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好死不如赖活着

　　【冰点】
　　好死不如赖活着
　　2004年06月30日 00:52:14
　　本报记者 董月玲
　　
　　
　　武汉电视台的陈为军自己也没料到，他一个人用DV拍下的，记录一农家小院里日常生活的片子，会成为一部让人心灵震撼、为他赢来世界声誉的作品。
　　在武汉，我爬上7层楼，大汗淋漓进了陈家。在凌乱的客厅里，我看了这部片名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纪录片。80多分钟的片子看完后，我的手脚冰凉，胸口透不过气儿来。
　　陈为军不停地吸烟，烟盒里、茶几上的烟被抽完。他又从烟缸里扒拉出烟蒂，小心地撕开，拈出烟丝，用纸草草地卷起点燃，再吸。
　　我开始听他讲拍这部片子的幕后故事。
　　我担心马深义会拒绝，没想到他一口应了：“中！咋不中呢？”
　　2001年春天，武汉来了5个艾滋病人。
　　请这5个人来的，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他是第一个发现河南“艾滋病村”的医生。他自己花了十几万元，去河南十几趟，结果发现的病人越来越多。他觉得靠个人的力量完全不行时，说服了这几个病人，到武汉来公开面对媒体。那时候，国内还没有一个艾滋病人敢把自己的脸放在屏幕上，要全打上马赛克。
　　开始，老桂把病人安排在一幢医院宿舍楼里住，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医院宿舍区的居民知道了跟他吵，还要给市长打热线电话投诉。最后，老桂做了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把5个病人带回自己的家。
　　老桂在我心目中是个圣人，我很早就采访过他，他的家我也常去。可是那天，我进了他家后特别紧张，他家的板凳我一个都不敢坐。在这之前，我从没接触过，也没见过艾滋病人。
　　那一幕让我触目惊心。
　　餐桌上铺了一层报纸，老桂亲自给病人抽血样。5个病人里有一个男婴，因为孩子的血管细，血要从脖子上抽。孩子被按在餐桌上，手里紧攥着一根小麻花儿，是一个女记者买给他的。往他脖子上擦消毒水时，孩子还四处张望，没哭，等针头一扎进脖子，他眼睛一闭，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可针头一拔，他立马就不哭了，赶紧把麻花塞进嘴里吮着。我的眼泪，一下子糊住了视线。
　　这个男孩叫马占槽，同来的有他的爸爸马深义，妈妈雷妹。我还得知，他家还有俩女孩，二女儿马荣4岁，跟我女儿一般大，也是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我就这样认识了马深义一家。
　　在农村，家里有一个病人就会被拖垮，因病返贫，何况这个5口之家，竟有4个艾滋病人。
　　我自己出生在农村，我很想知道，他们这家人，遇到如此灾难，面对生死，会如何选择、如何活下去。我想记录这些最贴近生命本质的东西。
　　当时我就问马深义，拍你们家，行不行？我担心他会拒绝，没想到他一口应了：“中！咋不中呢？”
　　那一晚，我被拍摄方案搅得一夜无眠，各种各样的细节在我的脑子里滑来滑去，但我还是想简单了，在后来历时一年的拍摄中，我要见证的是令自己人生观、生死观发生巨大变化的生命惨剧，其间，我几乎承受不下去……
　　纪录片开头：
　　“娘哎，我的娘啊！”一个女人的哭嚎。镜头从黄土小院摇进门，定格在墙角一顶蚊帐和地下的扁箩筐，里边躺着的女人在哭叫着、呻吟着，接着，她发出一阵人的笑声。
　　“雷妹！雷妹！”有人喊她。
　　雷妹停止了哭笑，又过了一会儿，说：“我心里难受，我心里不得劲儿。”
　　雷妹被人从蚊帐里扶出来，踉跄地走到桌子前，点上一根白蜡，又燃上一把香，对着墙上的一张黄纸片，一边叩拜，一边念叨着：“我的山神啊，你饶了我吧！”
　　4岁的马荣跟桌子一般高，围着妈妈看着，她喘了一口粗气，说：“你的香掉了。”
　　我见到雷妹时，她的病已到了晚期。
　　第一次在老桂家见她时，她用手托着下颌，头发毫无光泽，尖瘦的脸上最突出的就是眼睛，很大，空空地盯着窗外，完全无视身边几十号人和噼啪作响的照相机快门声，眨都不眨一下，眼神绝望而凝固。
