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希特勒拍电影的女导演
纪录人物志(3):里芬斯塔尔,毒棘之花
2004-07-27 14:44:23 萧狼 (北京)
2004-07-27 14:47:08 萧狼 (北京)
里芬斯塔尔:为希特勒拍电影的女导演
文/陶陶 E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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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芬斯塔尔,为希特勒拍电影
她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导演,是希特勒时代最美丽最才华横溢的女人,然而她并不是希特勒的情人。
受到希特勒的牵连
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纳粹时代最后一个知名人物,于9月8日在德国巴伐利亚谢世,终年101岁。在二次大战法西斯德国战败后,里芬斯塔尔在瞬间失去了她的所有:房产、工作、朋友和名誉。
尽管在1952年的战后审判中,她被判无罪,但她在30年代拍摄的两部最著名影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 1935)和《柏林奥运会》(The 1936 Berlin Olympics,1938),成了她为第三帝国宣传机器效忠的"终生罪状"。但无可置疑的是,《柏林奥运会》作为一部影片,至今还是电影史上公认的拍得最好的10部经典纪录片之一。
里芬斯塔尔1902年出生在柏林的一个商人家庭,早年曾是个很有前途的芭蕾舞演员,后来因膝盖受伤放弃了芭蕾舞。由于受到一部雪山风光纪录片的影响,迷上登山运动,转而成为一个电影演员,在一部关于雪山的影片中担任配角。
1932年,她自编自导自演拍了她的第一部故事片《蓝光》(The Blue Light),片中充满了美丽逶迤的大自然风光和雪山景象。为了拍到满意的镜头,她不惜冒着雪崩的危险,登上海拔4500米的山峰。该片赢得了当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银奖。
对希特勒颇有"好感"
里芬斯塔尔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见到希特勒是在1932年。据她描述,此人让她很有"好感"。之后的几天,他们经人介绍见了面。在第一次会面当中,希特勒就提出,想请里芬斯塔尔为他拍一部电影。据里芬斯塔尔的自传描述,她当时"即刻拒绝了他,因为根本不想涉足政治。"终其一生,里芬斯塔尔从来没有加入过纳粹党,尽管她和许多纳粹的高官都有很密切的私人交往。
1934年,在希特勒的极力邀请下,里芬斯塔尔为纳粹党的纽伦堡党代表大会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为《意志的胜利》。据她自己说,她从未有意在影片中为纳粹宣传,但影片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政治宣传。很多评论者认为,就这部影片而言,里芬斯塔尔是被第三帝国的统治者利用了。
尽管如此,里芬斯塔尔还是显示了她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的才华:她动用了30架摄影机,组成了120人的摄影队,用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电影拍摄手法,比如把一架摄影机绑在旗杆的顶部,以便从高处拍下希特勒检阅的全景。她每天工作10到20个小时,用了5个月的时间剪辑出了影片。从电影的角度来说,这是一部真正的作品。影片在日后获奖无数,其中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奖。
从没有什么"浪漫的交往"
1938年,里芬斯塔尔拍摄了她的另一部重要影片《柏林奥运会》,这也成了她的经典之作。影片获得了4个大奖,同时也成为她一生的污点。因为在当时和现在的很多影评人看来,她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旁白中的"战斗"、"胜利"等字眼,都透露了创作者的法西斯信念"。
之后不久,里芬斯塔尔被派往波兰拍摄德国入侵波兰。当她目睹了战争的暴行,立即就返回了柏林。第三帝国倒台后,里芬斯塔尔同时受到美国和法国的指控,她被定名为纳粹同情人并被逮捕。1949年,她结束了4年的牢狱生活,但她的导演生涯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也永远结束了。
里芬斯塔尔一生都拒绝承认和希特勒政府有过什么"密切交往",更否认她曾是希特勒情人的说法,她坚称她只是一个电影导演。她曾为自己辩解说,在30年代初期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之前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她只是想拍一部"完美"的影片,而希特勒给了她至高无上的创作自由和金钱的支持。
世界上最老的潜水者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里芬斯塔尔先后两次赴非洲拍摄非洲的原始部族群落,由于交通事故,她受了重伤,她的关于非洲的电影也没有完成。
71岁时,她谎报了20岁年龄,参加了深海潜水训练班,否则没有哪个培训班会收她。她开始着迷于深海水下摄影,她被水下珊瑚礁的色彩和光影变换所吸引。她曾游遍了印度洋、红海、加勒比海、马尔代夫、印尼及太平洋的可可群岛下的珊瑚礁群,下潜次数达2000次,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和数千小时的录像资料,之后她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出版了两本摄影集。她也成为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深海潜水者。
由于她的影片,众多评论者都把里芬斯塔尔看作是法西斯主义者,一个纳粹分子,尤其是那些二战法西斯国家的受害者,更是始终对她耿耿于怀。但现在很多人认为,应该把她的作品和她那个时代的特定环境分开来讲。
按照里芬斯塔尔自己的说法:艺术是不应该和政治相提并论的,艺术是伟大的,而政治是龌龊的。为什么许多男艺术家,像画家达利,当时是很公开的亲纳粹主义者,反而都没有像里芬斯塔尔那样,大半生都受到那么多的抨击和指责。现在,随着她的去世,我们是不是也该去掉偏见,重新评价里芬斯塔尔和她的影片呢?
