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囚比较熟悉蒋志和他的片子，请过来掰两句！
纪录人物志（1）：蒋志，诗人与寓言家
2004-07-20 21:24:12 萧狼 (北京)
2004-07-20 21:26:02 萧狼 (北京)
我为什么拍成了这样
——录像作品《食指》的创作过程
蒋志
作为在影像充斥的环境中成长的一代，我们在血气澎湃、费尽心思地使用着这个时代最低档的影像器材。97年邱志杰用衣角把超8摄像机镜头擦擦，拍摄了《乒乓》。身体政治的技术及词汇，一直是他关注的话题之一。同年杨福东用廉价购进的过期乐凯黑白胶片拍摄了他第一部至今仍未完成后期的电影《不幸被陌生人言中》，与此同时，国内一批美院出身的年青人抓起了小小的摄像机。我所知道的有高士名、刘韧、乌尔善、冯小颖、赵亮、杨振中、朱加等等，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气候。作品“传播”在每个有录像机的“同仁们”家里，同时也看了不少国外同仁们的录像作品，兴致勃勃地看，似乎在应证麦克卢汉所说的：“人们交流所使用的媒介性质比交流的内容更重要。”这种小群体的内部交流，确实给创作提供了原始的冲动欲望和各种奇思妙想得尽情发挥的无拘氛围。
自发的实验性和对常规的颠覆性，是在大众媒体的框架中难免不被抑制和妥协的。即使在最开放的社会里，它的坚硬也难以被溶于公众信息与交流的酸性之中。
在那个时候，我拍摄了那录像作品《怀疑物体》和《飞吧、飞吧》，前者是关于“对可能性事物的幻想将于此事物的清晰之时终结”的个人表达，后者出示人在蜗居之时，对自身和周围一切的屈从但妄图飞离（超越）的两种共时心态之间的矛盾，并设问：我们真的能从沉重之中逃出并获得轻盈吗？
1998年初，自言从深圳逃离到北京的彭希曦打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见见食指，我曾读到过一些关于食指的文字，知道他曾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诗人，后来患精神分裂症。
不久彭希曦一边与我商量如何拍一组照片，一边与食指约定了见面时间。临行时，我突然意识到拍一个录像作品会比拍一组照片更有意义些，为了让此行留下更多的影像资料，我联系了同样在拍照片和录像的冯小颖邀与同行。
然后，我去找邱志杰借他也是借来的那台索尼超8，那几天，他正忙着用一大堆从厦门街头一元一盒买来的空白录像带拷贝国外同行们带过来的录像节作品（是经过允许的），以便供大家观摩。邱志杰是国内录像艺术的鼓动者，活动策划人和实干家。他同女友吴美纯一块策划组织了1996年“现象、影像录像艺术展”（杭州），和“97年中国录像艺术展”（北京），两次活动都让他俩瘦得脱胎换骨了一番，只不过是一个瘦得更黑，一个瘦得更白。在杭州的那次展览开幕式，由于邱那时已累得说不出来话，只好用挥舞的手势和一些奇怪的发音向到场记者发表演讲。
我找他借机子是经常的，一般有这样的对话： “喂！邱志杰，我要在18号和20号拍东西了。” “好吧，那我就安排在19和21号拍。”
1998年3月18日，冯小颖带上一个海鸥相机，我带上摄像机和一个佳能相机，彭希曦则带上一首献给食指的诗，出发了。当时情况我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
11点多去德胜门，与彭、冯两人乘345支线去昌平沙河拜访食指。乘车约半小时。一路拍摄。
经过一条臭水河......2点左右到福利院。食指已在大门口等待多时。食指住职工活动室内一间小房子，约14、5平方，与另一病友同住。因他病情已较轻，医院安排他管理活动室。 那串门钥匙正系在他左手腕上，他也会系着，一刻也不会取下来。我在肖全拍的照片上看到过这串钥匙。
食指的床是在进门的右边......他说他缺书看，桌上有一本诗探索......他说大概每月有朋友来看他两回。他总是在抽烟，我估计他一天平均得抽2盒。咳嗽，我们呆在那儿的时候，他大概咳了六、七次，咳得较利害，能听到肺的声音。他说以前住在病房时，那儿不准有火柴打火机之类的火种，晚上，他怕断烟火，一位好心的护士给他点燃一支烟后，他得一支连一支地抽，续火种......
