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纪实不一定真实？纪录片真实理念的探索之旅

　　纪实不一定真实？纪录片真实理念的探索之旅
　　
　　　何为纪录片的真实？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质复杂的问题。自纪录片诞生的那一天起，真实问题便与它苦苦纠缠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录片的发展史，便是一段对真实理念的理解史。
　　　12月14日，2003年广州国际电视纪录片学术研讨会将拉开帷幕。此次主题为“历史·文化”的研讨会不仅意味着地球村各“部落”文明之间一次深刻的对话，也标志着中国的纪录片界将对现有的纪录片理论发起又一次冲击。而历史上纪录片的每一次发展，伴随的都是人们对“真实”这一语汇的更深层认识。
　　　1、披着自由外衣的个人游戏？
　　　“低成本与随意性造成了DV的流行。”随着个人持有DV量的飞快增长，它在中国纪录片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已越来越不可忽视。很多人认为这种创作群体的非职业化参与民间热情对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不无好处，凤凰卫视中文台便于2002年开播了《DV新世纪》，以鼓励大学生参与纪录片的拍摄。但在另一些人眼中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他们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些拥有DV的人，他们拍摄的动机是什么？
　　　正是DV的低成本和随意性，导致了由它拍摄的纪录片大多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与思想倾向。尤其是在素材的运用上，DV纪录片拍摄者通常为了能拍出与众不同的片子而对素材进行有目的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无疑妨害了纪录片一贯要求“真实”的宗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分为两派。一派仍坚持纪录片的客观性原则，认为DV只是一种让纪录片更加原汁原味的技术手段；但更多的DV拍摄者却仍以“玩”为目的，认为DV就是一种自由的表达，他们甚至不把自己拍摄的作品归纳入纪录片、电影或此外的任何一类。
　　　“技术只提供可能性，实现和完成它的是人。”吕新雨以此话来表达他对DV这一纪录片最新技术载体的看法。他说：“我很担心纪录片会变得游戏化、泡沫化，变成茶余饭后的故事，变成小圈子小沙龙里的东西。我还是希望纪录片能够关注尖锐的社会矛盾，敏感地捕捉时代的变化，去把握个人和时代的关系。我不希望经过新纪录运动洗礼的中国纪录片发展成一种‘玩’的纪录片。”
　　　2、 纪实不一定真实
　　　真实不一定非得纪实，这只是对“纪实与真实的关系”这一命题的浅层剖析。更深层和普遍的问题在于：只要有了纪实，纪录片便一定真实吗？
　　　媒介研究专家吕新雨曾借德国纪录片工作者Ruzicka之口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Ruzicka看了一部讲述一个高中男孩为父亲找新妻子、为自己找后妈的中国纪录片，看完之后他问：“这种行为对于中国男孩来说是一个特例，还是有代表意义的？”由此引起的思考是，事实所体现的价值而非事实本身，正开始成为纪录片人对纪录片“真实”的更深层次定义。吕新雨认为，正是“价值”两字，使纪录片脱离了同样具有纪实特性的新闻片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里的“价值”体现为普遍人性，纪实只是一个前提。
　　　这一理论比以往的“良心决定论”明显更进了一步。在过去的日子里，人们纠缠于纪录片如何更真实地纪实，焦点集中在事件因镜头的介入而产生的改变上。那个患了癌症的孩子如果没有成为纪录片的主角，会得到那么多人的帮助吗？那对有矛盾的父女，难道不是因为成了被拍摄对象而最终没能尽释前嫌吗？摄影机对纪录片事件的粗暴介入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在一片对“客观”的呼吁声中，纪录片大师怀斯曼却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一种崇尚“主观”的立场，说“现实是按照我对现实的理解重新组合的”。这种“主观”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体现，是纪录片工作者对手中纪实素材的理解和解读。事实上从来没有所谓纯粹的“客观”，因为只要摄影机存在，纪录片人便无法绝对地置身事外。与其将素材堆砌成一盘散沙，倒不如像怀斯曼般怀着严肃和思考的态度的“主观”来得更“客观”。
