关连。当「亚美」概念结合了「离散」理论之后，更为（来自）亚太地区的人提供了相当有利的「圈内人」位置，只要有亚洲人血统或来自亚洲的某一地区，不管其历史背景有多大差异，似乎都具有以「圈内人」发言的正当性。在信息媒体、人口大量移动的全球化世纪，「离散」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的「离地」诉求扩大了「圈内人」的定义，让非「在地人」也可以圈内人的位置和身份在全球化市场中挪用「文化异质」的筹码。
针对强调「圈内人」和「落地」(grounded)「历史经验」不可分割的主张，通常支持「离散」理论者所提出的质疑是这样的论点建基于对所谓「正牌」(authenticity)和「起源」(origin)的迷思(Yeh 1998：208-9)。不过，Dirlik却指出，「离地」的逻辑往往支撑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运作，为跨国公司消弭疆界障碍（Dirlik 2001a:29）。「落地」思考强调地方的重要性，强调「离地」、「离散」等等概念有意无意漠视差异，造成同质化的抽象倾向。我认为Dirlik有关地方与空间政治的探讨相当值得注意。当前有关空间政治的理论，大多强调地方的空间面向。以广为流传的Doreen Massey和James Clifford的理论为例。传统上许多论述把空间和时间对立起来，时间代表前进或进展，空间则代表固定和停滞，为了翻转这样的观点，Doreen Massey强调地方是呈现空间所涵盖的这些复杂社会网络的具体地点。而一个地方的定义(也就是它的身分)不来自于它本身的内部历史，而是来自于它与其它地方的互动和关系; 造就地方特色的与其说是这个地方内部原先具有的特质，不如说是它与其它地方互动的结果。所以，Massey 认为我们对地方的想象应该摒弃过去视地方为封闭的概念，而把地方想象是一个开放的空间，透过与外界相当复杂的权力和利益互动来造就它的定义和特质(Massey 1993a:66)。James Clifford引伸roots为routes，强调居住的旅行面向（traveling-in-dwelling）也同样强调空间重于地方的概念(Clifford 1997:36)。Dirlik认为，这样的空间论述造成空间与地方前者高后者低的论述位阶，否定了界线(boundedness)的结果，形如架空了「地方」(place)的概念，无视地方可能产生的特色(Dirlik 2001a:21-22)。Dirlik特别强调，许多论述把「以地方为本」(place-based)和「以地方为限」(place-bound)混为一谈，其实两者并不相同。「以地方为本」并不排除与地方之外的互动，但是，却以地方为基础作为任何思考和实践的起点(Dirlik and Prazniak 2001:11)。地方意识的重要性在于这类的论述思考是由下而上的，从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出发，而不是像许多离地论述一样从上往下操作（Dirlik 2001a:22-3）。原住民运动和生态主义这两个以「地方」和「地方意识」为重点的论述正可印证「以地方为本」的论述可能开发的基进政治面向(Dirlik 2001a:36-41)。
总括而言，我认为Dirlik提倡「以地方为本」的理论起码有下列几点重要的贡献。第一，重拾「疆界」的概念：如果空间论述和全球化理论翻转了传统传统在论述里时间代表前进或进展，空间则代表固定和停滞的观点，提倡摒弃过去视地方为封闭的概念，而把地方想象是一个开放的空间(Massey 1993b :142 ;Massey 1994:5)，这样的空间论述因强调地方的空间面向，不免压抑了疆界的概念，也未能照顾到地方意识与疆界意识的连结。Dirlik「以地方为本」的理论重新反省「疆界」概念的必要性，并将其重新纳入空间思考。第二，重拾「地方」的概念：当前「离散」、「旅行」理论往往强调抽象化空间、去畛域、去疆界，视「地方」为落后保守的概念。Dirlik以原住民运动和生态主义为例，说明「地方」概念和「地方意识」如何可以作为基进政治思考的基础，翻转了土地在流行文化论述中被视为保守落后的负面形象。把地方、疆界重新纳入基进政治论述，并以此作为批判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开发「发展论述」（development discourse）之外的想象空间。第三，从对「离地」论述的批判引伸来看「离散」概念所涉及的「亚洲性」或是「中国性」如何被挪用来服务全球化资本主义，以及这类挪用造成的「自我东方化」的问题。以Dirlik的理论来看台湾外文学门研究，我觉得可以照见「亚洲性」的概念如何被当作一种学术研论述筹码，而且这种以「亚洲性」作为台湾学者介入西方亚美文学研究的位置所暗示的「圈内」位置有意无意间建基在某种吊诡矛盾的「离散」概念，既暗示疆界（亚洲与西方的分野）的不可跨越（因此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懂、更能掌握亚美文学的「特质」），却也同时拆解疆界的存在（以便让不同背景的有亚洲血缘的人都能够享有诠释亚美或亚洲的权力/利）。