食指谈日常生活及诗时，思维十分清晰。但有时会让我们听不懂，他的思维会时不时滑到那个年代混乱的记忆和狂想之中。交织在一起。他津津乐道。他憨厚，读诗时十分投入，过去他背得自己任何一首诗，这说明他反复推敲过那些词句。他对诗歌持十分传统的观念，甚至讲了一个笑话嘲笑现代派的诗。他背诵了北岛的一句诗和崔健的一句歌诗，丝毫不掩饰他的钦佩。他对我们竟有报刊约稿十分惊讶，他把发表仍然看得十分神圣。虽然他的诗很早就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极广，但直到82年他32岁时才获得“正式”发表的机会。他说他给一些报刊“投稿”。不相信他真的会那么有名，现在的人真的看过他的诗吗？他不相信。
他说他不理解现在的人，还说也明白现在的人难以理解他们那一代人了。他好奇地问我们是怎样生活的。他要我们注重身体。很羡慕我们写东西能挣到钱，而他们那个年代，写东西是要冒险的，要被关起来的。
他也知道下岗、失业，也知道魏京生是怎样去美国的，这让我们奇怪，这儿可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
沙哑的嗓音。回忆、诉说，他几乎不停地在说。如果没人来看他时，不知他向谁说。当然，他会去扫地、看书、散步，每年写几首诗，再是，抽烟，一支接一支的......
他说他感觉被劁了，没有性欲了，一步一步地，一天一天地，他感到活力在渐渐从他身上退出，他说他真的心寒，我们听着也心寒。
谈了三个小时左右，后来去福利院外面的小塘边走了走。细长淡黄的芦苇竖直地沐浴在柔和的夕阳下，美丽无助，“用长不长无所谓的态度在那里生长着。”（严力小说）
后来，陪他去病房管理室签请假出去吃饭的单子。他等同屋的病友回来之后才肯走。就在出门的一间饭馆，这天，他胃口挺好。把我们没怎么动的香菇菜心，一根接一根吃了。他一定要吃完所有剩余的菜。结帐时，他向店里要了一只塑料袋，小心翼翼地把剩下的一小碟花生米倒进去，冯小颖给他再要了一碟（他当时坚持不要），站起来时，他又发现桌上有几颗掉落的花生米，有4颗，他把它们也拈起来了......
这天拍摄回来之后，我赶紧把摄像机还了，因为第二天邱志杰要拍一个用刀片剖开地球的镜头。过几日我会再去借。断断续续拍些素材，片中天安门广场和一些街景镜头就是那时拍的。还因为无聊，把开着的摄像机搁在桌子上拍自己。因为这件事，还导致有一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很老了，躺在沙发上，在墙上放映着这些自己年青时的镜头，已然的苍老面对着这些不再的青春，看得每一根神经都发慌，一阵阵难以言说的无望的惊悸袭击着手足无措的老年的我。我大汗淋漓地从此梦中惊醒，大口呼吸着，能感到我四周的空气仍在颤粟。后来，我在后期编辑中，把这次经验加了进去。那一段是当时食指躺在竹制品的旧躺椅中一边交谈着，一边不知不觉地沉入睡梦中，隔了十来分钟，他又突然醒来，喝口水，重新躺下，自语道：“老了！”。这真是一个巧合，我感谢上天让我拍下了这么一个珍贵的镜头。
当我决定把个人的经验加进这个片子时，我知道我已经出了传统记录片的规则了，按照那种规则，是不允许类似于梦境的东西存在的。因为那不“真实”。我不在乎，因为我早已对纪录片声称的“绝对真实”产生怀疑，纪录片制作人的价值取向、趣味、历史和文化的素养、社会环境、摄制器材及手段......都让所追求的“真实”成为乌托邦，罗伯斯.斯各尔斯在针对文学问题时写道“没有实录，只有构建”，这句话对有纪录因素的录像作品来说也是有启发的。对以往纪录片理论的反思和清理将有助于新纪录片观念、主题和形式上的更多可能性的尝试，不去在意那些“再现论”和“表现论”漏洞百出的理论，而以呈现为目的，呈现对象的局面和状态，关怀人最根本的问题，将是新纪录片的趋势。在这里，我认为一个还未被人知的优秀的诗人和剧作写作者周江林所持的看法是有价值的：
作为拍片者，你从来就没有特权对他人表示你的客观性，除非你能够采用有点“主观”的意味作为特定情景下的切入点，你得充分意识到我们这个所处的现实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你从来就无法超越。精神如果有价值的话，它必须以个人的主观为跳板。这样就给我们所从事的纪录片提出一个高要求，一部非凡纪录片必须有诗意和想象力，虽然它的外表应该朴实无华。