文/陶陶 E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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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芬斯塔尔,为希特勒拍电影
她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导演,是希特勒时代最美丽最才华横溢的女人,然而她并不是希特勒的情人。
受到希特勒的牵连
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纳粹时代最后一个知名人物,于9月8日在德国巴伐利亚谢世,终年101岁。在二次大战法西斯德国战败后,里芬斯塔尔在瞬间失去了她的所有:房产、工作、朋友和名誉。
尽管在1952年的战后审判中,她被判无罪,但她在30年代拍摄的两部最著名影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 1935)和《柏林奥运会》(The 1936 Berlin Olympics,1938),成了她为第三帝国宣传机器效忠的"终生罪状"。但无可置疑的是,《柏林奥运会》作为一部影片,至今还是电影史上公认的拍得最好的10部经典纪录片之一。
里芬斯塔尔1902年出生在柏林的一个商人家庭,早年曾是个很有前途的芭蕾舞演员,后来因膝盖受伤放弃了芭蕾舞。由于受到一部雪山风光纪录片的影响,迷上登山运动,转而成为一个电影演员,在一部关于雪山的影片中担任配角。
1932年,她自编自导自演拍了她的第一部故事片《蓝光》(The Blue Light),片中充满了美丽逶迤的大自然风光和雪山景象。为了拍到满意的镜头,她不惜冒着雪崩的危险,登上海拔4500米的山峰。该片赢得了当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银奖。
对希特勒颇有"好感"
里芬斯塔尔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见到希特勒是在1932年。据她描述,此人让她很有"好感"。之后的几天,他们经人介绍见了面。在第一次会面当中,希特勒就提出,想请里芬斯塔尔为他拍一部电影。据里芬斯塔尔的自传描述,她当时"即刻拒绝了他,因为根本不想涉足政治。"终其一生,里芬斯塔尔从来没有加入过纳粹党,尽管她和许多纳粹的高官都有很密切的私人交往。
1934年,在希特勒的极力邀请下,里芬斯塔尔为纳粹党的纽伦堡党代表大会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为《意志的胜利》。据她自己说,她从未有意在影片中为纳粹宣传,但影片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政治宣传。很多评论者认为,就这部影片而言,里芬斯塔尔是被第三帝国的统治者利用了。
尽管如此,里芬斯塔尔还是显示了她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的才华:她动用了30架摄影机,组成了120人的摄影队,用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电影拍摄手法,比如把一架摄影机绑在旗杆的顶部,以便从高处拍下希特勒检阅的全景。她每天工作10到20个小时,用了5个月的时间剪辑出了影片。从电影的角度来说,这是一部真正的作品。影片在日后获奖无数,其中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奖。
从没有什么"浪漫的交往"
1938年,里芬斯塔尔拍摄了她的另一部重要影片《柏林奥运会》,这也成了她的经典之作。影片获得了4个大奖,同时也成为她一生的污点。因为在当时和现在的很多影评人看来,她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旁白中的"战斗"、"胜利"等字眼,都透露了创作者的法西斯信念"。
之后不久,里芬斯塔尔被派往波兰拍摄德国入侵波兰。当她目睹了战争的暴行,立即就返回了柏林。第三帝国倒台后,里芬斯塔尔同时受到美国和法国的指控,她被定名为纳粹同情人并被逮捕。1949年,她结束了4年的牢狱生活,但她的导演生涯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也永远结束了。
里芬斯塔尔一生都拒绝承认和希特勒政府有过什么"密切交往",更否认她曾是希特勒情人的说法,她坚称她只是一个电影导演。她曾为自己辩解说,在30年代初期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之前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她只是想拍一部"完美"的影片,而希特勒给了她至高无上的创作自由和金钱的支持。
世界上最老的潜水者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里芬斯塔尔先后两次赴非洲拍摄非洲的原始部族群落,由于交通事故,她受了重伤,她的关于非洲的电影也没有完成。
71岁时,她谎报了20岁年龄,参加了深海潜水训练班,否则没有哪个培训班会收她。她开始着迷于深海水下摄影,她被水下珊瑚礁的色彩和光影变换所吸引。她曾游遍了印度洋、红海、加勒比海、马尔代夫、印尼及太平洋的可可群岛下的珊瑚礁群,下潜次数达2000次,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和数千小时的录像资料,之后她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出版了两本摄影集。她也成为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深海潜水者。
由于她的影片,众多评论者都把里芬斯塔尔看作是法西斯主义者,一个纳粹分子,尤其是那些二战法西斯国家的受害者,更是始终对她耿耿于怀。但现在很多人认为,应该把她的作品和她那个时代的特定环境分开来讲。
按照里芬斯塔尔自己的说法:艺术是不应该和政治相提并论的,艺术是伟大的,而政治是龌龊的。为什么许多男艺术家,像画家达利,当时是很公开的亲纳粹主义者,反而都没有像里芬斯塔尔那样,大半生都受到那么多的抨击和指责。现在,随着她的去世,我们是不是也该去掉偏见,重新评价里芬斯塔尔和她的影片呢?
