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乔纪录随笔：戚戚“大五生”

　　　　经常被老同志批评，说我“不够成熟”；领导也常常提醒我“考虑问题应该更全面周到一点”；好朋友指责我“你一把年纪怎么还那么幼稚”；就连刚毕业的小屁孩儿都说我的处世态度有点“老黄瓜刷绿漆——装嫩”！
　　　前两天和朋友们说起此事，一个朋友说：“你这是典型的‘大五生’现象。”他所谓的“大五生”，是指一直感觉自己没有从学校毕业，一直没法认同自己已经走进社会而带来的个性张扬、依赖性强、心理承受能力差等特点。
　　　我倒是觉得，“大五生”是一个非常好的新概念，起码对此我是认同的。记得我拍《朱德》的时候，被所谓的“专家”审得死去活来，几乎崩溃的时候，晚上做的梦居然是曾让我脱了一层皮的英语六级考试！所以我常常在发呆的时候，质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毕业了；早晨起来，质疑自己是不是还在广院7号楼410宿舍；遇到了难题，还直想找老师报告。
　　　朱羽君教授是电视学院最为德高望重的教授之一，她也是我本科和研究生的摄影及纪录片的导师。朱老师带学生是以严格著称的，她从来不批评你，但她慈祥的目光总是让你感到有那样多深深的期待。和朱老师亦师亦父的关系，从我入学时起，一直维持到了今天。
　　　1991年冬天，我和一堆朋友开始《远在北京的家》的采访。开机之前，我先找到了朱老师，当时我有点信心爆棚，相信自己一定能拍一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朱老师听完我亢奋的演讲，微笑着，关切地叮嘱我还是“要把问题、困难想得充分一点”。半年之后，我们的二十多个拍摄对象陆续和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和朋友们几乎绝望了。我又找到了朱老师。这次，她老人家给我的却都是鼓励和期望，她说，要有耐心，付出总会有回报的。节目完成的时候已经是1993年的秋天，我拿着刚刚粗编完成的节目，打车直奔朱老师的家。我和禹成明惴惴不安地等她看完片子，心悬到了嗓子眼。看完节目的朱老师，此时竟然热泪盈眶。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成功了。
　　　我的第二部让我在业内有所反响的片子叫《龙脊》，第一次拍摄是广西越城岭腹地，历尽千辛万苦，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完成的，拍了三十多盒子磁带。我沾沾自喜地把拍摄的秀美风光带回北京自我欣赏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王纪言老师。在那次擦肩而过的时候，我随口说出了我正在拍摄的节目，并希望他能够抽空帮我看看素材。此时王老师已经是广播学院的副院长，每天日理万机，说实话，我没有抱希望他能真正对我进行指导。没想到，他一口应承下来，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和我们共同看了拍摄素材，并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你们的机位太高了，要放下，拍孩子要和他们的视线是一致的。”当时我一方面觉得他说得在理，另外一方面，也为自己已拍摄到的素材没有得到足够的赞扬而不服气。后来事实证明，王老师说的是对的。在进入后期编辑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的拍摄内容，几乎没用多少。我们在心里也一直感激王老师的教诲。
　　　在广播学院，我生活了七年的时间，但我关于影视语言的知识并不全部是在学校里完成的。当走出校门的时候，我仍然像一个没有割断脐带的婴儿，一直从母体中汲取着营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的确是标准的“大五生”。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曾经和刘春老师谈得投机，相约“再蹦跶几年回学校教书得了”。现在这厮已经在境外媒体CEO的干活，竟然还没绝了回学校的念想儿！在我的周围，还有很多和刘老师一样患有“大五综合症”的朋友，他们都是所谓的性情中人，带着毫无戒备的单纯在复杂的社会中磕磕绊绊地前行，他们永远学不会事故圆滑，永远那么爱憎分明。好在，“大五生” 永远有着无止境的求知欲，对未来永远充满着渴望。
　　　这两年，和老师们的接触非常少。惟一的原因，是我不拍片子很久了，害怕见到老师没有什么成绩可以拿出来说，也惭愧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我想用不了多久，我还会拿起摄像机，用我的全部身心再为我的老师们交上一篇“大五生”的作业。
　　　今年是广院50年校庆，我也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也许再过二十年，也许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在广院电视学院的影像资料室里，你能见到一个黑黑的，带着老花镜的管理员。也许那天，才是我这个“大五生”毕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