批判「离地」思考，强调「落地」的重要性和「以地方为本」的认知，并不是说台湾的学者不能介入亚美文学研究或亚洲研究或参与「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论述，但是我们需小心戒慎的是「离散」这个概念所隐含的文化异质展演问题，以及学者本身究竟是在在什么样的「位置」和「地方」来参与相关的论述。台湾的学者从事亚美研究其实并不比西方白人学者更具正当性，或是对亚美文学/文化的异质更有掌握力。面对亚美文学，台湾学者其实仍是「圈外人」，研究亚美文学的困难度和时空障碍并不亚于研究十八世纪英国或十九世纪美国文学或二十世纪加拿大文学。那么，在此情况下，亚美文学比莎士比亚研究或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或十九世纪美国文学或二十世纪加拿大文学更受台湾学者青睐，这中间牵涉台湾学者与全球化文化论述版图中辨识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与种族主义有什么样的暧昧和挂勾？利用了什么样的「误识」或「圈内人」的概念？挪用了什么样「文化异质」概念来参与全球化文化论述资源的分配？台湾的学者又能对这样的误识政治、种族主义、文化异质在全球化文化版图的卖弄提出什么样的反省？我觉得这是从台湾这个地理位置出发做亚美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亚洲性」到「台湾性」
如果台湾学者往往有意无意透过「亚洲性」的挪用来介入全球文化版图，以（亚洲）文化异质展演作为论述表演的基础的话，那么，「台湾性」这个概念应该也被视为具有展演文化异质效应的正面筹码吧？根据我的观察，正好相反。「台湾性」通常招来负面的联想和质疑。「台湾性」往往被视为落后、狭隘、故步自封、怀旧，更糟糕的是「台湾性」往往被认为代表一种反动不切时宜的国族想象。「台湾性」强烈「在地」与「落地」的倾向和国族想象，更让它显得和当代流行的「离地」论述主流格格不入：相对于「亚洲性」所暗示的离散概念，「台湾性」暗示对土地的执着；相对于全球化，「台湾性」暗示「在地性」想象的重要；相对于跨国想象强调的去畛域和去疆界，「台湾性」凸显疆界的概念。上文所提到的Dirlik对流行「离地」论述的批判，他所提出的「落地」、「地方」等等概念的基进政治潜能，应该可以让我们重新检讨一个「根本」的问题：「台湾性」与「落地」、「在地」、「地方」概念的连结，是否就必然表示「台湾性」论述只可能有保守反动的面向，而不可能有基进政治的意涵？如果以「地方」、「在地」、「疆界」的思考出发的原住民和生态主义等等展现相当大的基进政治空间，那么，「台湾性」与「地方」、「在地」、「疆界」的连结难道就一定是落后保守而全然无基进政治意义？
另外一个造成「台湾性」负面意涵的重要原因当然是「台湾性」概念与国族主义的连结。我先搁置台湾内部的统独论辩，以东亚其它国家为参照点来切入这个问题。目前这个议题讨论相当多的是有关「日本性」的问题（Nihonjinron）。Nihonjinron源于日本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Kokugaku学派对当时儒家在日本盛行的反动，Kokugaku学派企图在本古典文学里寻找「日本特质」，强调日本「本土」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以便建立起日本自己的认同(Befu 1993:122；Yoshino 1992:46-7)。这是日本文化政治史上相当重要的一次「本土化」运动，当时的参照坐标是中国文化，可以说这一波「日本性」论述的兴起具有「去中国中心化」的企图。第二波Nihonjinron发生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到1920年代初期，主要因西方「黑船」强迫日本开港，让日本一方面奋力想迎头赶上强势的西方文明，一方面却又必须定义出一个有别于西方的日本定位。这一时期「西方」取代「中国」，成为Nihonjinron「日本性」讨论的参照坐标。二次世界大战前的Nihonjinron与强烈军国主义结合大概是Nihonjinron发展史里最令人诟病的一个阶段。战后第四波Nihonjinron反映了战后日本信心的丧失，开启了一波对「日本性」是否适用于现代化世界的检讨，第五波（1945~1960）以及第六波的Nihonjinron则重新以较正面的角度定义「日本性」，并且和上文所提及的Dirlik所谈论的新儒学一样，被用来解释日本何以能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里占取重要的位置(Befu 1993:121-25)。目前大概有几种解释Nihonjinron产生的流行说法：第一种说法视Nihonjinron为一种受到外在文化/文明势力(西方，或中国)威胁下因应产生的日本认同。第二种说法认为Nihonjinron是用来解释日本何以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立足的原因和特质。第三种说法认为Nihonjinron是国家机器结合企业势力推销的一种意识型态：Nihonjinron所建构出来的「日本特质」（包括同构型、注重和谐等等概念）正好巩固既得利益阶级。第四种说法则认为对日本认同与身份的关注是日本文化的特性(Yoshino 1992:185-202) 。