2004-07-30 16:03:17 房囚 (北京海淀)
非常罪和非常美:关于里芬斯塔尔
作者:毛尖
1999年,雷妮.里芬斯塔儿(Leni Riefenstahl)97岁了,可全世界,包括她自己都明白她活着或死去都无法摆脱一个死了有半个多世纪的人──希特勒。在回忆录里,她说:“人们无休无止地问我是不是和希特勒有罗曼史,是不是希特勒的女友。每次,我都笑笑告诉他们,那是谣言,我不过为他制作了纪录片。” 但问题是,她很美,她为希特勒制作的纪录片很美,她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导演,德意志第三帝国时代最天才横溢的女人。
1.
1902年,她生于柏林一个商人家庭,先是以一个芭蕾舞者成名。有一天,她在等一列地下铁的时候,瞥到月台对面的一张电影海报,宣传的是阿诺德.范克博士(Dr. Arnold Fanck)导演的“高山片”「命运山峰」(Mountain of Destiny),这张海报催眠了她,她先是找到了「命运山峰」的主演路易.特兰克(Luis Trenker),说她想在他的下一出戏里和他演对手戏,并请他把她的照片寄给范克博士,魏玛影界的“高山片之父”。那张照片上咄咄逼人的美也把阿诺德催眠了,他马上请她主演他的下一部电影,演对手戏的是路易.特兰克。到20年代末,里芬斯塔尔已是当时的一个偶像,她的高山攀援几乎憾人心魂,赤着脚,抛弃绳索,向人的极限挑战,向至高无上的力量进军。在那荒无人烟的积雪地带,自然环境所携带的震慑力兼具大美和大恐怖,而里芬斯塔尔的美因此也超越了“女性、性感、人间”这些范畴,这让塑造了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极为欣赏,对她说:“我可以把你塑造得跟黛德丽一样举世闻名。”但是另一个人比斯登堡更欣赏她,或者说,更有条件欣赏她:阿道夫.希特勒把她变成了国社党电影的首席指挥。她也藉此极为天才地成了纳粹政治的美学诠释人。
1933年,希特勒请她为国社党的大会拍摄纪录片,这部影片没有公开放映;但她不久就接受了希特勒的个人委托,为国社党的1934年纽伦堡军事阅兵拍摄纪录片,这就是她最为世人激赏和诟病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1934)。摄制期间,第三帝国向她提供了任何一个导演都梦寐以求的工作条件:无限制的经费,一百多人的摄制组,包括16个摄影师,每个摄影师配备一个助手,三十六架以上的摄影机在同时开工,再加上无数的聚光灯听候调配。无与伦比的拍摄条件让里芬斯塔尔首创了电影史上的很多摄影技巧;在大场面的把握上,至今没有一个导演可以声称超越了她。她用情节剧的摄影机角度来记录这场宏大的阅兵里的个人和整体,又用瓦格纳歌剧的手法来表现这场庞大阅兵的主角──希特勒成了人间之神。在这部毫无情节可言的杰作里,里芬斯塔尔把“纯粹”和“秩序”当作主人公来塑造,她把希特勒的政治理想表达得不仅前程灿烂,而且显得无限动人。这部影片后来获得了威尼斯影展的金奖。
之后,她受国际奥委会所托,为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拍摄一部纪录片,「奥林匹亚」(Olympia,1938)因此成了她的经典之作。1938年4月20日,「奥林匹亚」首映,正好是希特勒的49岁生日。她的这份辉煌礼物后来在电影史上得过四个大奖,但同时也永远地成了她的污点,因为在当时和现在的众多影评人看来,她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旁白中不断出现的"战斗"、"胜利"字眼,都透露了创作者的法西斯信念”(焦雄屏,「电影法西斯」)。不过,这部影片所记录的人体之美和仪式之美的确让以后的电影人叹为观止,人和速度和力量的结合在里芬斯塔尔的摄影机之下,显得象神话一样。法西斯美学波澜壮阔地侵入人心,她先是把竞技变成宗教,然后又把宗教变成“意志的胜利”。
2.