我一边拍摄，一边收集有关食指的各种资料，一边也在构思着之个片子的结构处理。我决定实施一个比较特别的计划，就是用一场戏剧式的表演来演绎食指的《疯狗》，因为这首诗是他个人境况和切身体验的写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本，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会提供我更多、更自由的创造空间。我马上开始设计服装和道具，设计动作，寻找符合的场地，勾画每个镜头的画面草图......最后请中央工艺美院的高婴制作了狗模狗样头罩。表演者是几个北京工艺美校的男生和首师大的一女生。由于我事先把构思和筹备的前期工作弄得很充分，更重要的是表演者的聪慧和十分合作，两个下午就完成了拍摄，在后期剪辑时，发现几乎把所有镜头都用上了，也许它会创下耗片率再低的纪录。
对诗人林莽和作家田晓青的采访，让我了解到了更多的食指情况和历史背景。林莽为在福利院隐居式的食指重现公众视野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份纯净而持久的友谊，我相信定会成为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片中， 我保留了一个约有20秒的食指在发呆的镜头，画面固定在他的脸部特写上，当然，拍摄时小小的机子也固定在我的鼻梁上方，我尽量轻轻的呼吸，从取景框中看他，他久久地一动不动，只是眼睛偶而眨一下，他这时不再是一个被访者，不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人，一个呼吸者，发着呆，不知在想些什么，或什么也没想，像我们所有人经常会的那样。这个镜头，有的人说太长了，应该来几个切换镜头，是不错，这个镜头的时间是可以让观者去窗口透一下气或泡杯茶，假若它是在某个电视频道里，人们可以去搜索一遍别的频道了。在这个讲究实用和效率的时代，人们不再有耐心去注意别人的发呆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这个片子需要保留这个镜头的原因是，做这个片子，就是希望让人感受他、体会他，更接近他最本能的状态，希望有人在这发呆的过程中和他一块静静地呼吸，那怕只是几秒钟。也希望我们往后能注意到身边的亲近的人的某次发呆，用关怀去体味，而不是忽略地走开。
制作此片，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他们有的提供建议，有的帮忙联系便宜的剪辑房，有的陪我熬通宵......有些甚至是一面之交的朋友，令我十分感动。在“后记”部分，冯小颖提供了她拍摄的一些镜头。周江林和我们一块参与了在白洋淀的采访拍摄，他还把此行写了一篇《诗人还乡》，在北京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片子好坏有待观者评说，至于因设备条件造成的图像和声音的缺陷，也许只能自嘲为“亲切的小斑点”、“超写实的现场音”和“低预算的浪漫”了。
——录像作品《食指》的创作过程
蒋志
作为在影像充斥的环境中成长的一代，我们在血气澎湃、费尽心思地使用着这个时代最低档的影像器材。97年邱志杰用衣角把超8摄像机镜头擦擦，拍摄了《乒乓》。身体政治的技术及词汇，一直是他关注的话题之一。同年杨福东用廉价购进的过期乐凯黑白胶片拍摄了他第一部至今仍未完成后期的电影《不幸被陌生人言中》，与此同时，国内一批美院出身的年青人抓起了小小的摄像机。我所知道的有高士名、刘韧、乌尔善、冯小颖、赵亮、杨振中、朱加等等，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气候。作品“传播”在每个有录像机的“同仁们”家里，同时也看了不少国外同仁们的录像作品，兴致勃勃地看，似乎在应证麦克卢汉所说的：“人们交流所使用的媒介性质比交流的内容更重要。”这种小群体的内部交流，确实给创作提供了原始的冲动欲望和各种奇思妙想得尽情发挥的无拘氛围。
自发的实验性和对常规的颠覆性，是在大众媒体的框架中难免不被抑制和妥协的。即使在最开放的社会里，它的坚硬也难以被溶于公众信息与交流的酸性之中。
在那个时候，我拍摄了那录像作品《怀疑物体》和《飞吧、飞吧》，前者是关于“对可能性事物的幻想将于此事物的清晰之时终结”的个人表达，后者出示人在蜗居之时，对自身和周围一切的屈从但妄图飞离（超越）的两种共时心态之间的矛盾，并设问：我们真的能从沉重之中逃出并获得轻盈吗？
