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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蒋樾:我不是艺术家,我就是个纪录片工作者

2005-01-03 06:08:59   来自: zy69
  蒋樾:我不是艺术家,我就是个纪录片工作者
  星期日新闻晨报| 2005年1月2日
  
  幸福生活在这里纪录片导演蒋樾访谈
  纪录片导演蒋樾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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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樾说,“我不是艺术家。我就是个纪录片工作者,纪录片又是我的饭碗。我就捧着饭碗,过我的幸福生活。”
   蒋樾希望拍的片子到上千人的电影院放。“《幸福生活》在中山大学放,一千多人的礼堂,大学生看了以后说,生活很难啊。我说我是已经被生活宣判了的人,你们是等待宣判的人。”
   过了年,蒋樾想去做个“土改”的片子。“介于专题片和纪录片之间吧。我觉得有责任关注历史,应该交代得清楚一点,不致于让大家糊涂,比如康建宁做的《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这个是必须去做的事情。”
   2005年1月9日,放完蒋樾的《幸福生活》,“时间的重量———转型中国之纪录片展”上海协展就将结束。
   做年轻人容易吗!
   19岁的段雪渊在歌厅门口招徕顾客,塞夫开始骑着车到处推销方便面,祖儿在夜总会上班……三个月之前,他们决不会想到会这样的现实。三个月之前,十四位来自各地的年轻人经过艰苦的训练,在牟森的带领下演出了先锋戏剧《彼岸》,北京的艺术界和文化圈为之震惊。排完《彼岸》,他们选择留在北京。尽管吃住很差,他们等待着排戏、拍戏,甚至成为明星;其他的,他们没有多想。2004年12月12日在同济大学南校区的一个阶梯教室放映了蒋樾的这部《彼岸》,它被安排为“时间的重量”上海协展的首部放映作品。
   星期日新闻晨报(以下简称星期日):“彼岸”到底是什么?片子里你也问了几个孩子,景彦说,“彼岸”是一场梦,美梦和噩梦。崔亚普和段雪渊的回答都很抗拒。
   蒋樾(以下简称蒋):她/他们当然很失望。其实牟森排戏时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做梦,不要做明星。没想到又做到梦里去了。当时的气氛有一种魔力一样的东西,所有人都能感觉到;牟森说,我们是一个戏剧公社,一起吃住。乌托邦的色彩很重。这三个孩子失落感最大,因为他们抱的希望最大,特别努力,别的孩子在排戏的时候还玩一玩,乐一乐,他们很沉默,所以之前我就拍他们了。后来再去采访他们,景彦因为岁数比较大,比较客气。崔亚普和段雪渊特别叫劲。后来崔亚普和我一起喝酒,他说对不起蒋哥,我之前都在胡说八道。我说没关系,很真实挺好的。
   其实这个接触现实的过程人人都有,“北漂”、离乡打工的人。大学毕业没工作,就会茫然,然后没钱没吃,年轻人必须要经过这个。不过现在比那时候机会更多,那时候工人农民的孩子没有现在这样多的机会,高中毕业如果没有学校上,就在家乡干活,或者找父母顶替。孩子们基本的生存能力、动手能力都很差,在学校没学到什么,一出学校当然觉得很残酷。学校是天堂,谁都可以混,不需要多考虑事情。
   星期日:很奇怪,老师也不讲外面的事情。
   蒋:他也在学校里混得很好。
   星期日:你怎么看年轻人长大成人的过程?你觉得残酷吗?
   蒋:俄罗斯有个纪录片叫《做年轻人容易吗》。其实最不容易的就是小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刚到社会,没有目标,容易出错,容易伤心、痛苦,不像成熟的成年人。成年人也出错,但是各方面压力大,麻木了,岁数大点的人觉得生活该这样;但年轻人觉得不该这样,所以他们难受。他们的这个过程我们———包括牟森都经历过。当时我也是满怀理想,大学毕业不久,当时觉得生活很糟糕,能做的不想做,想做的做不了,也是想借片子抒发抒发,我觉得孩子们和我一摸一样,我很喜欢在排练室待着,大概也是一种逃避。反正气氛很放松、舒服。拍到“彼岸”这个戏排完,我也没钱了,突然觉得没意思了,我就想到底要做什么东西,就是纯粹旁观吗?之前我也没受过什么纪录片的教育,1992、1993年看了些片子,小川绅介的《三里冢》啊,其实他的片子很难看,但我感受到一点:纪录片,不光是完成一个片子,而是一种生活态度。
   星期日:什么生活态度?
   蒋:就是得体现对人的尊重、对生活的尊重。中间我开始在广告公司上下班,又去拍了煤矿,开始接触社会。拍纪录片的优势是,你能停下来想一想,你会有惊喜。
   星期日:惊喜是你想出来的?
   蒋:不是想出来的,是遭遇到的。二个月后,孩子们变了,我也变了。没人关注他们了,我可以关注啊,他们心灵的变化,我就找到了方向。原来这个片子牟森是主人公,多么不容易做个戏。我的这个转变不能孤立地看,孩子们对我的触动很大,其实是一个共同的命运。
   星期日:听说你完成《彼岸》时精力和钱都耗尽了。