　　镜头前，她绝少有笑脸。在巨大的病痛折磨下，当身体和精神无法承受时，她就要喊、要叫，一会哭一会笑，歇斯底里，这样才会好过些。她让人给弄了个小黄牌牌，上边写着“山神之位”，爬起来，点把香，拜几拜，“好了，好了！”她在给自己找精神安慰。
　　那天在她家，雷妹上完香，情绪稍微好些，坐到了院子里，这时，我拍到了一个超长镜头，长达十几分钟，我没剪一下，全部用到了片子里。
　　纪录片片断：雷妹坐在院里，抱着马占槽喂他牛奶。“你跟马深义是怎么认识的？”
　　“媒人介绍的。我当年可红火哩，可不一般。”雷妹说。
　　“怎么个红火法？”
　　“吃的、穿的、戴的，那时刚兴戴手表，我就戴上了。”
　　“结婚时，找马深义要了什么嫁妆？”“一身衣裳，押个彩礼，钱。”“多少钱？”
　　“800。过节时，他抬点酒、抬点肉，给老丈人送去。”雷妹说着笑了起来。
　　“那时候，你肯定漂亮？”“嗯，说不上赖。”
　　“小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了干什么，有什么打算？”
　　立刻，雷妹脸上的笑容不见了，答道：“我只想，有吃的、喝的、穿的就行。我现在的想法是，我死了，孩子们好好的，让他们长大，成个人，成个家。把我儿子的病治好，把我小孩的病治好。后果是我造成的，找谁呵？”
　　她眼睛盯住地，脸因说话用力而变形：“我现在有说不出的苦，说不了的难处，我心里就知道悲痛，光想哭，难受，心里不得劲儿……”
　　我是农村出来的，我知道，一个农村妇女，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就是结婚。所以，看她身体还是好的，又能坐到院子里，我就这么问她，想让她想点好的，高兴起来……
　　当我问她小时候，想过长大干什么，有什么打算时，她一下从高峰跌回到了现实，神情大变。最后，她突然张开双手，大叫了一声：“抓———”
　　在与雷妹的相处中，我感觉得到她内心一直有一种负罪感。她和马深义是因采血染病，俩孩子是母婴传播，所以，她反复说：“只要让我的孩子好好的，能把这个病治好，我死了都甘心。”“我宁愿自己死了，只要我的孩子好好的，长大。”她跟马深义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内心的自责。
　　雷妹，这个只上过小学3年级的农村妇女，对生活的要求可以说是最简单、最基本不过了：一辈子有吃、有喝、有穿，孩子长大成人。可这，她也实现不了。
　　如果没这个病，这一家人，现在是最好、最快乐幸福的时期。两口子才30出头，老公身体健壮，又能干，3个孩子活泼可爱，长得都好看。
　　在一两个小时内，死，被忽略掉了，绽放出一种生命的美，生活的美。我感受到了这一小段难得的欢乐
　　马深义家在河南省上蔡县的文楼村，位于驻马店的东北方。我拍片那会儿，村干部以不能报道疫情为由，告诉村里人，谁检举一个记者就奖给谁50元钱，50元钱对他们不少。我第二次去，还没进村就被抓住，教训了一顿，写了份保证，然后被押送上了火车。
　　每次去，我是从县城步行到村，要走个把小时，基本上是从玉米地里穿进去。中秋节晚上，我回县城时在玉米地里迷了路，从晚上7点走到12点，还没走出来。有一次，我跟马深义去看他住隔壁村的岳父，我俩骑着自行车，摄像机用化肥袋子包起来。结果，半路还是被一个乡干部抓了。还有一次，几辆警车围着村子，我跑到一个老党员家，躲进玉米缸里，才没被抓住。当地政府过去是这个态度，现在不了。
　　马深义住在村南的一条陋巷里，只修了半边院墙。因为怕人看见，每次去，我都是先偷偷溜进离村子最近的人家，别人把我的摄像机用化肥袋子提到马深义家，我装扮成农村人的打扮再溜进去。
　　我只能猫儿在他家小院里，所以，片子里几乎没有外景。我被限制在这个小院，小院被抽象成了一座舞台，几个人活动在上边，镜头完全聚焦在这个点上，里边出现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
　　片子拍到中间，几乎拍不下去了。马深义怕村里知道我在他家拍片，再找干部要钱就不好要了。我说：你看，别的村子没有免费诊所，你们村子有，为什么？就是因为已经有许多人知道文楼村的灾难，所以才来帮你们。同样，我拍你们家，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家的事，就是帮你家啊。总之，我是好话、臭话都说完了，他最终同意我拍下去，但有时也不太跟我合作。