1998年初，自言从深圳逃离到北京的彭希曦打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见见食指，我曾读到过一些关于食指的文字，知道他曾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诗人，后来患精神分裂症。
不久彭希曦一边与我商量如何拍一组照片，一边与食指约定了见面时间。临行时，我突然意识到拍一个录像作品会比拍一组照片更有意义些，为了让此行留下更多的影像资料，我联系了同样在拍照片和录像的冯小颖邀与同行。
然后，我去找邱志杰借他也是借来的那台索尼超8，那几天，他正忙着用一大堆从厦门街头一元一盒买来的空白录像带拷贝国外同行们带过来的录像节作品（是经过允许的），以便供大家观摩。邱志杰是国内录像艺术的鼓动者，活动策划人和实干家。他同女友吴美纯一块策划组织了1996年“现象、影像录像艺术展”（杭州），和“97年中国录像艺术展”（北京），两次活动都让他俩瘦得脱胎换骨了一番，只不过是一个瘦得更黑，一个瘦得更白。在杭州的那次展览开幕式，由于邱那时已累得说不出来话，只好用挥舞的手势和一些奇怪的发音向到场记者发表演讲。
我找他借机子是经常的，一般有这样的对话： “喂！邱志杰，我要在18号和20号拍东西了。” “好吧，那我就安排在19和21号拍。”
1998年3月18日，冯小颖带上一个海鸥相机，我带上摄像机和一个佳能相机，彭希曦则带上一首献给食指的诗，出发了。当时情况我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
11点多去德胜门，与彭、冯两人乘345支线去昌平沙河拜访食指。乘车约半小时。一路拍摄。
经过一条臭水河......2点左右到福利院。食指已在大门口等待多时。食指住职工活动室内一间小房子，约14、5平方，与另一病友同住。因他病情已较轻，医院安排他管理活动室。 那串门钥匙正系在他左手腕上，他也会系着，一刻也不会取下来。我在肖全拍的照片上看到过这串钥匙。
食指的床是在进门的右边......他说他缺书看，桌上有一本诗探索......他说大概每月有朋友来看他两回。他总是在抽烟，我估计他一天平均得抽2盒。咳嗽，我们呆在那儿的时候，他大概咳了六、七次，咳得较利害，能听到肺的声音。他说以前住在病房时，那儿不准有火柴打火机之类的火种，晚上，他怕断烟火，一位好心的护士给他点燃一支烟后，他得一支连一支地抽，续火种......
食指谈日常生活及诗时，思维十分清晰。但有时会让我们听不懂，他的思维会时不时滑到那个年代混乱的记忆和狂想之中。交织在一起。他津津乐道。他憨厚，读诗时十分投入，过去他背得自己任何一首诗，这说明他反复推敲过那些词句。他对诗歌持十分传统的观念，甚至讲了一个笑话嘲笑现代派的诗。他背诵了北岛的一句诗和崔健的一句歌诗，丝毫不掩饰他的钦佩。他对我们竟有报刊约稿十分惊讶，他把发表仍然看得十分神圣。虽然他的诗很早就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极广，但直到82年他32岁时才获得“正式”发表的机会。他说他给一些报刊“投稿”。不相信他真的会那么有名，现在的人真的看过他的诗吗？他不相信。
他说他不理解现在的人，还说也明白现在的人难以理解他们那一代人了。他好奇地问我们是怎样生活的。他要我们注重身体。很羡慕我们写东西能挣到钱，而他们那个年代，写东西是要冒险的，要被关起来的。
他也知道下岗、失业，也知道魏京生是怎样去美国的，这让我们奇怪，这儿可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
沙哑的嗓音。回忆、诉说，他几乎不停地在说。如果没人来看他时，不知他向谁说。当然，他会去扫地、看书、散步，每年写几首诗，再是，抽烟，一支接一支的......
他说他感觉被劁了，没有性欲了，一步一步地，一天一天地，他感到活力在渐渐从他身上退出，他说他真的心寒，我们听着也心寒。
谈了三个小时左右，后来去福利院外面的小塘边走了走。细长淡黄的芦苇竖直地沐浴在柔和的夕阳下，美丽无助，“用长不长无所谓的态度在那里生长着。”（严力小说）
后来，陪他去病房管理室签请假出去吃饭的单子。他等同屋的病友回来之后才肯走。就在出门的一间饭馆，这天，他胃口挺好。把我们没怎么动的香菇菜心，一根接一根吃了。他一定要吃完所有剩余的菜。结帐时，他向店里要了一只塑料袋，小心翼翼地把剩下的一小碟花生米倒进去，冯小颖给他再要了一碟（他当时坚持不要），站起来时，他又发现桌上有几颗掉落的花生米，有4颗，他把它们也拈起来了......