第三帝国倒台后,里芬斯塔尔是第一批被送进监狱的电影人,她被定名为纳粹同情人几次遭到逮捕(期间她成功地越过一次狱)。1949年,她终于结束了牢狱之灾,但是舆论和评论界的牢狱更迅速而扎实地围困了她,而且她作为导演的生涯随着帝国的覆灭也永远结束了。终她一生,里芬斯塔尔都拒绝承认她和希特勒政府有什么“浪漫的交往”,她坚称她只是一个电影导演。90年代初,瑞.慕勒(Ray Muller)拍摄的「里芬斯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The Wonderful, Horrible Life of Leni Riefenstahl,1993)以采访90岁的里芬斯塔尔的形式展开,在这部纪录片中,里芬斯塔尔回顾了当年如何开始走上银幕;如何第一次执导「蓝光」(The Blue Light,1932);如何受邀于希特勒,开拍她的两部经典之作,并在摄影技术上费尽心思;如何被别人误解和诟病,如何继续活下去,等等。自然,里芬斯塔尔在她和纳粹党的关系上有撇得过清的嫌疑,而且,在很多问题上,诸如她对纳粹集中营的不知情,她也无力自圆其说(在她摄制她的最后一部电影Tiefland时,她曾经使用过集中营的一批吉普赛人)。但是,她半个多世纪来所承受的耻辱和痛苦似乎也够多了。1938年,里芬斯塔尔出访美国,包括好莱坞,为她的「奥林匹亚」作宣传。自那时起,她就开始遭遇一生源源不断的攻击:“雷妮,滚回家去!”──这就是好莱坞给她的欢迎词。各大制片公司的头都不敢见她,怕从此影响制片公司的声誉。虽然最后她竭尽所能主持了一场「奥林匹亚」的非公开放映,好莱坞的不少圈内人还是得在黑暗中偷偷溜进影院参加观赏。不过,美国评论界无法忽视「奥林匹亚」的成就,「洛杉机时报」写到:“这部影片是摄影机的胜利,是荧幕的史诗。”
事实上,在追求完美上,很少有导演可以和里芬斯塔尔匹敌。在拍摄「奥林匹亚」期间,为了表现百米短跑的真实速度,里芬斯塔尔创造了自动前行的摄影机,运行速率和运动员的速度相当;拍摄跳远,她在沙坑边挖了一个洞,以此达到仰拍跳远的效果;为了拍全景,她用热气球送六个打开的摄影机上天,虽然这个试验连续地以失败告终,她的摄影理念还是远远地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但是极为有意思的是,正是她的这种史诗般的镜头和天才设想成了她悲剧的材料。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迷人的法西斯」一文中,说:“莲妮被平反为美的祭师,并不见得是好现象,显示了我们无力侦察出对法西斯的渴望。莲妮不是一般的唯美派那样浪漫地玩人类学,她作品的力量,等于她政治及美学意念的连贯、、、、、、没有历史透视,这种欣赏会引导我们不知不觉间接受了各式各样有害的宣传。”(「文星」1988年2月号)不少影评人更把里芬斯塔尔的这种法西斯美学上溯至她的“高山片”时期,认为“高山片”所传达的征服意识和壮阔美感正好和希特勒的纳粹思想不谋而合。不过,真的要在纳粹政治意识上追究里芬斯塔尔的话,那么,她的电影中至少也有和希特勒思想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在「奥林匹亚」中,她用大手笔表现了黑人的身体,黑人的速度,而这显然不会让希特勒高兴。在她的生命后期,她更几次出入非洲,和当地的土著一起生活,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最后,在她七十二岁的时候,她开始学习潜水,撇开人间,专注于拍摄寂静无声的水下世界。但是,这些照片的命运并不比她的电影好。1997年,在德国汉堡有一个“里芬斯塔尔剧照和摄影展”,这个展览立即遭致了强烈抗议,他们的标语是:“纳粹展览!”,“不许兜售法西斯美学!”等等。为此,里芬斯塔尔很愤怒地对报界声称:“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3.
里芬斯塔尔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二战期间,有很多艺术家,包括电影导演都曾经为欧洲的法西斯政府工作过,这串名单很长,比如罗贝尔多.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但是他们都在战后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而且他们战后的声名几乎也无甚损失。即使是和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Goebbels)过从甚密的维特.哈兰(Veit Harlan),虽然他的电影“更和纳粹政府的调子押韵”,且极明显地表现反犹太情绪,他在五十年代后也得以重操旧业。可能历史对女人的清白有格外严格的要求,总之,里芬斯塔尔和其他几位在纳粹统治期间为第三帝国工作过的女人一样,包括维特.哈兰的妻子,都永远地失去了她们在战前的工作。而里芬斯塔尔受到的惩罚是最严厉的,影评人里查德.考利斯(Richard Corliss)就此说得很坦率:“那是因为「意志的胜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风格,加上,她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事实上,虽然里芬斯塔尔的名字至今还在流放中,「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却从问世起,就在电影学院的经典架上。这是两部被暗中模仿最多,明里最受争议的电影;里芬斯塔尔摄影机下的希特勒形象虽然成了希特勒的“原型”,但是对她的引用从来不曾妨碍过对她的批判。她的最后一部电影(Tiefland在拍摄十多年后,直到1953年才得以上映)一直受到影评界的忽视,女性主义电影人桑德丝.布拉姆斯(Sanders-Brahms)因此惊呼:“怎么可能,五十年过去了,评论界依然如此惧于评论这部影片?无法想象,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拒绝评论这部电影就可算是一个正确的姿态?”这部Tiefland是里芬斯塔尔除「蓝光」外的唯一一部剧情片,也是她在第三帝国时期制作的唯一一部影片。