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传明自述：那些我愿意注视的人

　　作者：朱传明
　　来源：《艺术世界》
　　　无论拍什么，无论什么规模的拍摄，都是兴师动众、吆五喝六的阵势。好像惟其如此，才能显示出职业的尊贵、与众不同以及超乎寻常的霸权地位。
　　　这是我十分反感和厌恶的。面对陌生的镜头和隆重的阵势——更多的人把它看作权力和权威的化身，人们往往手足无措、语无伦次。我更渴望一种近乎谈家常式的拍摄，一种几乎是生活本身翻版的影像——那是没有任何外加权力干扰的画面。
　　　在我有机会学习摄影专业之后，在我有机会得到一台摄像机并随之拥有拍摄权利之后，我毫不犹豫地把镜头对准了这个城市的底层。先是一个外地来京打工的弹棉花匠，后来又拍了几个群众演员，他们在这个城市有类似的境遇，也有和我们一样的情感与欲望。我希望我的片子对这些的呈现，都是朴素而真实的——真实的背后是人性的卑微与悲剧性。
　　　我常常被生活中这样的场面感动：火车站疲惫而卧的人群，集市上拥挤的人流，马路边吆喝生意的摊贩，建筑工地脚手架上的民工……他们的呼吸象暗流一样汹涌、被裹挟而去。
　　　但我竭力使自己冷静--在路边注视那些在路上的人。这种注视使我感到忧伤而幸福。
　　　
　　　○关于《北京弹匠》
　　　1998年10月的一个傍晚，我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医科大学一个朋友处回校。当时，天快黑了，我看见一个人蹲在路边，正在往一个柴炉里添火。旁边是来来往往的车。在他的背后，两堵墙的夹角，用塑料编织袋搭了一个简易窝棚。旁边立着一个板子，写着粉笔字：加工棉花被套。他的头发、眉毛、衣服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棉絮。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他慢条斯理地淘米、添火。显然，他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正在做饭。他坐在一个倒扣着的塑料桶上抽着烟，神情悠然，就像一个耕作的农民，累了，靠在自家的地头歇息一样，旁边是来来往往的车，周围是楼房耸立的小区。我走上前，蹲下去，和他聊了起来，很快我们就熟了起来。他叫唐旦震，湖南零陵人，24岁，来北京弹棉花谋生，那天的晚饭，我们就在一块吃的，我们喝了大半瓶二锅头，在那车灯明灭、空气微冷的街头。
　　　总有人问我是如何同一个弹棉花的人交上了朋友。其实同他一样，我也来自民间，来自底层，是一种民间的情感与力量使我们血脉相通，是一种民间的血缘使我们无所不谈。
　　　我萌动了拍摄他的念头，最大的困难总是机器，如果不是机器原因，大二我就开始做纪录片了。说到这里，我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张华龙，是他的超八让我开始了最初的拍摄，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杜海滨。其时，他也在拍一个纪录片，我们互相错开，用他的“掌中宝”拍完了剩下的大部分。
　　　拍摄进行得很顺利，他的窝棚离我所在学校骑车就15分钟的路。我时常过去，聊天，吃饭，喝酒，拍摄。他对摄像机的存在毫不在意，熟视无睹。
　　　现在回想起来，拍摄中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机器的低级、照明的不够以及电池的短缺。真正触动我的是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每一个纪录片制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诚然，我们之间是朋友，正因为如此，他才向我袒露他内心已经结疤的伤痕。但作为一个纪录者，摄像机的存在对他又构成了新的伤害，譬如拍他到厕所打水被赶那个场景。当时，我一声不吭，以免破坏了现场。出来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说话，作为记录者，我坚持了纪录的原则，作为人，我则有一种来自良心和道德上的自责感，这是拍摄过程中会经常碰到的。
　　　就像一柄双刃剑，刺中别人的同时，也刺中了自己。
　　　片子在日本获奖后，很多人跟我聊起时说，你的选材好，弹棉花的、外国人喜欢看。其实，对我来说，是拍一个弹棉花的人，还是拍一个捡垃圾的人，职业或者说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底层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内心，他的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的自尊，他的彷徨与失落，等待与绝望，所有的这些我感同身受。在这个人人向前，高喊着”爱拼才会赢”的时代，有谁去注意那些被绊倒者、被踩踏的人？因此，在片子中，我尽力削弱他作为一个弹匠的职业特征，而突出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友情、亲情、情感上的煎熬与失落。另外一个我经常想到的问题是：弹匠现在在哪里？的确，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片子拍完了，人家回家去了。片子跟他毫不相关，片子既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也不能改变他什么，相反，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能给他带来伤害。
