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随笔}一起走过的日子

　　{随笔}一起走过的日子
　　
　　我看电影。
　　看风吹过我们流水般的生命。
　　像“猜火车”猜测未知的命运；像“罗拉快跑”在希望和焦虑中狂奔，或者更像一种没有脚的鸟，在王家卫的喃喃自语里寂寞的滑翔。
　　电影是运动的空气，是风。
　　我们也曾经是运动的。当我们还是孩子，还在露天电影院的时候；当我们还是学生，在看通宵录像的时候。我们的记忆风车一样旋转，虽然知道往事一去不返。
　　我们崇拜英雄，这些年来，英雄是手拿红缨枪的潘冬子；是穿着黑风衣，叼着火柴杆独闯龙潭的小马哥；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七品官焦裕禄，是罂粟花一样笑傲江湖的东方不败。
　　如今，还有英雄吗？北岛早就说过：“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惟有这些有电影陪伴着的成长岁月，可以让我们也可以模仿英雄的对白。
　　“你相信神吗？”
　　“相信，我就是神。”
　　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给他带来的高峰他再也迈不过去了，为什么要去好莱坞呢？拍一部又一部的商业烂片，就算是“变脸”这样不错的影片，那肃穆的教堂，那飞起的鸽子给我带来的惊喜远远大不过怀念。
　　我们渴望爱情。青春刚刚在隆起的喉结发芽的时候，电影给我们对爱情的幻想注入最多的养分。包括性，银幕上的男女一接吻，就怀孕了。风靡一时的台湾悲情片“妈妈，再爱我一次”开头，男女主人公相识，接吻，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是个长镜头，从色调看应该是黄昏，在温柔的阳光里，他们接吻。当时我们学校包场，全体学生竟掌声雷动。至今想来，那掌声多有意义啊，假如为这片掌声写一首诗，题目就应该叫“第一次遗精”，如果是知识分子写作，就叫“青春是火山爆发的原因”好了。
　　在这之前，我们理解的爱情还仅仅是心头一种美好的情愫，象“射雕英雄传”，靖哥哥和黄蓉到一起，我们就开心，一分开，我们就难过。
　　“芙蓉镇”上的姜文和刘晓庆也拥抱，不过那时候还看不懂大人们的眼圈为什么会红。“本命年”的时候是我第一个本命年，最后，姜文死了，在死前他穿过刚刚看完相声散场人群。我一点也不理解，心却有点沉。后来从一本《大众电影》上看到说最近有很多影片的片名起的不好，莫名其妙，其中就有“本命年”，我才记住了这部现在看来极其出色的影片。
　　在我们开始有思想上相对明晰的鉴别力的时候，社会一下子复杂了。一夜之间各种新鲜事物如风起云涌。盗版VCD赐予我们一个大饱眼福的契机。有线电视每天都有一些港片，武打枪战或者言情，还有一些国产片，有一天看到了“狂”，最后一个镜头是在雪天，许晴说了句什么话，就出字幕了。我十分诧异，从习惯上讲，如果是电视剧，一定还有一集，一定要把人物命运水落石出，难道电影有这样特权？
　　于是开始沉浸在温习老片中乐趣里。“红高梁”里的高粱地，“大红灯笼”中的红灯笼，黄土坡上的“五魁”，“大撒把”下的城市，“霸王别姬”生死离别，“烈火金刚”荡气回肠。
　　一直想找几个词汇形容为中国电影做出巨大贡献的“第五代”，总不恰当。简单罗列一下，就是：骠悍。温暖。舒展。苦涩。
　　在有些浮躁的年轻导演自吹自擂时，现在的第五代也无法沉潜与坚守，张艺谋凭“我的父亲母亲”终于站到了金鸡百花的领奖台上，这个我曾非常崇拜的导演却让我想起周星驰的某个电影片段。
　　“大婶，你要干什么？”
　　“我就是本地最红的。”
　　大婶被一脚揣飞了。
　　“霸王别姬”在我们那个小县城公演的时候我上高三，班里有个比我要专业的影迷在放了晚自习去看，因为电影是当天最后一场，所以他进去的时候就没人检票了，第二天一早，我问他怎么样？看了吗？他深沉的说看了一点，刚坐下，葛优就被毙了。
　　插一段对那个电影院的回忆，记得我可以拿父母给的钱去自己买票的年纪，电影院的人就不是很多了，不过也有。上初中的一些周末和同学翻墙去蹭电影是常有的事情，不过没什么好片子，有次看个国产的叫“山村浪漫曲”，还听见后面几个大人指指点点的说，这么小的孩子，竟然看这个？
　　有次为看“李小龙传奇”星期天一早还没人就溜到电影院里的厕所去，等到中午开演前清场的把我们赶出来，回家的路上碰到父亲，我说给我两块钱我要看电影，他没给。我回到家偷偷的哭了。更早的时候我还没进过录象厅，有次我要钱看录象，父亲给我买了两张电影票，让我带妹妹去，那也是个周末，正好当天改夏令时，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就站在检票口等，看的是“南北少林”，回家路上我几乎是跳着走的，仿佛练就了武功。
　　上次回老家，发现小县城竟然一个电影院都没有了，只剩一个剧院平常关门，过节的时候放点录象，每次放映前都有宣传车把传单撒到大街小巷，到县城干活的民工听到动静就从工地跑出来，象捡钞票一样捡到几张传单，然后互相诡秘的问：看光腚去不？看去不？今天，看去不？
　　“大片”也一度是个流行的词汇，“真实的谎言”，“碟中谍”，九五年，那些炸飞机轰高楼的场面让很多多年不看电影的人也振奋了一把，那一年我看了“阿甘正传”，在朋友家，他们租了几个三级片，这个好象是错当成“大片”租来的，看了会儿，就要换，录象带的效果也很糟糕，我们就一致通过：换！换那些三级片快进着看。