这天拍摄回来之后，我赶紧把摄像机还了，因为第二天邱志杰要拍一个用刀片剖开地球的镜头。过几日我会再去借。断断续续拍些素材，片中天安门广场和一些街景镜头就是那时拍的。还因为无聊，把开着的摄像机搁在桌子上拍自己。因为这件事，还导致有一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很老了，躺在沙发上，在墙上放映着这些自己年青时的镜头，已然的苍老面对着这些不再的青春，看得每一根神经都发慌，一阵阵难以言说的无望的惊悸袭击着手足无措的老年的我。我大汗淋漓地从此梦中惊醒，大口呼吸着，能感到我四周的空气仍在颤粟。后来，我在后期编辑中，把这次经验加了进去。那一段是当时食指躺在竹制品的旧躺椅中一边交谈着，一边不知不觉地沉入睡梦中，隔了十来分钟，他又突然醒来，喝口水，重新躺下，自语道：“老了！”。这真是一个巧合，我感谢上天让我拍下了这么一个珍贵的镜头。
当我决定把个人的经验加进这个片子时，我知道我已经出了传统记录片的规则了，按照那种规则，是不允许类似于梦境的东西存在的。因为那不“真实”。我不在乎，因为我早已对纪录片声称的“绝对真实”产生怀疑，纪录片制作人的价值取向、趣味、历史和文化的素养、社会环境、摄制器材及手段......都让所追求的“真实”成为乌托邦，罗伯斯.斯各尔斯在针对文学问题时写道“没有实录，只有构建”，这句话对有纪录因素的录像作品来说也是有启发的。对以往纪录片理论的反思和清理将有助于新纪录片观念、主题和形式上的更多可能性的尝试，不去在意那些“再现论”和“表现论”漏洞百出的理论，而以呈现为目的，呈现对象的局面和状态，关怀人最根本的问题，将是新纪录片的趋势。在这里，我认为一个还未被人知的优秀的诗人和剧作写作者周江林所持的看法是有价值的：
作为拍片者，你从来就没有特权对他人表示你的客观性，除非你能够采用有点“主观”的意味作为特定情景下的切入点，你得充分意识到我们这个所处的现实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你从来就无法超越。精神如果有价值的话，它必须以个人的主观为跳板。这样就给我们所从事的纪录片提出一个高要求，一部非凡纪录片必须有诗意和想象力，虽然它的外表应该朴实无华。
我一边拍摄，一边收集有关食指的各种资料，一边也在构思着之个片子的结构处理。我决定实施一个比较特别的计划，就是用一场戏剧式的表演来演绎食指的《疯狗》，因为这首诗是他个人境况和切身体验的写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本，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会提供我更多、更自由的创造空间。我马上开始设计服装和道具，设计动作，寻找符合的场地，勾画每个镜头的画面草图......最后请中央工艺美院的高婴制作了狗模狗样头罩。表演者是几个北京工艺美校的男生和首师大的一女生。由于我事先把构思和筹备的前期工作弄得很充分，更重要的是表演者的聪慧和十分合作，两个下午就完成了拍摄，在后期剪辑时，发现几乎把所有镜头都用上了，也许它会创下耗片率再低的纪录。
对诗人林莽和作家田晓青的采访，让我了解到了更多的食指情况和历史背景。林莽为在福利院隐居式的食指重现公众视野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份纯净而持久的友谊，我相信定会成为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片中， 我保留了一个约有20秒的食指在发呆的镜头，画面固定在他的脸部特写上，当然，拍摄时小小的机子也固定在我的鼻梁上方，我尽量轻轻的呼吸，从取景框中看他，他久久地一动不动，只是眼睛偶而眨一下，他这时不再是一个被访者，不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人，一个呼吸者，发着呆，不知在想些什么，或什么也没想，像我们所有人经常会的那样。这个镜头，有的人说太长了，应该来几个切换镜头，是不错，这个镜头的时间是可以让观者去窗口透一下气或泡杯茶，假若它是在某个电视频道里，人们可以去搜索一遍别的频道了。在这个讲究实用和效率的时代，人们不再有耐心去注意别人的发呆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这个片子需要保留这个镜头的原因是，做这个片子，就是希望让人感受他、体会他，更接近他最本能的状态，希望有人在这发呆的过程中和他一块静静地呼吸，那怕只是几秒钟。也希望我们往后能注意到身边的亲近的人的某次发呆，用关怀去体味，而不是忽略地走开。
