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新记录片群体--对日常性的记录欲望

　　桂梅
　　
　　　世界变得越来越繁华，许多生活者的状态越来越复杂，仅仅用文字已经无
　　法记录他们多元素的表情。然而，在中国大地上有一些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
　　他们尚不为人熟知，却以一个实践者的姿态，通过他们手中简陋的摄影器材，
　　正努力、真诚地反映着与现代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事关人类命运的命题。
　　　毫无疑问，这些被称为新纪录片的人已经意识到，所谓状态下的生活，只
　　是一种我们身体内外的支离破碎的生活，它把我们抛向了任何东西之外。在五
　　花八门的世界里，人只是一种表面，人隐藏着他的深度。
　　　而且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谜团。
　　　这些新纪录片人，四处悠晃、活动，用自身的特点与摄像机的镜头一道来
　　感知世界。把持的摄像机的镜头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延伸，镜头最终触及到了另
　　一个世界的维度，再向前，镜头与精神的领域发生了联系。我是说，观察的镜
　　头本身就是一个器官。
　　　乌尔善认为就目前中国已经成品的纪录片来看，存在着太多的问题。比如
　　从前纪录片采用的论证方式方法，以"上帝式"的声音为主导，最后沦为政治意
　　图的传声筒。而反观近些年的片子恰恰又简单地反其道而行，打出"讲述老百
　　姓自己的故事"的旗号，而行为仅仅是一种廉价的"变脸"。现象是对真实的一
　　种误解。另外，那些反复强调自己能够充分冷静、客观地记述人们日常生活场
　　景的人，其动机本身就很可疑，他们所谓反英雄主义行为的姿态真实吗？--观
　　念上就存在问题。
　　　1997年，乌尔善拍摄了《今晚我们相识》：一个女孩赴约之前，偶然发现
　　家中电视节目中的一个人似曾相训，并与他共同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他们各带主观色彩的描述不自觉地落入爱情片的俗套。最终的分手的场景成为
　　电视某一频道的节目，这台电视就在女孩要赴约的酒吧里，她将遇到的人此时
　　正在无聊地看电视，女孩正在路上，他们二人回忆的初遇此时还未发生。
　　　1999年11月，乌尔善与陈底里、张慧、曾焕兴和宝罗等朋友，在99北京国
　　际爵士乐集萃中的保利大厦国际剧院内做了一个有影像、音乐、装置、舞蹈名
　　为《进化爵士》的演出。乌尔善拍下了一部纪录片，5月赴欧洲进行交流活动。
　　　睢安奇的纪录片电影《北京的风很大》成为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
　　坛正式作品。这部50分钟的片子，从头到尾近乎固执地对被访者提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北京的风很大吗？此外也问"你们在一起幸福吗？""您抽根烟吧。""
　　我能跟你们一起吃饭吗？""你现在在天安门有什么想法？""警察叔叔，我捡到
　　一分钱。"他们强行闯入人们的住宅、甚至冲进公厕提问，摄影机的暴力的侵
　　略性是一望而知的。影片以拍摄一对儿子患了绝症的夫妻和那个小孩为结尾，
　　气氛骤然变得凝重。
　　　睢安奇并非只是满怀激情的蔑视和破坏，他有很深的"底层"情结，这是让
　　人肃然起敬的原因。该片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直接电影"的先例，被世界著名
　　电影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睢安奇谈到："纪录片的现状是要么是好高骛远，要么是将技术贬低得一无
　　所是，而其中丧失着的却是对底层情感落到实处的关怀，漠视着的是光明和黑暗
　　并存的现实。"
　　　冯晓颖认为，她的新纪录片首先对人的尊严表示敬意。拍片没必要简单纠
　　缠真实与否这些基点，对所拍摄对象的关怀首先得关怀自身。她的工作目的只
　　有一个：接近人的本质状态。作为拍片者，你从来就没有特权对他人表示你的
　　客观性，除非你能用有点"主观"的意味作特定情景的切入，你得充分意识到我
　　们这个所处的现实存在的局限性，个人根本无法超越。精神如果有价值的话，
　　它必须以个人的主观为跳板。
　　　冯晓颖的《斥力》讲述了1997年冬天，整个北京出现了黑色油漆的三个大字
　　"码根码"，遍布城区的墙面，电线杆，立交桥，胡同的厕所……当时，造成整个
　　北京城的"惊恐"。接着，冯天岳推着一辆小三轮车在不知疲倦、单调地重复推销
　　他的产品，一种叫"码根码"的电脑汉字输入法的磁盘。该片叠印了中国本土的"
　　码根码"和美国WIN98在中国首发之夜一些著名人士的同步谈论。《斥力》最终的
　　焦点落在：我为对方感到痛苦。日前《斥力》获澳洲纪录片提名奖。
　　　蒋志从1998年起开始拍《食指》一片，该片描述食指在1998年3月18日那天接
　　受三位慕名而来的年青人的拜访；这样的访谈在之后几个月又进行了好几次，食指