　　秋收时，我又去了，马深义家的玉米收回来了，脱粒后堆在院子里晾晒。马深义不理我，我只好自己搬个小板凳，在房门口干坐着，机器搁在腿上。
　　雷妹去了村里诊所，就因为院里堆了一大堆玉米，有病的妈妈不在家，3个小孩的天性一下迸发出来，他们在玉米堆里挖挖挖，再把手脚埋起来，玩得那个高兴。
　　我用镜头吊他们，一会儿吊这个，一会儿吊那个。因为是傍晚，夕阳把这座小院、玉米堆和孩子都涂上暖暖的金黄色。本来这种片段在纪录片里是很难用的，没有语言，没有故事，就仨孩子在玉米堆上玩耍，但我舍不得剪。
　　一直以来，这个家庭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大人孩子都习惯叹粗气。就因为雷妹暂时不在家，院子里多了堆玉米，在一两个小时内，死，被忽略掉了，绽放出一种生命的美，生活的美。我感受到了这一小段难得的欢乐，所以，我把它完整地保留在片子里。
　　我找人做了一段音乐，配这个画面，我跟做音乐的人说：就好像他们的妈妈，正在天上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玉米堆上欢快地玩耍。因为那个时候，雷妹已是弥留之际了。
　　其实，像地方政府的阻挠这种外在的困难好克服。拍片时，最难的最难的，是我内心的挣扎和煎熬。最震撼我的，倒还不是生死，而是拍雷妹躺在板车上那段。
　　在夏天，我拍雷妹喂儿子牛奶时，她让马占槽喊自己“妈妈”，但马占槽不会喊。到了中秋，马占槽会喊第一声“爸爸”时，雷妹已经不认识他最挂念的小儿子，躺在一架板车上快不行了。
　　这时的雷妹，已经不像个女人了，眼神迷离，脸上落满了苍蝇，她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呛人。
　　我一边拍，一边心里骂自己，拍这样一个经受着炼狱之痛，命搭阴阳两界的人，太残酷！我一个劲儿地说自己：不能拍了，不能再拍了！每个人的死，都应该死得有尊严，她的死，一点尊严都没有，非常可怜、非常可悲。拍这种没有尊严的死，是对她的亵渎，是对生命的冒犯，我不忍心再拍下去。
　　可我又想，现在进到村子里的记者，可能只有我一个，这样拍，虽然很残酷，但我会让世人看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妇，一个艾滋病病人是如何死去的；我的记录，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艾滋病对生命的扼杀，对生命尊严的摧残。我没把机器关掉，是因为我相信，我拍下来的残酷，一定会让看到片子的人，正视艾滋病对人类生命戕害的惨痛。
　　本来，我跟马深义讲好了，家里有什么事，给我打个电话，我好去拍。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雷妹的妈妈去世了。
　　雷妹的弟弟也是因艾滋病死的，但她妈一直没敢告诉雷妹，怕她在弟弟的葬礼上哭一场，会恶化她的病。没想到几个月后，雷妹的妈妈因为手术后伤口感染突然去世。雷妹回到娘家，在坟头上大哭一场，回来后再也没起来。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但马深义闷着，不跟我说，等我去了才知道这事。纪录片的遗憾就在这，不能补拍，更不能摆，必须很真实，过去了的事，就永远过去了。
　　从那晚起，马深义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连称呼都变了。以前他喊我老陈，那天晚上，他叫我老陈哥
　　雷妹死于农历霜降。
　　马深义又没给我打电话，是村里人告诉我的，人已经死一天了。我一听就急了，已经晚上六七点钟，我马上坐火车赶到驻马店，到时是凌晨。我想包辆出租车直接去村里，的士司机一听说我去文楼，吓得都不敢去，好不容易找着一个愿意去，但他把我丢到离村子老远的地方，非叫我下车。