制作此片，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他们有的提供建议，有的帮忙联系便宜的剪辑房，有的陪我熬通宵......有些甚至是一面之交的朋友，令我十分感动。在“后记”部分，冯小颖提供了她拍摄的一些镜头。周江林和我们一块参与了在白洋淀的采访拍摄，他还把此行写了一篇《诗人还乡》，在北京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片子好坏有待观者评说，至于因设备条件造成的图像和声音的缺陷，也许只能自嘲为“亲切的小斑点”、“超写实的现场音”和“低预算的浪漫”了。
2004-07-24 01:44:11 萧狼 (北京)
[这个贴子最后由萧狼在 2004/07/24 09:05am 第 1 次编辑]
举个例子（《空笼》片段）：
字幕：我为什么要去拍老头老太太打太极？
画面：一个人对着摄影机说：你拍我们有瞎眯意思啊，你去那边拍老头老太太打太极啊。
字幕：所以我去拍老头老太太打太极！
这就是蒋志！
举个例子（《空笼》片段）：
字幕：我为什么要去拍老头老太太打太极？
画面：一个人对着摄影机说：你拍我们有瞎眯意思啊，你去那边拍老头老太太打太极啊。
字幕：所以我去拍老头老太太打太极！
这就是蒋志！
2004-07-26 11:09:14 房囚 (北京海淀)
[这个贴子最后由房囚在 2004/07/30 07:56pm 第 1 次编辑]
[quote]下面引用由萧狼在 2004/07/20 09:24pm 发表的内容：
房囚比较熟悉蒋志和他的片子，请过来掰两句！
[/quote]
怎么掰啊.我就知道他的女儿十个月了,正是好玩的时候,可以随时揪她屁股上的肉
[quote]下面引用由萧狼在 2004/07/20 09:24pm 发表的内容：
房囚比较熟悉蒋志和他的片子，请过来掰两句！
[/quote]
怎么掰啊.我就知道他的女儿十个月了,正是好玩的时候,可以随时揪她屁股上的肉
2004-07-26 21:20:04 萧狼 (北京)
DV是一种需要
文/蒋志
我从1997年开始试着拿起摄像机，借了一部又大又重的松下M9000（那时候，我只能借到这种机子），用家用录像带的那种。我用它拍了《怀疑物体》（杨福东任摄像）和《飞吧、飞吧》。因为那时拍这种片子的人较少，所以就轻易地参加了一些展览，这给了我不少的信心。接着，又借了邱志杰也是借来的一部Hi8（它到底经了多少人的手就不得而知了），去拍了《食指》。制作片子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包括那些噩梦。
只有独立制作人才会体会到的，每一部片子都是靠扔进大量时间和勒紧裤带完成的。
之后，我又陆陆续续做了一些短片，我和好友曾凡在他那台电脑的故障面前，并肩战斗，曾经历过三天三夜里，两分钟死一次机的残酷的拉锯战。从这点上来看，我们已是生死之交了。
我出门时，不会忘记带上摄像机。有时候，这是令人讨厌的，因为你会冷落你的玩伴。作为一种习性，也许它像一个小偷出门总会带上作案工具一样，他一心图谋想从外面偷点什么回来。我仔细比较过这种相似性。
今年二月底，我在北京西客站对面的人行道上，看见一个老人正在做着奇怪的举动。他用拐杖指指天，又指指地，左点点，右点点，然后走几步，再继续那套奇怪的动作。我只考虑了一秒钟，就掏出了摄像机。系列短片《人的几分钟》计划也是在那一秒钟里决定的。我突然觉得，我应该要这么做的。现在已完成了七个，除了这个《上北下南》，还有《姐弟》、《出色的战士》、《背腿人》等等。顺利的话，每年可以完成10个。
人有很多种活法，有很多种状态，从人的几分钟里，我看到了人生的多样性，我将还会从中看到什么呢？
我并且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其他人的活法，去理解。我单位有个同事曾半真半假地四处宣扬我靠拍DV赚了很多很多钱。要么图名要么图利，他这么理解的。他也问我：“为什么你要去拍DV？”
我不想告诉他。因为他知道答案后，会笑掉大牙的。
文/蒋志
我从1997年开始试着拿起摄像机，借了一部又大又重的松下M9000（那时候，我只能借到这种机子），用家用录像带的那种。我用它拍了《怀疑物体》（杨福东任摄像）和《飞吧、飞吧》。因为那时拍这种片子的人较少，所以就轻易地参加了一些展览，这给了我不少的信心。接着，又借了邱志杰也是借来的一部Hi8（它到底经了多少人的手就不得而知了），去拍了《食指》。制作片子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包括那些噩梦。
