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录的过程里看到一览无余的人

　　作者：张亚璇
　　　
　　　4年前的冬天，朱传明还在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某一天他经过学校附近的住宅小区，看到了路边一个年轻的弹棉花匠。于是他借同班同学杜海滨的一台家用掌中宝，花几个月的时间，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纪录片--关于那个湖南小伙子在北京的一段生活。后期剪辑在一台租来的RE对编机上完成，输出的时候由于疏忽，影像变成黑白。到现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这部影片粗糙的影像仍会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但另一方面，它也像证据一样，形象地说明了民间影像的个人写作是在如何低劣的技术条件下，开始了最初的表达。
　　　之后到现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呈现那些被忽略的形象、被漠视的人几乎成为DV纪录片的主流。而《北京弹匠》仍然是动人的，它一点儿也不复杂，却带有一种诚实朴素的感情。通过那些颗粒感很重，经常因为照度不够而模糊不清的画面，弹匠所处的环境，他栖居的窝棚，他在异地城市窘迫的生存以及亲情友情的失落都一一呈现。但作者也给了我们其他：一个雪天，弹匠和兄嫂、小侄一起逛天安门，摄像机记录下了他们在雪地里的兴奋。影片结束在火车站，一个必须经过但又不能久留的场所，弹匠离开城市，回老家过年。作者打字幕说再也没有遇见他，但我们可以想见，他无法改变的生活正在摄像机之外延续。
　　　《北京弹匠》由于制作的年代、方式、题材选择以及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视角和倾向而成为DV纪录片中颇具说明性的一部。而朱传明的个人经历，和此时活跃的其他独立影像工作者相比，也有类似的地方：在接受艺术院校的教育之前，他们往往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相当的阅历和经验；而学院的教育意味着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以往的生活和经验不仅决定了他们如何表达甚至直接成为他们所表达的内容，这样的人至少还可以举出贾樟柯、王兵和杜海滨。至于朱传明，他1971年生于江西九江庐山茶场，初中毕业以后上了技校，而后在九江石化总厂的锅炉车间做了5年的司炉工。他同时具备了一名文学青年的气质和素质，不仅为厂报采写“钢花里飞出金凤凰”一类的报道，还在司炉之余进行诗歌创作，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当所有的梦瘦成／一只空空的酒杯／岁月的伤口／苦艾酒／缓缓而流”。5年之后的1996年，他考上了电影学院，成为当地的第一个大学生。
　　　朱传明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感情。他和他的拍摄对象之间少有距离感，影像无条件地传达着他们生存中所共有的焦虑不安。他最近重新剪辑完成了70分钟新版本的《群众演员》，这部纪录片拍摄于2001年，李文博、包荷花、王刚是摄像机关注的主要对象，他们心怀明星或发财的梦，在窘迫的现实中却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片中反复出现了北影厂的场景，作者拍下了他的人物在门里门外的徘徊；他曾声称要使影片弥漫一种“荷尔蒙的气息”，那些在人物的昌平住所拍下的声音和画面，由于这样的气息将一部分观众激怒：去年的独立映象节，曾放映120分钟版本的《群众演员》，那时就有从业者愤怒声讨作者是“法西斯暴力”；我还在其他场合目睹或耳闻某些观众不同程度的不适应：然而这正是《群众演员》的锐利之处——对于一种不会让大多数人感到舒服，更让有些人不愿看到或宁愿不存在的人和生活，它一点也没有回避。它不回避也并不是为了提供窥视的快感，而是因为这就是包含了真相的现实生活。需要说明的是，剪辑一个更短的版本，与此类反应毫无关系。这也正是作者的无畏和诚实之处。他关注社会底层的人们，对他们充满感情，是因为将自己也定位于无产阶级；他拍纪录片，是想“拍出很温暖的东西”，并在记录的过程中看到“一览无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