　　留给我拍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天一亮，拉雷妹的人一来，我就得躲起来，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下了车，我硬着头皮往村里走。这一截路，是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因为心里害怕，觉得特别漫长。
　　大约是凌晨4时，四周很黑，但我却能看见地里突起的坟头。我知道，这些新坟里埋的，大多是些暴毙而亡的青壮年。影影绰绰地，我老觉得每个坟头上都坐着一个人，在望着我。
　　每次去村里，与人交往后，我觉得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每次从村里出来，我会长舒一口气：哎呀！我又新生了！一是害怕被抓，神经紧绷着。更主要的是，拍的东西让人心里太压抑。这一年，我去这个村子20多次，进进出出的，我感觉自己像是出入阴阳两界。
　　那天凌晨，我直接去了马深义家，一开门看见是我，他很意外。
　　尸体就摆在地上，雷妹静静地躺在杂乱的麦秆上。我们两个男人坐在她身边，吸烟。后来，马深义揭开雷妹脸上的被子，让我看。
　　第一眼看见雷妹，我就对马深义说：“雷妹变漂亮了！”我说的是真心话。自从我认识雷妹起，她一直被病痛折磨着，整天咳啊咳，愁眉哭脸，甚至歇斯底里，没个好样子。现在，她躺在那儿，脸一下放开了，痛苦消失了，死后的雷妹，样子平静安详。我又对马深义说：“原来，雷妹很好看啊！”马深义同意我的话，他蹲在雷妹头顶，看着她，说：“只是她的眼睛，老也合不上，我给她拨了几次，都不行。”
　　当时，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着，心想：她怎么可能合上眼呢？娘家，还留下一个老父亲；自已又撇下老公，3个没成年的孩子，俩小的又是那样，大的将来就是孤儿，她怎么可能合得上眼呢？
　　我想拍这样一个镜头：镜头从雷妹的脸摇到墙上，她活着时常常拜的山神之位。镜头离她的脸很近，再摇到墙上，也就一两米的距离。可是，我连摇了3遍都不成功，我的手在发抖，我的心太不平静，我对雷妹已经太熟悉了。
　　从那晚起，马深义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连称呼都变了。以前他喊我老陈，那天晚上，他叫我老陈哥，我俩说了很多话。
　　说这话时，马深义非常平静，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划了一道线：死亡期限
　　在这个家里，雷妹先走，是雷妹的福气。
　　其实，马深义受到的煎熬最大、最多。
　　第二天火化回来，马深义蹲在门边，开口说了很长一段话，他说这段话时的表情，是任何一个高明的演员也表演不出来的。
　　纪录片片断：
　　马深义靠在门框上，头顶的白帽还没摘，老半天，他才开口说话：“受罪呵！”
　　又停了半晌，才继续道：“看人死的过程真难受，我以前年纪小一点，别人死没见过，从我亲身经历，我看见我媳妇落气时，心里难受得很，看了难受。”
　　“落气那会儿，人真是最难受，嘴整个张着，光喘，出气多，回气少，不到一个小时就落了气。我喊她，她只睁眼看着我，一句话也没有。”
　　我觉得，那时候，他那种来日无多的恐惧已经压制不住，恐怕只有在现场的人，才能感受到雷妹死后的气氛，那种死亡的压迫，是非常可怕的。
　　他见证了雷妹的死亡过程：一个活蹦乱跳的好人，发病，慢慢枯萎，最后死去。他肯定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将来。他受到刺激，感到惊恐，受不了，他需要找人说，说出来才好受些。
　　待在马深义家的小院子里，看着他整天忙忙碌碌，即要照顾快要死的老婆，又要拉扯3个没成年的孩子，他自己也是个病毒携带者，不知哪天会发病。我不止一次地想：马深义是最有资格自杀的人。死了，就一了百了。马深义的本能比勇气更多，他把生存压力承担了起来，顽强地活着，他有太多牵挂，要照顾家人。他总说：“我就想，给孩子多弄俩钱。一旦我病发了，躺在那儿，怎么办？我老往那儿想。”