只有独立制作人才会体会到的，每一部片子都是靠扔进大量时间和勒紧裤带完成的。
之后，我又陆陆续续做了一些短片，我和好友曾凡在他那台电脑的故障面前，并肩战斗，曾经历过三天三夜里，两分钟死一次机的残酷的拉锯战。从这点上来看，我们已是生死之交了。
我出门时，不会忘记带上摄像机。有时候，这是令人讨厌的，因为你会冷落你的玩伴。作为一种习性，也许它像一个小偷出门总会带上作案工具一样，他一心图谋想从外面偷点什么回来。我仔细比较过这种相似性。
今年二月底，我在北京西客站对面的人行道上，看见一个老人正在做着奇怪的举动。他用拐杖指指天，又指指地，左点点，右点点，然后走几步，再继续那套奇怪的动作。我只考虑了一秒钟，就掏出了摄像机。系列短片《人的几分钟》计划也是在那一秒钟里决定的。我突然觉得，我应该要这么做的。现在已完成了七个，除了这个《上北下南》，还有《姐弟》、《出色的战士》、《背腿人》等等。顺利的话，每年可以完成10个。
人有很多种活法，有很多种状态，从人的几分钟里，我看到了人生的多样性，我将还会从中看到什么呢？
我并且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其他人的活法，去理解。我单位有个同事曾半真半假地四处宣扬我靠拍DV赚了很多很多钱。要么图名要么图利，他这么理解的。他也问我：“为什么你要去拍DV？”
我不想告诉他。因为他知道答案后，会笑掉大牙的。
:em27: :em24: :em27:
蒋志，1971年生于湖南沅江。幼年时因为会说普通话，会背毛主席诗词，曾随校文艺宣传队到一些大的县城游走，童年记忆中有女孩子，有对那个年代政治事件的隐约记忆。五岁开始练书法，后来画国画，中学时候在父亲专制的家教下，有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写小说写诗的经历。
1991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之前是很反叛的学生，在校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老师，而是一些观念前卫、能够独立思考的朋友；1995年成为深圳某杂志的驻京记者，在工作之余的大量时间写实验小说，做观念摄影；1998年底因工作变故到深圳，业余时间继续从事艺术创作活动，除小说、照片之外开始用Hi8，后来是DV,做一些与影像相关的作品，包括录像装置，1999年以来主要有《飞吧、飞吧》、《食指》、《一根老油条》、《木木·汉城》和《空笼》、《小红》，系列短片《人的几分钟》还未完成，2000年获“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2002年创办民刊《PARADOX 谬》。
关于影片的自述
文/蒋志
＊《飞吧，飞吧》 1997/松下M9000/6分钟
人在奴性地蜗居，对自身和周围的一切屈从。正因为蜗居，尤其是在孤独蜗居时，宁静、幻想、厌倦、激情是如此之多，以至我们很想飞—— 一种超越（或逃亡）的方式。
我们真的能从沉重之中逃出并获得轻盈吗？
何处是我们选择逃出的方向？
＊《食指》 1999／超8／45分钟
1998年3月18日那天，朦胧诗代表人物食指在住了多年的，位于北京郊外的精神病医院里，接受三位年轻人的拜访，这样的访谈在之后几个月又进行了好几次——从医院到食指的家，50岁的食指谈及自己的诗与生活，最后感叹老了——属于他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一根老油条》2001/DV/10分钟
那根油条就像一个字词一样在一条似乎毫无逻辑的关系线上闪烁，它以尽可能的自由闪烁其光辉，并准备去招惹出那些不确定的但可能存在的无数关系。
关于油条写真集：把自己某种形象和某个生活片断定格存照，照相是一种仪式性的行为。为什么把这个形象定格下来和为什么把这个生活片断记录下来是一种特意的选择，由此我们对选择和什么合影便会更加在意，我们很少和我们不喜欢的人和物体合影，因为我们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和他们有联系，除非是别的联系，比如说揪斗牛鬼蛇神，焚烧某人画像等等。