整体而言，Nihonjinron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在于这套论述所强调的「日本性」具有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排他性，强调日本血统、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的同构型与纯粹性 (Befu 1993:114-5；Yoshino 1992:9-38)，并成为排他性国族主义以及侵略性国族主义的论述基础。另外，Dirlik和Prazniak认为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Nihonjinron更涉及「自我东方化」的问题，和上文所提及的八零年代新儒学的盛行有异曲同工之处。
把讨论再拉回「台湾性」。问题在于：「台湾性」就必然复制Nihonjinron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排他性吗？谈「台湾性」就必定强调血统或语言或生活方式的同构型与纯粹性吗？「台湾性」就必然为国家机器与企业集团服务吗？「自我东方化」，或者说，强调在地异质，除了与全球化资本主义挂勾之外，就不可能有其它较具建设性的意义吗？如果上述问题的回答不能排除「不必然」的答案，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台湾性」的论述是否可能勾勒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另类生活想象，开拓基进政治的空间？
我想回到Dirlik谈「落地」论述时所说的，基进政治想象的泉源来自于一种由下往上，产生于人民在地日常生活具体的实践。我想借镜另外一个邻近国家——韩国为例，看看以庶民为主角的思考是否可能开启「台湾性」基进政治的空间的可能。从1970年代开始，minjung (人民)就成为韩国历史和抗拒论述的一个重要议题和主角。minjung 这个概念指涉反霸权的历史叙述的主体，也经常被用来象征韩国文化的特质(Robinson 1993:183)。以minjung 作为韩国历史叙述主体试图让韩国的历史想象不再为西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叙述所垄断，挑战以中产阶级观点为主的韩国历史叙述，其终极目标在于建立国家的主体性或自主性，在经济、政治、汉文化各个层面奋力摆脱「依赖」的位置（Robinson 1993:185）。值的注意的一点是，minjung不一定出现在政治革命运动里，minjung更常常隐藏在庶民日常文化的抗拒策略，而往往不见诸史书（Abelmann 1193:139-40）。这样的「韩国性」论述取向投射的是种批判性的基进社会、国族、政治想象，并且经常在民俗艺术里寻找现时韩国的认同。
我曾在一篇论文里探讨「台湾性」的庶民以及乡土想象的面向，由此引伸来看以常民文化为基础的「台湾性」可能开创的基进政治思考空间。和韩国的minjung论述以民俗艺术来召唤「韩国性」一样，乡土想象、民俗艺术经常是召唤「台湾性」的一种策略，庶民意象也是构成这个「台湾性」想象最重要的质素。在台湾本土文学论述中被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作家赖和小说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人民性」，贩夫走卒的声音是其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声音(陈万益1998：87-8)。庶民的声音往往被用来代表一种本土的文化立场，召唤与日本殖民文化有别的台湾文化的独特性(游胜冠1998:57；2001：242-3)。直到现在，庶民文化仍与通俗台湾想象有强烈的连结。以鹿港至今仍相当盛行的一个角头庙活动「暗访」为例，这个以鹿港当地劳工阶级为主角的民俗活动显然在通俗论述里扮演了相当重要的召唤「台湾性」的功能：鹿港古迹和「暗访」一类的民俗活动创造了鹿港独特的台湾历史人文想象空间，这个地方提供的历史影像消费把到鹿港的台湾游客拉入一个集体想象的空间，鹿港的传说、宗教仪式、古街古道、民俗意像等等，似乎都在召唤「台湾性」。「暗访」这样一个以当地劳工阶级为主的夜晚王爷「夜巡」活动常常被视为台湾常民文化历史的精髓，成为「台湾性」投射的对象。「暗访」所指涉的「台湾性」之所以有政治上的基进意味在于「暗访」属于鹿港在地中下阶级，是相当「庶民」的一个场域。我认为这样一个庶民「异质城邦」（heterotopia；参见Foucault 1986）在召唤「台湾性」的过程当中，在一般以中产都会阶级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活动空间之外，开辟了以庶民为主的空间，此时，现代性的轨道时间和逻辑不仅被迫处于悬宕的状态，而且受到质疑抗拒。不过，我们仍须注意到，庶民的「台湾性」展现的文化异质其实充满复杂暧昧的权力关系布局，要紧的是，在探讨以庶民文化为焦距的「台湾性」时，应该注意到这些错综复杂的权力脉络，而不是以民粹主义的思考方式视「庶民」理所当然代表基进的革命象征：