　　每次去，我都把时间标在台历上。我发现，每次去基本上都暗合了一个节气。雷妹，是死在霜降，草本植物的大限；而夏至到大暑，是天气最狂躁的一段时间，马深义的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因为雷妹躺在那儿，时时刻刻在刺激他，预示着他的未来。
　　在片子里，小儿子马占槽的脸蛋总是脏兮兮的，但他盯着镜头的眼睛却是亮晶晶的。他光着屁股在院子里四处爬，把一只大塑料盆举到嘴巴边，想把它当碗来喝水；他坐在地上啃一块馍，他的两只小手抓紧奶瓶急切地喝水；他坐在小板凳上，同样感染了HIV病毒的小姐姐喂他吃面条；他爬向平板车，小手抓住车轮，一用力，把自己拉起来，扶着车轮站稳了。他的黑眼睛往上望着，浑然不知车里躺着的，是他快要死去的母亲……虽然马占槽每天多次腹泻，但他还是学会了走路，一天天地长大。
　　纪录片片断：马占槽学走路。他扶着墙、扶着门，趔趔趄趄地走着。
　　“槽，过来！”马深义喊他，马占槽东摇西晃地走过来。“会走了，现在。”马占槽想去玩水，又去推他那辆叮当响的铁推车。
　　马深义一边望着儿子一边说：“就这个劲儿，一天到晚野，扶着哪都想去。”“过了年，二三月里，棉衣一脱，就会跑了。”
　　他抱住儿子，马占槽盯着镜头的眼珠，又黑又亮。
　　马深义道：“听人家说，携带这个病的小孩，只能活到4岁。”
　　说这话时，马深义非常平静，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划了一道线，死亡期限。我感觉，死，马深义肯定想过上万遍了，所以，他才能这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来。
　　我问马妞：“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她脱口而出“不怕！”
　　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一家，面对这样一个灭顶灾难，表现出了符合生命本真的一些东西，本能的一些反应，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最后坚持活下去的东西。死对马深义来说，是最大的解脱，但他没这么做。他还在教孩子走路，给孩子吃饭。活一天，就活好一天，他这样做了。等到了春节，他的家已经相当平和了。
　　纪录片片断：春节。
　　马深义从塑料袋里拿出小孩的新衣服。他问身边的马荣：“马荣，你知道啥叫过年吗？过年，吃肉，买花衣裳。你都不懂。”
　　马深义往马荣身上穿一件粉红褂子，马占槽走过来，摸马荣的衣服。马深义拿开他的小手，说：“你别摸她哩，你别摸她哩。”
　　马深义回头看了一眼也在穿衣服的马妞，说：“马妞，你的褂子小了。”
　　“我让你买大的，你也不买。”马妞埋怨道。
　　穿上新褂子的马荣，对着镜头表演节目，她唱道：“新年好呀，新年好呀……”她停下来，说：“光会唱新年好！”
　　马深义包好了饺子，然后往门上贴对子，但对联用的不是红纸，而是蓝纸。
　　“明年贴绿纸，后年就是红纸了。”
　　在片子结尾，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蛇年过去了，在这一年，马占槽学会了直立行走。”
　　为什么我要点这样一句呢？你看这孩子，在片子里有一个细节，他自己拣了一瓣大蒜吃，这是他第一次吃，辣得吡牙裂嘴。他会爬、会走，到处摸到处看。他知道墙是硬的，开水是烫的，他认识会越来越多。可是，当他刚刚对这个世界有迷迷糊糊认识时，病就来了，死亡就来了。
　　人活下去，是因为有希望。可对这个小生命来说，没有未来，这太不公平了！
　　第二句我说：“他的大姐马宁宁，也在这一年知道了什么是艾滋病，什么是生死离别。”我曾问过马妞，妈妈得的是什么病，她当时还一点儿都不知道。到最后，过春节时，我再问，她知道了。有一个细节对我冲击很大，就是现在片子的结尾。
　　马妞站在门边，怀里抱着弟弟，妹妹站在旁边，我问她：“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她脱口而出“不怕！”我接着又问：“为什么不怕”，她就不吭声了。她还太小，无法表达清楚，我猜想，也许她是出于亲情，觉得照顾弟弟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也许她现在对这个病，还知道得太少。