我们会选择和伟人的雕像合影，并摆出灿烂的笑容，或装出一幅景仰之态；我们会选择和一架飞机留影；我们会选择和一辆名车合影；我们会选择和一个美女合影；我们会选择和麦当劳叔叔合影；我们会选择和领导合影；我们会选择和明星合影；我们会选择和一件新衣合影；我们会选择和一双很贵的皮鞋合影；我们会选择和一串项链合影；我们会选择和深沉合影；我们会选择和天真合影；我们会选择和浪漫合影；我们会选择手持一朵花合影；去！你们竟然选择和一部手机合影，也不和我合影，油条很不爽，所以我在这个片子中，让油条狠狠报复了这个世界。 关于油条的天空：油条在天上飞，在空中舞蹈，这不仅仅是一种幽默的效果，而它更是一个童话。童话对人类的贡献在于它是人类这个物种的想象力和纯洁愿望的证据。童话让所有的物种和物体都能说话，童话让在现实中不能说的在它那儿说。
我在这个短片中想要达到的，是那种令人着迷的诗的效果——一种疯狂和一种神秘。
＊《木木在汉城》2001/DV/6分钟
主角是一个拇指大的小姑娘，是我1997年在杭州的一个旧货摊上找到的。从此以后她便跟随着远游，形影不离。她至今为止已留下了很多照片。这就是系列摄影作品《木木》。而这个短片是5年来木木的第一个影片，是她在韩国汉城的游历、奇遇、幻想、和短暂的浪漫之旅。
＊《空笼》2002/DV/29分钟
拍摄了一个或许是流浪者的身份不明的奇怪女孩，她一整天就呆在一根电线杆底下，一整天都在看着同一张报纸，到了晚上，她就睡在电线杆下了，那张报纸是她这晚的床单。而一只没有了底的空鸟笼，她一直宝贝似的带在身边，不知对她意味着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只空鸟笼对她非常重要。
而对于我来说：拍摄过程中对“空”的感受十分强烈——女孩周围如风般来来去去、聚聚散散的路人，看似凝固却飞逝的时间。关于同情和冷漠……关于缓慢和急速……关于执着与随机……一切又仿佛可被一笔“空空”带过。
＊《小红》2002/DV/50分钟
我本想拍一个关于出租车司机的片子，他们和邮差一样整日在城市里穿梭，和大量的不同的人打交道，他们一定会有令人惊讶的故事。
我喜欢坐在前排和司机闲聊。深圳的司机比较沉默，不像北京，上了出租车就等于上了一辆24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转播车，而深圳司机很少有关心政治的，我一般是问他们什么时候来深圳的？生活状况如何？在家乡又如何等等之类的家常。深圳被笑称为香港的二奶天堂，所以，关于“地下产业”之事，我们会找到共同的谈资。有一个司机说起他在家乡农村的女友叫小红，现在分手了，因为他来深圳以后发现和她“距离拉远了”。另一个司机说起他认识的一个女孩，来深圳后先做一段时期二奶，现在是坐台小姐，她也叫小红。于是我开始对这个名字感兴趣了。
中国人一贯喜欢红色，喜欢用“红”这个字，尤其在“万里江山一片红”的文革时期，名字带“红”的人数，也许是空前绝后的。“小红”这个名字带有很浓厚的民间色彩和政治色彩。
就这样我陆续采访了米粉店的女服务员、拆楼的民工、流浪的萨克斯手、内衣店的小姐、小学生和中年妇女……我带着一个无聊的，多少显得滑稽的话题和他们攀谈。小红这个简单的名字，也许一下子勾起了他们一大串往事，也许只是在他们耳边飘忽而过。而我只是带着“隐秘的快乐”和他们接触而已。
我只是去利用现场实录的素材去制作出我想要的东西，表演在《小红》里占很大比例，像《小红》中有一个男人，叙述他和三个不同女人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是他亲身经历的。他回忆起少年时和一个同龄女孩一起玩“医生看病”的游戏。在另一个故事中，他成了一个高中女学生一夜情的过客。第三个故事，是他和一个倍受心理创伤的女孩的经历。
片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是一个电视台女主持人的介入，这位从一开始有些腼腆，到后来越来越浪荡风骚争夺观众注意力的主持人的几次出场，一方面在片中造就了这次虚构的“小红事件”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一方面，又凸现出了整个影片的荒诞感。
我还记得有次在采访正在手脚架上盖房子的民工，他滔滔不绝地描述了他的一个叫小红的女朋友的长相和性格，并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通他和小红的故事。最后，他却告诉我：他是骗我的。我问他：为什么要和我开玩笑？他答：因为你在开玩笑呀。 我很喜欢这个回答。是啊，这个片子整个就是一个玩笑。
来源：《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