如果说，「现代性」有其体制面向(参考Giddens 1990 : 55-78) ，其运作逻辑所产生的效应构成现代生活的规律，那么，「暗访」这样的异质城邦可视为抗拒能量产生的地点，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庶民场域往往被视作全球化文化中「台湾性」可能产生的所在: 这是一方面参与「现代性」的生产，却也同时制造差异、抗拒、无法全然被「现代性」收编掌控的空间。这样的抗拒和异质的「台湾性」召唤不是一种具革命性的组织行动，可以全然颠覆「现代性」的运作逻辑和规律，但是正因为其化整为零的个人式游击性抗拒，更难以全面扑灭(Wallerstein 1991 :102)。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台湾性」形塑过程中的阶级面向，问题其实更复杂。前面提到，「暗访」属于鹿港在地中下阶级，是相当「庶民」的一个场域。更精准地说，这里的庶民是福佬族、男性、中下阶层劳工。如果说，民俗仪式具有召唤「台湾性」，建构集体认同的作用，其实它也同时拆解正在被召唤的集体认同，瓦解「台湾性」的稳定性: 「暗访」奇特的阶级和性别、族群色彩让不具这些身分的人一方面感受「台湾性」的召唤，却也同时意识到不真正位在这个「台湾性」的磁场。一种因族群和阶级、性别意识强弱不等而造成的同时「既在其内又在其外」的诡异感撕裂了「台湾性」圆满凝塑集体认同的可能。（邱贵芬2003）
我因此认为，
「暗访」所投射的可能是个基进化的「台湾性」，一股无法完全为现代国家理性体制化秩序所收拢的抗拒力量，一个不是现代性叙述能完全掌握制伏的异质空间。但是，这种强烈具有特定阶级和族群、性别色彩的「台湾性」符号却也同时消解「台湾性」的稳定性，凸显这样一个象征集体认同的符号其实布置了多少阶级、性别、族群冲突矛盾的历史脉络。(邱贵芬2003)
以鹿港「暗访」这个特定庶民文化的角度来谈「台湾性」，可以发现「台湾性」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用基进或保守来归类的概念。以庶民文化作为「台湾性」的主要探讨对象，让我们照见「台湾性」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台湾庶民文化中的异质如何可以产生批判抗拒主流历史和文化论述的能量，但是这个异质本身也充满复杂的权力布局。我想从这个台湾庶民文化异质的观察点绕回来谈Dirlik所提到的「自我东方化」的问题。
Dirlik批评David Harvey谈全球化空间地方时对「地方」的负面评估（Dirlik 2001：37），主要因为Harvey 认为即使在全球资本主义化时代，地方与地方彼此之间竞争激烈，为了争取资金，往往卯足全力创造地方特色，但是，地方特色的产生往往诉诸传统影象的再制，而这种Harvey所谓的「地方美学」(the aesthetics of place)到头来不过成为资本主义消费机制的一环(Harvey 1990：303)。Dirlik除了批评Harvey把 「以地方为本」(place-based)和「以地方为限」(place-bound)混而一谈之外，更认为Harvey的论点并未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概念提出批判，而一些「以地方为本」的运动（如原住民运动和生态主义运动等）正是以非「发展」为中心的思考来探讨如何保存地方特色。从Dirlik一系列的理论来看全球化时代「文化异质」的问题，Dirlik在强烈批判「中国性」、「日本性」和「亚洲性」这些概念凸显文化异质是种「自我东方化」的时候，并未提及原住民运动或论述同样凸显原住民的文化异质，原住民论述或运动是否也同样涉及「自我东方化」的问题？这症结在哪里？我想这主要因为Dirlik认为当前「中国性」、「日本性」和「亚洲性」论述的目的主要是把「文化异质」当作进入跨国资本市场的筹码，而原住民运动是把「文化异质」当作抗拒资本主义「发展」叙述的地点。
不过，现实里，原住民运动「以地方为本」的论述，强调原住民的文化异质，企图连结原住民传统元素来创造(或保存)地方特色，是否绝对独立于资本主义机制之外呢？我想，文化异质与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的关系可能不是零和游戏，反而要看的是其从既挂勾又抗拒的暧昧地带。以鹿港「暗访」为例，这个活动当然是鹿港观光业的一部份，与鹿港其它民俗特色（如古迹、古街、在地角头庙的各类宗教民俗活动等等）造就鹿港为一个热络的观光景点，在资本主义市场里极具竞争力的地方，但是，这些极具召唤「台湾」想象的古迹和民俗艺术活动虽然创造了鹿港的特色，吸引了观光客的兴趣，但是，却不见得全然以吸引观光为目的。古迹之地的民宅即使座落在观光地点，其生活脉动依然有其独立轨道; 宗教仪式即使吸引了大批观光客，却非为观光设计，而有其独立活动的空间。对参与「暗访」的鹿港劳工阶级而言，「暗访」的意义不在观光收入（其实这一部份他们并无法分羹），而在于提供了一个以他们为主体的场域，颠覆日常理性世界所规划的种种「现代性」秩序和他们在其中被编派的臣属位置。除了作为一种吸引资金，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的筹码，文化异质仍有其较基进的政治意义，它与国族认同、全球化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在相当复杂的多种层次上纠缠、对话、协商与抗拒。