在桑德斯看来,这部影片反映了里芬斯塔尔对希特勒的拒绝,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反叛的故事,关于弑君的故事。影评人罗伯特.达桑诺斯基(Robert von Dassanowsky)也提出,Tiefland的拍摄并没有接受纳粹宣传部的经费,她藉着这部影片开始她的“逃出第三帝国”,逃出她的“法西斯美学”。然而,艺术而言,从“法西斯美学”的逃逸让里芬斯塔尔失去了自己最强劲的表现力。意识正确无法保证一部电影的艺术;反之,意识的错误也无法抹却「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的辉煌,那种整饬而壮阔的美的确有很大的煽动力。无怪乎当代大牌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都曾公开地向她表示过同行的敬意。至于好莱坞的那些类似「星球大战」的电影,大陆和港台拍摄的大量武侠片,绝大多数都带着点里芬斯塔尔笔法,有的高明,有的拙劣。
自然,「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这两部经典之作,因为它们的出身,已被宣判永远地无法走出希特勒和纳粹的阴影。虽然,里芬斯塔尔对这两部影片的把握在气势上比格里菲斯(D.W.Griffith)的「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和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1925)显得更完美,但是格里菲斯和爱森斯坦所享受的崇高地位是永无可能被里芬斯塔尔分享的。里芬斯塔尔的这种宿命似乎也是艺术的一种宿命,或者说,一个有过失的女人的宿命。里芬斯塔尔晚年的时候,嘲讽而心酸地说:“女人是不被允许犯错误的。”但是,接着,她很有勇气地说:“不过,我那时确实非常崇拜希特勒,他在任何角度都不好看,不是那种会让女人喜欢的男人;但是,他很有魅力。”显然,时年三十岁的雷妮和九十岁时回忆往事的里芬斯塔尔,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了解是完全两样了,但是,美学而言,法西斯的迷人之处隔了六十年的光阴,却不曾消散。问题是,以「意志的胜利」为代表的法西斯美学是不是可以堂皇地在电影美学上占一章?法西斯之美有没有可能只在美的范畴内得到评介?或者,那永远将是一种带罪的美。
作者:毛尖
1999年,雷妮.里芬斯塔儿(Leni Riefenstahl)97岁了,可全世界,包括她自己都明白她活着或死去都无法摆脱一个死了有半个多世纪的人──希特勒。在回忆录里,她说:“人们无休无止地问我是不是和希特勒有罗曼史,是不是希特勒的女友。每次,我都笑笑告诉他们,那是谣言,我不过为他制作了纪录片。” 但问题是,她很美,她为希特勒制作的纪录片很美,她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导演,德意志第三帝国时代最天才横溢的女人。
1.
1902年,她生于柏林一个商人家庭,先是以一个芭蕾舞者成名。有一天,她在等一列地下铁的时候,瞥到月台对面的一张电影海报,宣传的是阿诺德.范克博士(Dr. Arnold Fanck)导演的“高山片”「命运山峰」(Mountain of Destiny),这张海报催眠了她,她先是找到了「命运山峰」的主演路易.特兰克(Luis Trenker),说她想在他的下一出戏里和他演对手戏,并请他把她的照片寄给范克博士,魏玛影界的“高山片之父”。那张照片上咄咄逼人的美也把阿诺德催眠了,他马上请她主演他的下一部电影,演对手戏的是路易.特兰克。到20年代末,里芬斯塔尔已是当时的一个偶像,她的高山攀援几乎憾人心魂,赤着脚,抛弃绳索,向人的极限挑战,向至高无上的力量进军。在那荒无人烟的积雪地带,自然环境所携带的震慑力兼具大美和大恐怖,而里芬斯塔尔的美因此也超越了“女性、性感、人间”这些范畴,这让塑造了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极为欣赏,对她说:“我可以把你塑造得跟黛德丽一样举世闻名。”但是另一个人比斯登堡更欣赏她,或者说,更有条件欣赏她:阿道夫.希特勒把她变成了国社党电影的首席指挥。她也藉此极为天才地成了纳粹政治的美学诠释人。
1933年,希特勒请她为国社党的大会拍摄纪录片,这部影片没有公开放映;但她不久就接受了希特勒的个人委托,为国社党的1934年纽伦堡军事阅兵拍摄纪录片,这就是她最为世人激赏和诟病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1934)。摄制期间,第三帝国向她提供了任何一个导演都梦寐以求的工作条件:无限制的经费,一百多人的摄制组,包括16个摄影师,每个摄影师配备一个助手,三十六架以上的摄影机在同时开工,再加上无数的聚光灯听候调配。无与伦比的拍摄条件让里芬斯塔尔首创了电影史上的很多摄影技巧;在大场面的把握上,至今没有一个导演可以声称超越了她。她用情节剧的摄影机角度来记录这场宏大的阅兵里的个人和整体,又用瓦格纳歌剧的手法来表现这场庞大阅兵的主角──希特勒成了人间之神。在这部毫无情节可言的杰作里,里芬斯塔尔把“纯粹”和“秩序”当作主人公来塑造,她把希特勒的政治理想表达得不仅前程灿烂,而且显得无限动人。这部影片后来获得了威尼斯影展的金奖。
之后,她受国际奥委会所托,为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拍摄一部纪录片,「奥林匹亚」(Olympia,1938)因此成了她的经典之作。1938年4月20日,「奥林匹亚」首映,正好是希特勒的49岁生日。她的这份辉煌礼物后来在电影史上得过四个大奖,但同时也永远地成了她的污点,因为在当时和现在的众多影评人看来,她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旁白中不断出现的"战斗"、"胜利"字眼,都透露了创作者的法西斯信念”(焦雄屏,「电影法西斯」)。不过,这部影片所记录的人体之美和仪式之美的确让以后的电影人叹为观止,人和速度和力量的结合在里芬斯塔尔的摄影机之下,显得象神话一样。法西斯美学波澜壮阔地侵入人心,她先是把竞技变成宗教,然后又把宗教变成“意志的胜利”。
2.
