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作者的新生活

　　2002年的文章。
　　
　　纪录片作者的新生活
　　李宏宇
　　　来源：南方周末2002-06-13
　　　中国纪录片独立制片人群落在以“作者”的精神形象高调出场之后，渐渐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生存的问题。现在，这种问题因为有了国外职业化纪录片运作方式的介入而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纪录片作者正在开始他们的职业化生涯……
　　　体验“预卖”
　　　在国内拥有一定知名度的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段锦川和蒋樾，最近完成了他们的新作品《拎起大舌头》和《幸福生活》，并在“中国纪录片20年回顾”研讨会部分的展映中首度与观众见面。这两部作品的制作以“预卖”的方式获得了来自国外的资金。在段锦川和蒋樾的办公室，他们向记者讲述了初尝此种方式的体验。
　　　“预卖”是在欧洲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作者有了一个想法、计划，与一些广播公司接洽，如果对方感兴趣将进一步洽谈并最后立项。广播公司将把出售成片的钱预付给作者，并将拥有成片一定年限的部分版权。比如非卫星传输的、闭路的频道有一到两次的播映权，也有一种可能就是10％或者20％的利润回报。对这两部作品，“严格意义上讲，版权完全是属于我们自己拥有的，而不是我们做来料加工。他们也没有销售权，我们自己可以再找代理公司销售。”段锦川说。过去这种方式往往是一个广播公司来投资，那时候纪录片的收视、回报都还可观。近几年开始改变这种方式，为了分担风险，通常是集合七八个公司一起来分担风险、分享结果。
　　　机缘似乎巧合。段锦川和李红拍过纪录片《回到凤凰桥》，这个片子的一个最大买家是BBC ，他们看过以后觉得片子不错，但如果要在BBC 播出要做一些修改，于是派了一个所谓英国很好的编辑帮助作者一起来做调整。认识以后，段锦川与他聊起自己和蒋樾从1998年起就开始酝酿的一个计划，英国人觉得应该做，于是做起了中介。
　　　1999年夏天，包括英国BBC 、法德合办的ARTE、加拿大的CBC 等广播公司来人与他们一起做了一个研讨会。这些公司之前没有和中国有过这样的经验，中国导演的能力、水平、感兴趣的问题和拍片子的方式他们都不了解，而他们媒体的兴趣，中国导演也不了解。双方通过研讨会交流并确定了这个计划。现在在这个项目里的有六家广播公司：最大的是BBC ，其次是ARTE，斯堪的纳维亚的四家国有广播公司——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这六家公司拥有成片在中国以外地区的优先播出权，最优先的是BBC ，因为它占的资金比例最大。“这种方式在国际上流行了至少七八年了，但是我们知道得很晚。”
　　　国内的生存困境
　　　以前，独立纪录片作者获得拍片机会的途径基本有三种，一是自己掏腰包，一是接受别人赞助，还有就是与国内电视媒体合作。这对他们来说显然都不尽如人意。段锦川告诉记者，杜海滨拍《高楼下面》就是找到一家赞助公司，所谓的赞助其实并没有钱，就是提供了一些设备、磁带，但这个片子的版权就和杜海滨完全没有关系，版权和利润都归公司。这个“不平等条约”让人惊讶，但是“没有更好的条件，拍片子的人如果有这个条件，就挺高兴的了”，段锦川说。
　　　给国内电视台做节目，令他们无奈的是各种限制。段锦川回忆1997年跟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创作组做一个《时代写真》，从全国找了十个能力不错的导演。那一次算是打破了界限，不全是媒体从业者，既有中央台、地方台的导演，也有像他们这样的独立制作人。世纪之交的一个系列，投资也很高，创作的时候的条框比较宽松，只给了一个长度、一个选题的论证。但最后的结果是，片子按照制作计划准时完成，一到审片的时候全被枪毙了，一个都没过。“整个系列花了大概四五百万，最后还是一个东西卡在那里。”
　　　蒋樾的《幸福生活》，前两个月在《东方时空。百姓故事》改成了5集共40分钟的《车站》播出。原来的片子被去掉了50分钟，故事的大概框架没怎么变，人物还是那样，但是性质有很大变化。“面对媒体的时候没有办法，他们毕竟要强势得多。跟媒体合作，不做纪录片可以，做纪录片挺难的，尤其社会人文类型。”
　　　除了内容上的限制，国外资金在经济上显然也比国内资金更有吸引力。国内投资基本可以看成两种模式，一是媒体如电视台投资，还有偶尔的公司行为。“媒体投入的预算都非常低，中央电视台投一个30分钟的纪录片，最高预算不会超过6万元。像这样的成本对我来说是无论如何不够的，所以如果跟他们合作就不会做现在我做的这种纪录片。事实上它造成的结果就是都是些短平快的题材，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如果需要长时间的积淀，想靠一次投资做就比较困难。媒体因为栏目的要求，也不鼓励花很长的时间去做一个片子。中央台有可能做纪录片的几个栏目像《纪录片》、《东方时空》、《人物》……基本上的共性就是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一个纪录片的全部工作。媒体过去不太追求播出的效果，追求的更可能是不计成本地花钱、花时间，拍出一个片子以后到国际上获奖，给我们换来荣誉。现在这种事可能也不这么重要了，这种力量也比较少了。”
　　　“公司投资的情况，大部分也会比较看重商业利益，而且投资额度不会太大，很难形成一种主流。问题在于市场还是没有建立起来，这部分观众没有培养起来。这个问题更复杂。像探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那样要不断有同一类型的作品，咱们也没有人去下这样的工夫。”
　　　国外媒体的悄悄进入
　　　段锦川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国内纪录片市场比较悲观的态度，他们的工作与电视联系紧密，特别关注它的发展状态，对中国电视媒体由体制问题带来的种种经济上的局限与掣肘，他们心知肚明。也许这样的纪录片创作者还很多，而国外电视媒体已经在中国悄悄行动了。今年“探索”和“国家地理”各自有一个计划，都希望能够在中国发现和选择一些“新锐”导演。“国家地理”与新加坡发展局合作了一个面对全亚洲的项目，选择导演和题目。项目分两部分，一是做传统类型的，能够在国家地理频道播出的节目，另外一个是不一定要求具有能够在频道播出的质量，可以说有一定实验性，但是能为将来的合作打下一定基础。“他们的投入就非常大，同等的制作量，资金投入可以说是央视的80倍以上，时间上也宽松很多。这对国内纪录片人很有吸引力。但问题在于你不是和全球竞争，你要得到这个选题这个计划，你要在全亚洲范围内竞争，这对我们的能力就是一个考验。”
　　　在段锦川看来“国家地理”和“探索”的节目，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工作，而不是创造。这并不是看低它们，而是因为国内创作者受到的专业训练比较差，“也许做作者态度较强的个人作品，有可能还能被接受或者形成一定影响，但当你按照公众标准去制造一个东西的时候，专业技能差了就要吃很大的亏。”虽然更倾向于独立意志的创作，他也不排除“国家地理”这样的机会，“如果他们来找我我也会很高兴，因为预算非常高，条件也很宽松。”
　　　段锦川和蒋樾觉得这次“预卖”的一个收益，就是了解了国外大公司在纪录片制作中的运作方式，一个多年积累下作层面经验的、规范、程序化的东西。“它想的是帮助你克服各种困难，让你最好地发挥水准拍出好的作品。这其实也很简单，结果对它是最好的。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作用不大，应该是对媒体的经营管理者是特别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