　　　有时想想，纪录片真是一件很残酷的事。
　　　
　　　
　　　○关于《群众演员》
　　　为什么拍这样一群人？
　　　当我独自在租住的房子里反复看素材的时候，当一张张熟悉的脸在屏幕上跳跃闪现的时侯，我在问自己：我为什么拍这样一群人——群众演员？是因为他们的职业身份与演员多少有些关系，在明星的背后“只拍屁股不拍脸”的尴尬境遇？或因为他们睡草坪、桥洞，居无定所的生活处境？还是他们满嘴脏话，肆无忌惮的残酷青春？
　　　在拍摄过程当中，我也曾向大家津津乐道我拍摄的对象是多么的传奇，过着多么落魄的生活；他们是如何的无聊和无耻。当我终于坐在电脑前开始剪辑时，当我一个人面对“被纪录下来的时间”，面对那些与我朝夕相处的电影民工，倾听他们在镜头前的卑微希望，我有时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但笑过之后，我感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悲哀与凄凉，为他们，也为我自己。
　　　这样一群人，怀着各种“崇高”或“卑微”的目的，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聚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前，为一天20元钱外加一顿盒饭而被人吆五喝六，呼来唤去。晚上在远郊可以冻死老鼠的平房里，为公共汽车票，为房租而发愁。为了掩饰这种恐惧，他们互相伤害，喝酒说荤话。或许他们对未来抱有幻想，幻想也是一种麻醉；或许不愿也不敢去想，不想也是一种逃避。
　　　我与他们混在一起，手持摄影机一副嘻嘻哈哈的模样，其实在我见他们第一面时，我就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群充满希望不断失望最后绝望的人，从一开始，他们就失败了。我想纪录的就是这么一群满怀希望走在失望之旅上的人，他们在一开始就注定绝望的命运，他们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卑微的希望以及希望本身的悲剧性。　　
　　　
　　　
　　　○拍摄
　　　拍摄本身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遗憾。
　　　群众演员的流动性大，经常是几天不见就找不到人了。在开始拍摄时，我都是与他们聊天，机器搁在一边或拿在手里，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阶段，就像小年轻谈恋爱时的暧昧阶段。你不能一上来就说我拍你，就像不能一见面就说我爱你一样，那肯定十击九不中。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心理，特别是群众演员这类人，因为以前有记者报道过北影厂前的这种现象，警察来抓过，所以他们特别小心，一有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等到他们对你放松了“戒备”（请允许我使用这个词，我一直对我的这种窥视心理感到不安和羞耻），也就是说默认了你，你就可以拍摄了。选择拍摄对象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和任何一个团体一样，群众演员也是分等级的，有戏头，他们在剧组接戏，然后下发到小戏头身上，最后才是群众演员，经过层层盘剥，最后的身价就是20块钱一天，爱干不干。开始拍的几个人都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最后我下决心说不能再瞎拍了，得逮住几个不放才是。我选择了一个戏头叫李文博，两个群众演员，一个叫王刚，一个外号叫“帮主”。我想得来个女的，刚好包荷花出现了，这是拍摄过程当中最有意思的事，没有安排，却如期而至。
　　　拍摄当中，因为各种原因非常好而又没拍上的片断让我很沮丧，甚至使我几天都很郁闷，这使我非常羡慕可以控制的故事片导演。但突如其来的生活本身又让我忘掉这种沮丧，重新投入工作。
　　　
　　　○机器
　　　感谢恒一公司提供的SONY-PD100摄像机，它的影像质量很好，机身小巧，非常适合拍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