　　对他们谈及自己的诗与生活。该片还记录了食指同时代人林莽和田晓青，另外还揉
　　杂了一些表现食指偶尔错乱的精神状况。2000年4月，该片获得由CCAA评审的中国
　　当代艺术奖。
　　　杨福东1997年在北京时，拍了一部电影《陌生天堂》。随后他去了上海。杨福
　　东认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需要有一颗悲悯的心，这是个大前提。关心普通民众日益
　　尖锐的生活状况，应该成为世界各地记录片工作者的大方向。"我看到的是一个被创
　　造时，被赋予人的主观色彩，等待被重新发现的真实世界，这样的民众生活并不是
　　随意拿起摄像机就能摄下的。揭开'社会生活的真相'，一直是我个人努力的方向，
　　但一个人必须承认你永远无法做到透彻地把握住所关注的对象，我们所作出种种努
　　力只有试图接近真实和客观性。"
　　　2000年2月和3月，杨福东在上海分别完成了《别担心会好起来的》、《风来了》
　　，5月应邀赴德国拍片，创作势头很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女诗人唐丹鸿，她于1999年起以一个诗人的敏锐拍了纪录
　　片《天葬》、《降神者尼玛》和系列专题片《扎溪卡》，评价不俗。1999年12月，她
　　对一位著名民营企业家进行追踪观察的观察的纪录片《漫步在云端》已经开机。唐丹
　　认为，作为一位独立制作人，拍更具个人选择的纪录片是另一种令她兴奋的写作。完
　　成于2000年3月的纪录片《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将呈现这一“写作”。之外，唐丹鸿
　　以她的对纪录片同样热衷的同仁一起，办起了中国第一家中国独立片网站，在艰难的
　　环境下以自己的行动对纪录片作贡献。并且她的纪录片为成为台湾一带的抢手货。
　　　胡择，1999年制作纪录片《九位中国艺术家》、《王迈的春节联欢会》。该片如
　　实记录了年轻的行为艺术家王迈所做准备的六天经历，以及行为表演完成的过程。并
　　在其中穿插王迈的艺术笔记。胡择试图把王迈的艺术活动放在普通的社会背景下，来
　　展示当代艺术在现实中的真实状态。整部纪录片没有旁白和主题音乐，尽量追求现场
　　的音响和时间性，以获得对现实的还原。由于对艺术家王迈不懈地跟踪拍摄，这部电
　　视纪录片堪称一部为当代艺术揭秘的影片。该片成为1999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
　　影节参展作品。
　　　一群七八十岁、整在如上班一样坐在住宅小区街边聊天的退休老头构成了杨荔钠
　　（杨天乙）摄像机中的主题。原因极其简单：她也是这个小区的一个住户，某天又一
　　次路过这样街边老头时，因为好奇，停下来和他们聊天，后来就独自一人抱着个小机
　　器蹲在街边和这群寂寞无比、唯有靠"扎堆"聊天来打发时光的老头们泡在一起。那是
　　1997年年初，从街边泡到老头的家里，泡到街边的树叶几番枯荣，泡到其中几个老头
　　相继永远消失，最后泡出二百多个小时的素材带。这部100多分钟的片子，场景简单，
　　基本上就是老头"扎堆"的街边和若干个老头的家里，画面朴实简明得确实毫无"技法和
　　功夫"，但却使观者感觉到其中人物的心跳、呼吸甚至汗味。一种对此片的观感是：做
　　老人真是一件恐惧的事情。此话延伸到北京那些"老"纪录片人的饭桌上，谈论这部片子
　　也成了使人震撼的事情，因为它对人自尊心提出了挑战。《老头》一片在日本山形电
　　影节得了优秀奖，在法国真实电影节拿了评委会奖。
　　　朱传明的《北京弹匠》，讲述了一位由湖南流浪到北京、名叫唐震旦的年轻弹匠，
　　在北京某个街角棚布搭的窝窝里，弹棉花简陋的工作和寒酸的生活点滴。一天，他去
　　农大找高中的同学，同学把他带到吃饭的地方就离开了，他体味到友情的冷漠。一个
　　下雪天，他带着儿子和二哥二嫂一起步行去天安门游玩。该片在第六届日本山形国际
　　纪录片电影节获优秀奖，并得30万日元的奖金。
　　　生于1978年的曹斐可以说是这群青年中最年轻的一员。她拍的《失调257》是讲述
　　一所高等艺术学府，一群精神流浪者，他们抽象的失调情绪渗透于画室、公厕、宿舍、
　　校道、甚至257大院的每个非逻辑角落，表现出一撮艺术青年的不安的真实。
　　　季丹，从1995年到1997年一直呆在西藏日喀则的一个村子里，随身带着H18摄像机，
　　拍了250多个小时的素材，后剪出一部一户西藏农民家庭故事的片子，名字叫《贡布的
　　幸福生活》，长度80分钟；还有一部也是同一村子里，是村中老人的宗教集会，片名叫
　　《去天国的路上》，片长55分钟。季丹说，她喜欢质朴的手法，表现的普通人平凡的生
　　活、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和面对死亡的宗教信仰。
　　　王冰，在沈阳工作了四个多月，"固执"、"无奈"地拍他心目中的纪录片，目前完成
　　了500小时令人极为震惊的素材，接着正在计划拍他的"农村"和"知识分子"的中国人三
　　部曲。
　　　胡杰，1995年拍第一部纪录片《圆明园的画家生活》。现正在拍《海边》、《儿子》
　　等片。
　　
　　
　　转自《城市画报》2000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