   蒋:对。主要是不固定,今天拍了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制作什么时候能播。我的生活也不稳定,有上顿没下顿的。因为一开始我就很标榜,我是自己拿钱拍纪录片,挺献身的吧,所以我不能放弃,不管多难。那时候想法也挺简单,精神需要吧,纯粹唐吉柯德。那个时候磁带没地方放,我就放背包里,晚上没地方睡,完全在跟自己叫劲。
   星期日:你当时也在“彼岸”嘛。据说后来警察曾经上你家看了《彼岸》,说挺好,能让年轻人务实。挺逗的。
   关于蒋樾1962年出生,1988年从中央戏曲学院编剧系毕业,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因为不喜欢故事片的拍摄方式而离开。1993年制作《东方时空·生活空间》首批短片,代表作品有:《东方三侠》、《票友》、《上班》、《矿工》等。作品有:《喇嘛藏戏团》(1991)、《拉萨雪居民》(1992)、《彼岸》(1995)、《静止的河》(1998)、《幸福生活》(2002)、《爱情战争》(与段锦川合导,2002)。
   为了四十岁的中年人
   自从前妻死后,傅健生就生活在个人回忆之中,他的愿望是老了以后弄辆破吉普开开。刘永利觉得自己是个有能力的男人,他贷款买了一所大房子,但夫妻单位里都要减工资,他妻子说,实在不行就把新房子卖了搬回老房子住,她住惯了……郑州火车站是中国的交通枢纽,在列车停靠的几分钟里,车站工作人员如同在指挥战斗,上不了车门的人们被指挥着从车窗上车。傅健生是车站客运车间书记,刘永利是客运一班主任,《幸福生活》说的就是他们俩。
   星期日:我觉得刘永利有这么好的妻子真算幸福。可是傅健生说要是现在的妻子(他是二婚,前妻死于医疗事故)提出来离婚他就同意。他算幸福吗?
   蒋:我觉得傅健生更幸福一些,保有一种感情是最幸福的。他对爱情的向往停留在前妻走了以后,有一个人可以去怀念,挺让我羡慕的。他每年都去“看”他前妻,去对她倾诉烦恼和压力。
   刘永利还跟她老婆闹离婚呢,这么好的老婆。他贷款买了房子,后来车站还派人查他这房子,一个工人哪来的钱买140平米的房子。派的人就是傅健生。为这事他把老傅给骂了,他说:去逑!我啥官不是,没机会贪污!最后不了了之,特别好玩。现在他一直想把新房子卖掉,工资减了,他们一个月要还贷1100多。又是七楼,现在他老婆孩子都爬不上去,要互相搀着,半途歇歇。原来的老房子他们租出去了,一个月300。想卖了新房子买一套70多平米的,这样还能剩点钱。老傅和老刘,一个是纯粹物质上的压力,一个人是精神上的痛苦。
   星期日:我听说,在昆明放这个片子,回答观众提问的时候你哭了,是怎么回事?
   蒋:当时一时激动。有人问,最后一段,傅在油菜地里哭他的前妻,是不是摆拍。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当时在镜头里老傅说了一句:“你爱菊花,我拿点菊花看看你。”那天拍好我就问老傅:是不是为了我拍摄,你说了这些话。结果他说我前妻叫“江爱菊”。当时我就觉得自己特别龌龊,我很自责。当时在昆明想到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激动。
   星期日:片子有一段傅健生躺着说话的片断很动人。
   蒋:那时候他隔两天上个夜班,我睡不着也不爱睡,就去他那儿。他躺在那,斜对面还有个沙发,我就用最舒服的姿势半躺着。机器有时候不开,就放着,两个人聊。到今天我都觉得,以后很难会拍到这样深的心里话了。
   马:你不是说过,纪录片就是打开人的心灵。听了私密的话会不安吗?
   蒋:会不安。后来我请老刘和老傅来我家看片子,然后我问老傅,片子怎么样,是不是暴露了你的隐私?他回答说,跳出来看,觉得是个不错的纪录片,但是拍的是他自己,他不好评判。不过这两个人都算放得开。前一阵老傅还打电话给我说,老蒋,不是在办“感动中国”吗,他们怎么不放你这部片子。老傅现在搞到破吉普了。《幸福生活》后来剪了四十分钟在“生活空间”放,结果有人看了片子说,就破吉普,要求这么低。就把一辆开了十年的北京切诺基作价一万块钱卖给老傅了。后来我去郑州一看,老傅把车弄得像舔了一遍似的,干净!没事就在里面听音乐待着,周日出去开开。
   我很感谢我拍摄的这些人,他们给了我另一种经历。和他们在一起总是很融洽、愉快,能待上半年、一年。歇一歇,又要选择新的地方。他们愿意敞开心灵接纳我,让我介入平静的生活,我很感动。有个孩子问我为什么不用dv。我说为什么用。他说DV不是更轻便更能隐藏。我说我不带机器坐到你家里就已经打搅你了。纪录片是个相处的问题。他们能接纳我,给我这个生活,我就去过一过。
   星期日:有人说你这个片子是专为四十岁的男人拍的。
   蒋:有些人很难,在单位里负点小责,上有领导,下有妻子孩子,还要买房子还贷……其实这片子我特别想叫《此岸》。我自己四十多岁了,能体会到家庭的压力,传统生活的压力,大家其实过着前人一遍遍教给你的生活,摆脱不了。普通人的生活其实最辛苦,最难过。
   星期日:那为什么叫“幸福生活”?
   蒋:其实对于幸福有一个尺寸。老百姓自己都有,宽一点可能达不到,窄一点就可以达到了。我拍这个片子不是要讲个道理,我就想拍一个车站,两个人,把他们的生活展现出来就行了。
  