第三帝国倒台后,里芬斯塔尔是第一批被送进监狱的电影人,她被定名为纳粹同情人几次遭到逮捕(期间她成功地越过一次狱)。1949年,她终于结束了牢狱之灾,但是舆论和评论界的牢狱更迅速而扎实地围困了她,而且她作为导演的生涯随着帝国的覆灭也永远结束了。终她一生,里芬斯塔尔都拒绝承认她和希特勒政府有什么“浪漫的交往”,她坚称她只是一个电影导演。90年代初,瑞.慕勒(Ray Muller)拍摄的「里芬斯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The Wonderful, Horrible Life of Leni Riefenstahl,1993)以采访90岁的里芬斯塔尔的形式展开,在这部纪录片中,里芬斯塔尔回顾了当年如何开始走上银幕;如何第一次执导「蓝光」(The Blue Light,1932);如何受邀于希特勒,开拍她的两部经典之作,并在摄影技术上费尽心思;如何被别人误解和诟病,如何继续活下去,等等。自然,里芬斯塔尔在她和纳粹党的关系上有撇得过清的嫌疑,而且,在很多问题上,诸如她对纳粹集中营的不知情,她也无力自圆其说(在她摄制她的最后一部电影Tiefland时,她曾经使用过集中营的一批吉普赛人)。但是,她半个多世纪来所承受的耻辱和痛苦似乎也够多了。1938年,里芬斯塔尔出访美国,包括好莱坞,为她的「奥林匹亚」作宣传。自那时起,她就开始遭遇一生源源不断的攻击:“雷妮,滚回家去!”──这就是好莱坞给她的欢迎词。各大制片公司的头都不敢见她,怕从此影响制片公司的声誉。虽然最后她竭尽所能主持了一场「奥林匹亚」的非公开放映,好莱坞的不少圈内人还是得在黑暗中偷偷溜进影院参加观赏。不过,美国评论界无法忽视「奥林匹亚」的成就,「洛杉机时报」写到:“这部影片是摄影机的胜利,是荧幕的史诗。”
事实上,在追求完美上,很少有导演可以和里芬斯塔尔匹敌。在拍摄「奥林匹亚」期间,为了表现百米短跑的真实速度,里芬斯塔尔创造了自动前行的摄影机,运行速率和运动员的速度相当;拍摄跳远,她在沙坑边挖了一个洞,以此达到仰拍跳远的效果;为了拍全景,她用热气球送六个打开的摄影机上天,虽然这个试验连续地以失败告终,她的摄影理念还是远远地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但是极为有意思的是,正是她的这种史诗般的镜头和天才设想成了她悲剧的材料。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迷人的法西斯」一文中,说:“莲妮被平反为美的祭师,并不见得是好现象,显示了我们无力侦察出对法西斯的渴望。莲妮不是一般的唯美派那样浪漫地玩人类学,她作品的力量,等于她政治及美学意念的连贯、、、、、、没有历史透视,这种欣赏会引导我们不知不觉间接受了各式各样有害的宣传。”(「文星」1988年2月号)不少影评人更把里芬斯塔尔的这种法西斯美学上溯至她的“高山片”时期,认为“高山片”所传达的征服意识和壮阔美感正好和希特勒的纳粹思想不谋而合。不过,真的要在纳粹政治意识上追究里芬斯塔尔的话,那么,她的电影中至少也有和希特勒思想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在「奥林匹亚」中,她用大手笔表现了黑人的身体,黑人的速度,而这显然不会让希特勒高兴。在她的生命后期,她更几次出入非洲,和当地的土著一起生活,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最后,在她七十二岁的时候,她开始学习潜水,撇开人间,专注于拍摄寂静无声的水下世界。但是,这些照片的命运并不比她的电影好。1997年,在德国汉堡有一个“里芬斯塔尔剧照和摄影展”,这个展览立即遭致了强烈抗议,他们的标语是:“纳粹展览!”,“不许兜售法西斯美学!”等等。为此,里芬斯塔尔很愤怒地对报界声称:“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3.