　　两年后我上大学，再看“阿甘”，再在黑漆漆的阶梯教室感动的一塌糊涂。
　　对讲英语的电影，我看起来一直有无法理解彻底的障碍，字幕不能完美，配音更别提，所以有内心深处触动的不多，喜欢里面的一部分，比如“教父”的暗藏杀机，“不许掉头”的黑色幽默，“好家伙”的灯火迷离，“天使艾米丽”的精灵古怪，“美国往事”的青春张扬，“低俗小说”的事件巧合，“杀手里昂”的迷幻爱情，“小鞋子”的纯真童心，“拯救大兵瑞恩”的诺曼底战场，“肖申克救赎”的莫扎特音乐。
　　有个批评我不务正业的同事和我谈起电影，就象谈女人那样自信，我问他近几年看过什么好片子，这个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过的哥们沉思一阵，说：“最好的应该是泰坦尼克号。”
　　几天后，他兴奋的拿一盘DVD给我，说这个据说是大片。还把大片强调两遍。我确实没看过，片名叫“夺命解码”。
　　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喜欢孤芳自赏，大学时我在学生会放刚获金马奖的“春光乍泄”，刚开始张国荣和梁朝伟的床戏就让一半女生退场，结束时放映室剩的人寥寥可数，至少还有一半是睡着了的。没过几年，连卖影碟的小姑娘都会兴致勃勃的拿出“花样年华”向你推荐，还说张曼玉在这个片子里换了多少件旗袍，仿佛我是业余做旗袍的裁缝。
　　“花样年华”我看了两遍，感觉“无可奈何花落去”。
　　和这种感觉恰好相反的是到电影院看“阳光灿烂的日子”，放映时小厅只有我一个人，影院经理劝我去大厅看通宵，我不去，他说没办法实在不够空调费。
　　我问他几个人给放？他说至少五个吧，
　　第二天我们宿舍的七名兄弟看了个专场，从小厅走出来，大家一边感慨着一边有一种时代精英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后来“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买了VCD，又买了DVD，看了十遍以上，发现和电影版本比起来都有不同的细节，DVD版本是在日本的公映版，最差，很多关于米兰的幻想都删去了。
　　日本电影我不喜欢，无论是黑泽明还是北野武，我对大和民族有偏见，我觉得他们狭长的国家地理让他们整个民族的心胸狭隘，太多夸张的暴力和色情，即使没有流于表面，也是骨头里与生俱来的。这样压抑扭曲的民族心理让他们的电影无法释怀，就连他们的A片也尽是些变态的内容，哇哇的日语也听来刺耳，不知道是我有病还是他们有病。
　　韩国电影用我一个小师妹的话讲就是没文化，比“野蛮女友”还野蛮，有部“漂流浴室”画面拍的很美，内容也没什么意思。
　　那么多红男绿女哈韩哈日，我不能说多了，怕被漫天飞来的臭鸡蛋砸成老年痴呆。
　　今年春天看了贾樟柯的“小武”，刻录盘，图象还流畅，声音时断时续，两个小时过后，我楞是呆了三分钟。给我带来的兴奋几乎是空前的，他带来了这个时代最真实的生活给我们的刺痛。我们虽然不是这个无家可归的小偷，但在变幻的世界上友谊和爱情都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感受你有过，我也有过。我想，中国电影复兴的希望又燃起来了。
　　写到这里，我远在厦门的一个哥们老武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在海边坐着，今天陪客户喝酒又喝多了。我说你有空也看看“小武”，他说对，大家都叫他小武。
　　“小武”给中国电影带来的最大冲击还是电影技术方面的冲击，整个记录片的风格让很多人都对自己也能拍电影产生了信心，一部家用数码摄象机，一台电脑，几个热爱电影的朋友，凑一起，就是一部影片的主创人员。
　　有点象诗歌的“无难度写作”，电影的无难度拍摄让DV一下子让城市里多了很多手拿摄象机在街头乱转的疯子。
　　我沉下心来看过一些DV，有的有意思，更多的是故弄玄虚，考制造理解上的障碍来哗众取宠。中国的DV创作人还欠成熟，并且已经开始浮躁。
　　在上海我认识几个拍DV的朋友，和那个导演吃了两次饭，他的本子写的不错，并且对摄影的把握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正好我那时候要离开上海了，临走前一天他邀我参加他的开机仪式，就是一顿饭。我去了，看到他免费找的演员，我最大的担心是他会把片子拍得小资了。因为生计问题，我没能留下来帮他做“副导演”，后来我从网上看到他上传的剧照，画面很美，在苏州河边，在路灯下，几个迷茫的人。
　　那部片名我记住了，叫“城市印象”。
　　电影在孤独的时候总是能给予我们最好的慰籍，给予我们超越时间的生命体验。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有限的，电影无限。
　　每个人的声音都是弱小的，电影把各种弱小的声音集中成伟大呐喊。
　　写到这里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今天看了两部恐怖片，赶紧关机睡觉吧，我怕那些游荡的魂灵从液晶屏幕里爬出来，用手按住我试图用最真切的语言倾诉的咽喉。
　　
　　2002年10月20日凌晨1点49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