2005-01-03 19:49:45  刘兵

  我现在不太相信一个拍记录片的说他和自己的拍摄对象建立了什么样的感情如何如何,比如杨天已就说过,他偷了那些大爷的东西,拍完<老头>后她见到他们就不太下车了,但拍摄的时候不会.以我有限的经验,大概这样的表述更为真实,比如我的办法是请吃饭,然后做鸟兽散.
  但最初,我是十分想通过拍摄走近彼此的,可是事情并不象想象的那么一相情愿,也许这里面含有某些永远的悲哀,是人与人的限度,也是记录片的限度.也可能正是因为此,基斯洛夫斯基才去拍故事片
  

2005-01-03 21:38:29  zy69

  是,接近拍摄对象和真交朋友是两回事。
  

2005-01-04 15:34:40  香茶子 (江苏南京)

  那样做会不会有点假啊?
  好像是为拍片而去,交朋友的期限难道也仅存在于拍摄期间?
  心理不会感觉有利用他们的嫌疑嘛?
  

2005-01-04 20:14:43  刘兵

  [这个贴子最后由狙在 2005/01/04 08:18pm 第 1 次编辑]
  
  [quote]下面引用由香茶子2005/01/04 03:34pm 发表的内容:
  那样做会不会有点假啊?
  好像是为拍片而去,交朋友的期限难道也仅存在于拍摄期间?
  心理不会感觉有利用他们的嫌疑嘛?
  [/quote]
  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所谓记录片伦理的问题.
  对于大多数情况而言当然是为拍片而去,但也有在过程中交上朋友的可能,而且能有这样的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然而人与人的相处毕竟要看性情和缘分,最终的结果非常有可能事与愿违.但是也不尽然是完全的利用,因为对方并没有拒绝而且也可能很开心并配合,当然前提是拍摄者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还是先定义为一种工作的合作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心态也许更客观,这样双方也都不至于太失望.我质疑的只是那些刻意宣扬自己和对方相处得如何融洽的高调,因为这里面可能有太多故意人为的渲染,一味的利用固然可耻,但若回避这种工作性质就有点虚伪了.
  最后这里也有交往能力的问题,还是因人而异吧,实在不行也就只能请吃饭了,呵呵
  

2005-01-05 20:59:57  zy69

  楼上说的俺同意。
  假不假的问题,只要你是以一颗真心去对人,不管因拍摄去接近,还是真交个朋友,自不必多虑。
  利用不利用的问题,只要对人对事有颗敬畏之心,懂得尊重,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与被拍摄者的关系和距离,我觉得只能具体情况具体说,没一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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