　　　如果用这种“思想论”来解读当今的许多优秀作品，便会得出与“良心论”时期截然不同的观点。纪录片《牧魂》带给人的那种诗意的感动凡是中国人都很熟悉，但片中的一切都太过完美和谐，因为导演显然已把一切影响这种和谐的矛盾都剔除了出去，是导演自身梦想的体现。这种做法并不违背“良心”，但显然并不“客观”。
　　　3DV、搬演再现不违真实
　　　在此次研讨会的135部报名作品中，一部名为《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的澳大利亚纪录片引起了初审评委们的注意。此片描述的是多年前发生的一桩悬案，一个小女孩在一个平常的夜晚离奇失踪。片子全盘使用搬演手法，由演员对这桩多年前的事件进行再现。由于导演在拍摄手法上的掌控，片子没有一般纪录片所特有的粗糙，而呈现出一种近乎于电影的节奏与精致。经过审慎的考虑，评委们最终还是把这部突破了以往“真实底线”的非纪实作品纳入了59部初评入选名单之列。
　　　因为年代久远而无法纪实，这是一切以“往事”为题材的纪录片所必然遇到的尴尬。国外纪录片工作者一开始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是部分搬演，如以华人早年在南洋谋生为题材的新加坡纪录片《过番客———人力车夫》，导演便使用了纪实与搬演相结合的手法———既有年近古稀的亲历者在镜头前的回忆，又有演员对当年情景的再现，整部片子显得既生动又可信。如今大多数人对于部分搬演所带来的好处已不再质疑，但说到全搬演却未必能够接受。完全脱离了“现在时”，纪录片还能称之为纪录片吗？BBC《失落的文明》在这方面进行了实验———片中电脑三维动画制作出的金戈铁马不亚于一部好莱坞虚拟大片，但其中贯穿始终的对史实的严肃态度却显现了它的纪录片本质。此后CCTV拍摄的《记忆》便借鉴了它的手法，除了少量资料影片，片中基本是搬演镜头，只是导演运用了黑白或泛黄的影调以及大量慢镜，以达到“变新为旧”这一更为逼真的效果。此次研讨会的参评作品《回忆岛》也有类似特点。作品讲述早期中国移民在美国的故事，其中一个情节发生在昔日的监房、如今的移民博物馆中。华人男孩Joe手持爷爷的照片来到这里，竟意外地见到了当年的“爷爷”，“爷爷”带今天的孙子进入了历史，一切结束后，他又原地消失了。片子在史实上态度严谨，全是真物实景，但人物却是由演员扮演的。它同样被列入初评入选名单，评委郭际生对此认为：“纪实呈现与搬演再现只是纪录片的题材处理手法，在真人真事的前提下，两者并没有对错之分。”
　　　4、栏目化：中国纪录片的致命伤
　　　比起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派繁荣，今天中国的纪录片却似乎处在长时间的低谷状态。最雄辨的证据就是比起当初举国皆看纪录片的盛况，如今的纪录片既没人播也没人看了。当年创下36%的收视率、比电视剧更火爆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如今收视率已跌至7%-8%。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仍旧回归到电视剧、足球和综艺。
　　　在“栏目化”的制作方式下，纪录片这一艺术形式如同踏上了工厂的生产线，定时定量制作和供应的要求使得大多数纪录片“商品”无法摆脱规格化、模式化的创作束缚，变得形式相近，风格相仿。在对市场的追求中，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越来越成为一种简单生产和重复劳动，而那些制作周期相对较长、花费较多的作品则越来越难以经营。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纪录片的内容也日趋平面化与庸俗化，观众对纪录片失去了兴趣。对此专家吕新雨提出了“当心市场的专制”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用电视剧的标准去要求纪录片”，那么将“必然走向中国纪录片的全面没落”。他建议纪录片在发掘市场的同时，必须与“良好的学术品格”相结合，并举出中央台《纪录片》栏目所作的探索为例———这个栏目虽然现在看来很低调，但却有着深厚的学术价值，长远市场看好。由此提醒那些注重短期功效的人们：纪录片还有一个普通电视节目所没有的特点，那便是“历久见功”。
　　　此外，纪录片栏目化导致的题材狭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目前中国的纪录片工作者过多地把“立足底层”这一纪录片的特质理解为“关注社会弱势”，大大地窄化了纪录片的功能。既要争取大多数人的眼球，又缺少反映大多数人现实生活的作品，成为当前各大纪录片栏目的致命通病。除此之外，自然和环境类的纪录片在中国也少得可怜，全国数百家电视台一年制作的优秀自然环境类纪录片屈指可数，这一现实跟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是极不相称的。（记者李丽　实习生黄桂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