里芬斯塔尔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二战期间,有很多艺术家,包括电影导演都曾经为欧洲的法西斯政府工作过,这串名单很长,比如罗贝尔多.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但是他们都在战后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而且他们战后的声名几乎也无甚损失。即使是和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Goebbels)过从甚密的维特.哈兰(Veit Harlan),虽然他的电影“更和纳粹政府的调子押韵”,且极明显地表现反犹太情绪,他在五十年代后也得以重操旧业。可能历史对女人的清白有格外严格的要求,总之,里芬斯塔尔和其他几位在纳粹统治期间为第三帝国工作过的女人一样,包括维特.哈兰的妻子,都永远地失去了她们在战前的工作。而里芬斯塔尔受到的惩罚是最严厉的,影评人里查德.考利斯(Richard Corliss)就此说得很坦率:“那是因为「意志的胜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风格,加上,她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事实上,虽然里芬斯塔尔的名字至今还在流放中,「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却从问世起,就在电影学院的经典架上。这是两部被暗中模仿最多,明里最受争议的电影;里芬斯塔尔摄影机下的希特勒形象虽然成了希特勒的“原型”,但是对她的引用从来不曾妨碍过对她的批判。她的最后一部电影(Tiefland在拍摄十多年后,直到1953年才得以上映)一直受到影评界的忽视,女性主义电影人桑德丝.布拉姆斯(Sanders-Brahms)因此惊呼:“怎么可能,五十年过去了,评论界依然如此惧于评论这部影片?无法想象,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拒绝评论这部电影就可算是一个正确的姿态?”这部Tiefland是里芬斯塔尔除「蓝光」外的唯一一部剧情片,也是她在第三帝国时期制作的唯一一部影片。在桑德斯看来,这部影片反映了里芬斯塔尔对希特勒的拒绝,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反叛的故事,关于弑君的故事。影评人罗伯特.达桑诺斯基(Robert von Dassanowsky)也提出,Tiefland的拍摄并没有接受纳粹宣传部的经费,她藉着这部影片开始她的“逃出第三帝国”,逃出她的“法西斯美学”。然而,艺术而言,从“法西斯美学”的逃逸让里芬斯塔尔失去了自己最强劲的表现力。意识正确无法保证一部电影的艺术;反之,意识的错误也无法抹却「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的辉煌,那种整饬而壮阔的美的确有很大的煽动力。无怪乎当代大牌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都曾公开地向她表示过同行的敬意。至于好莱坞的那些类似「星球大战」的电影,大陆和港台拍摄的大量武侠片,绝大多数都带着点里芬斯塔尔笔法,有的高明,有的拙劣。
自然,「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这两部经典之作,因为它们的出身,已被宣判永远地无法走出希特勒和纳粹的阴影。虽然,里芬斯塔尔对这两部影片的把握在气势上比格里菲斯(D.W.Griffith)的「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和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1925)显得更完美,但是格里菲斯和爱森斯坦所享受的崇高地位是永无可能被里芬斯塔尔分享的。里芬斯塔尔的这种宿命似乎也是艺术的一种宿命,或者说,一个有过失的女人的宿命。里芬斯塔尔晚年的时候,嘲讽而心酸地说:“女人是不被允许犯错误的。”但是,接着,她很有勇气地说:“不过,我那时确实非常崇拜希特勒,他在任何角度都不好看,不是那种会让女人喜欢的男人;但是,他很有魅力。”显然,时年三十岁的雷妮和九十岁时回忆往事的里芬斯塔尔,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了解是完全两样了,但是,美学而言,法西斯的迷人之处隔了六十年的光阴,却不曾消散。问题是,以「意志的胜利」为代表的法西斯美学是不是可以堂皇地在电影美学上占一章?法西斯之美有没有可能只在美的范畴内得到评介?或者,那永远将是一种带罪的美。
2004-08-04 14:20:38 佛有火
艺术无关紧要,错误必竟是错误——说的更彻底些——“艺术”只能用来蛊惑人心,拿“艺术”为错误辨护就像往粪堆上铺满鲜花,也就只是这样了。
胡说八道啊胡说八道,想扁我的人随便
胡说八道啊胡说八道,想扁我的人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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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是不被允许犯错误的。”
——莱妮.雷芬斯塔尔
作为导演,她一生中只导演了7部影片;作为演员,她出演的影片数目大约是前面那个数字的2倍———但让她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恰恰是前者。如果再细细计算,她辉煌的时代加起来只有短短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她创造出来的美,超过了此前一切时代电影纪录片的总和。然而就是因为这几个月,世界永远没有原谅她。
莱妮.雷芬斯塔尔,1902年出生于德国一个商人家庭,起初是一个跳芭蕾舞的演员。然而有一天,她在地铁里看到了阿诺德.范克博士导演的《命运山峰》海报,电影镜头中的山峰仿佛具有一种异常的美,她在这种美里沉醉了。不久,她向范克毛遂自荐,要求在他的下一部影片中扮演角色———她成功了。短短几年后,莱妮.雷芬斯塔尔已经成为德国最著名的影星之一。曾经执导过《蓝天使》的冯.施登堡甚至说:“我可以把你塑造成第二个玛琳.黛德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纳粹党上台了,莱妮.雷芬斯塔尔的命运要改写了。
1932年,雷芬斯塔尔在德国电影前辈的指导下,导演了自己第一部影片《蓝光》。次年她为纳粹党大会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这部影片的拷贝从未问世,但雷芬斯塔尔在拍摄纪录片方面的天才却已崭露头角。于是1934年,当希特勒和他的党羽们在纽伦堡举行阅兵典礼时,32岁的莱妮.雷芬斯塔尔被理所当然地选中,指挥全部电影拍摄工作。纳粹党为她提供了任何一个导演都会为之咋舌的工作条件:无限制的经费,一百多人的摄制组,36架以上的摄影机同时开工,再加上无数的聚光灯随时听候调遣———希特勒投下这么多的马克,为的就是要把纳粹党变成银幕上最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雷芬斯塔尔做到了这一点。