换句话说，我不认为异质文化真的能如同德立克所说的完全脱离资本主义结构之外；异质文化或许要靠资本主义的运作而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异质文化的存在却不仅为资本主义服务，只是成为资本主义结构的一个商品而已。汤林森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值得批判，不在于它鼓励消费－－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价值来自于具体物质条件，以反物质主义(anti-materialism)为基本逻辑的清教徒式消费批判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证精神(Tomlinson 1991：124-5)。追根究底，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在其发展过程当中，「发展」(development)被当作文化的最终目标，而且「量」的成长取代「质」的发展成为社会集体目标。也许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再回头来谈异质文化的价值。异质文化的价值不在于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商品（虽然目前的结构迫使它必须以这个过程作为一种手段），而在于它提供一种另类的文化生活想象，可以作为探讨「发展」叙述之外的另类「现代性」空间的可能。我认为这是庶民文化研究最大的潜能。
小结
如果我们承认，在地庶民文化所展现的文化异质可以开展我们思考全球化文化版图中异质文化展演的一些基进政治意义空间，那么，纪录片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在所有的文化再现形式中，纪录片应是最贴近庶民的：纪录片往往以庶民为主角，展现庶民文化和以庶民为对象进行口述历史与访谈，这是纪录片与其它创作形式（如诗、小说、戏剧）相当不同的地方。如果庶民文化是另类「现代性」或是基进「台湾性」可能产生的地点，我认为纪录片是所有再现形式当中最能担当中介庶民文化重任的表现形式。当前台湾纪录片的研究仍相当有限，亟待进一步开发。同时，纪录片研究所涉及镜头前后文化异质展演的问题、弱势他者响应主流凝视的迎拒之间的策略、他者所代表的「圈内人」概念所隐含的疆域界线等等问题，都可以参照来思考台湾外文学门研究是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来参与全球文化论述。外文学门一向以英美文学研究为主流和正统，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不具反省发言位置（situatedness）的文学研究不过是全球化媒体时代一种不具批判性的都会主义(cosmopolitanism)，复制传统文学批评「隐形」的发言位置(Robbins 1998:248)。那么，以台湾为出发点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指涉的位置究竟是什么样的位置？而这个位置牵连出来的「台湾性」或「台湾特质」又是怎样的构图？能够让从这个位置出发的论述展现什么样的异质？创造什么样的反省批判空间？这几年台湾学术「国际化」、「台湾学术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不断涌现，但是，所谓的「国际化」或是「与国际接轨」当然不是到西方(西方就是所谓的「国际」吗？亚洲连结算不算「国际」呢？)取经就算了，更重要的是让台湾学术的声音被听到、而且被重视。如果台湾的外文学门研究不甘屈居西方文化霸权的附庸，如果台湾的外文学门研究想要发展出一点特色，在全球文化论述版图中起码有自己的声音，这一连串的问题就成为台湾外文学门研究必需面对的议题时。在此认知之下，我想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就不应再被视为外文学门可有可无的「支流」，反而是台湾学界介入全球文化场域讨论最基本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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