这部纪录片后来被命名为《意志的胜利》。它以希特勒的专机从茫茫大雾中显现为开端,充满了游行、集会、震耳欲聋的呐喊以及如林的举手礼,最后在瓦格纳恢宏的史诗音乐里告终。雷芬斯塔尔在影片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多种表现手法,在希特勒驱车检阅游行队伍的场景中,雷芬斯塔尔打破了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完整构图原则,希特勒的头部在画面中被切去三分之一,这样就使他的背影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一大半,而游行队伍则变得相对渺小,而且仿佛是从希特勒举起的手臂下面鱼贯而过。曾经有人评价《意志的胜利》具有一种宗教般的意味,希特勒宛如《出埃及记》中的摩西,率领他的子民度过红海,前往流淌着蜜与奶的地方。
此后的几年里,无数德国人坐在电影院里,观看这部影片一直热泪盈眶。当他们离席起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笃信希特勒是一个英雄,是上天派来的弥赛亚。他们决心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愿望实现了,在未来的10年之内,这个蓄着小胡子的人将指挥他们前往世界各地,然后死在北非,死在诺曼底,死在斯大林格勒。
无论雷芬斯塔尔愿意与否,从1934年开始,她已经被公认为是纳粹党最有力量的宣传机器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举办之际,她受国际奥委会之托为奥运会拍摄纪录片。这部后来被命名为《奥林匹亚》的纪录片,几乎成了所有体育纪录片的圣经。雷芬斯塔尔在其中创造的许多拍摄技法被无数后人所效仿,例如使用同步器拍摄百米赛跑场面,在地上挖深坑,以低机位拍摄跳远运动等。与此同时,这部影片在画面审美方面同样达到了极致,影片开头的古希腊奥运会赛场废墟,让人感觉每一块石头都具有着惊人的美;继而,几个裸体男女手持各种运动器械的镜头和“掷铁饼者”等著名雕塑交替出现。戈培尔把这组镜头阐释为“优等种族”理论的图解,但是它所纪录的人体之美和仪式之美,又的确让以后的电影人叹为观止。
但这已经是战争的前夜了。1938年,雷芬斯塔尔出访美国,为她的《奥林匹亚》进行宣传,但是好莱坞却给了她这样的欢迎词:“莱妮,滚回家去!”———制片商们都不敢见她,怕从此影响公司的声誉。最后她竭尽所能主持了一场《奥林匹亚》的非公开放映,好莱坞不少圈内人在黑暗中偷偷溜进影院。美国评论界毕竟无法忽视《奥林匹亚》的成就,《洛杉机时报》曾这样评论道:“这部影片是摄影机的胜利,是银幕的史诗。”
一年后,战争爆发了。整个战争期间,雷芬斯塔尔匪夷所思地没有参与任何纳粹宣传片的拍摄———或许她此时已经刻意地与希特勒拉开距离。40年代初,她拍摄了自己最后一部故事片《蒂芬兰》,这部直到1953年才得以公映的影片成了她最后的罪状。因为影片中使用了一群来自集中营的吉普赛人,战后再没有人相信她关于自己对种族灭绝计划一无所知的辩解。
希特勒垮台之后,雷芬斯塔尔成为第一批被逮捕的电影人之一。此后的几年里她数度被送进监狱,直到1949年才重获自由。然而她的电影生命已经被处以死刑了,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她再没有执导或演出过任何影片。在各种文献记载中,她被说成是纳粹的宣传工具、希特勒的女人。中年以后的雷芬斯塔尔曾经前往非洲大陆,出版过一本有关土著生活的摄影集,72岁时她又开始学习潜水和海洋摄影———热带鱼和珊瑚,也许它们毕竟不像人类那样危险吧?然而这个世界仍然没有放过她、1997年,德国汉堡举行了一次“雷芬斯塔尔剧照和摄影展”,立即有抗议者打出了“纳粹展览!”、“不许兜售法西斯美学!”的标语。为此,雷芬斯塔尔愤怒地说:“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7个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雷芬斯塔尔直到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在曾经给了她巨大荣誉然后又将她唾弃的人群中间。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几个月后她将度过自己的100岁生日。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当年曾经同样为纳粹充当宣传工具的许多艺术大师们,包括罗贝尔多.罗西里尼,萨尔瓦多.达利,冯.卡拉扬都在战后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而且名声依旧显赫。《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在经过长时间的禁止后,重新发行了DVD并在电视上公映。她在这两部纪录片中创始的技法,被无数后人或巧妙或拙劣地反复模仿着。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都曾公开地向她表示过同行的敬意。在这个意识形态对立逐渐淡化的时代里,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这两部作品中强大的力量、秩序和美。中国的学院教授们甚至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在课堂上全部放完,他们说:“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担心我的学生如果把片子看完,就会变成真正的纳粹。”
然而这一切对于雷芬斯塔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她在经历了60年的流放之后,已经步入人类生命的极限,接下来的时光不再属于艺术而属于上帝。一种恨竟然能够长达60年,或许是因为其中掺杂了恐惧的因素。影评人里查德.考利斯就此说得很坦率:“那是因为《意志的胜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风格;加上,她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雷芬斯塔尔的故事为人类艺术提出了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命题:美与非美,罪与非罪,当它们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去定义和评价?从有毒的荆棘中生长出来的花朵,有没有权利具备独立的香气和色彩?对于它,可不可以单纯地从美学的角度来加以欣赏和阐述。或者说,那永远是一枝带罪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