　　4岁的马荣，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她妈妈去世后，马荣每天晚上还问她爸：你到不到西头去？因为她妈去世前几天，每晚都住到村西头的免费诊所里，她爸去照料。她妈都已经死了，埋掉了，她还弄不清死就是永远离别，还以为妈妈躺在村西头的诊所里，但大女儿马妞知道了。
　　雷妹去世后，半夜我和马深义守着她，这时，马妞起来了，抱着弟弟。我看到她的眼神，她看着躺在地上的母亲时的那种眼神，充满了恐惧、害怕。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死，就是阴阳相隔，天各一方，再也不能见面的事情。
　　每次看到他们，感觉很辛酸。我希望这个片子能在国内播放，我想让很多生活比他们好的人，看看还有人是这样活着的。我最希望，有那么一个好心人，为以后可能成为“艾滋孤儿”的孩子，设立一个成长基金，让他们能够长大。
　　我一共拍了40多个小时，最后剪出80多分钟的片子。从拍到剪，我的心情都特别压抑难受，片子一剪完，我就放声大哭了一场。
　　如果让我用生命为代价拍一部这样的片子，换回一个奖牌的话，我肯定不会去做
　　片子是2002年10月出来的，我先交到“金鹰奖”评奖会，但进了第一轮后就被退了回来。
　　现在国内的一些纪录片，多是些伪民俗的东西，加一个环保或山区教育标签，从不触及真正的生活。还有一种就是翻故纸堆，用过去的老照片、老电影，再加一点貌似哲学思考的解说词，就成了再现历史的东西。我们的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通过网上报名，我参加了美国圣丹斯电影节，被选中。2003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国外有10来家电视台播了这个片子，包括美国的HBO和英国的BBC。今年5月，这个片子，获得了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PeabodyAward）。
　　得这个奖，我有些意外，它相当于广播电视界的普利策奖。这次获奖的纪录片，还有“60分钟”节目的主持人克劳夫特的片子，是关于公众质疑美国副总统切尼的。
　　颁奖仪式很隆重，主持仪式的是美国身价最高的女主持人。站在领奖台上，我说：“并不是我的片子做得有多好，而是这个家庭的命运感动了你们，我在这里代表影片中的这个家庭，感谢你们。希望这个奖项，成为这个家庭和类似处境的人们得到更多关怀和帮助的起点。”
　　在美国，一个女记者问我：你现在住的华尔道夫酒店，是来访的国家元首住的。你住这样的酒店，得这样的奖，又有这么多人找你签名，你会不会改变，不再去接近普通人？
　　我告诉她：我的改变，不是住到这样的酒店里改变的。在我与那个家庭的交往中，我已经改变。如果说以前我还有点名利心的话，拍完这部片子，我的那点名利心消失了。如果仅凭名利心，这个片子我早就拍不下去，早撂了。
　　这是部个人小制作的片子，片子拍得很粗糙，有的镜头甚至晃。它最终能不能公开播放当时不知道，更没想到会给我带来什么荣誉。如果让我用生命为代价拍一部这样的片子，换回一个奖牌的话，我肯定不会去做。是信念支撑着我拍下去，坚持下来的。
　　你问我，有没有人质疑我是在出卖别人的苦难？目前没有，因为片子在国内没公映。在美国，这次获奖的还有著名战地记者詹姆斯·奈崔，他曾拍过卢旺达大屠杀、印尼骚乱等片子。我俩在一起时，讨论过这个话题。
　　他对我说，以后，你可能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他是这样自我解脱的：如果我们不去拍，这些人就会默默无闻地死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人会知道他们、帮助他们。我们把它报道出来，假如人类再遇到类似灾难时，不至于束手无策……
　　在国外，每次放完片子，观众和记者问我最多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才会更好地帮助这个家庭。记得有一个观众跑上来抓住我的胳膊问：我给你开张支票，你给他们带回去。我说，支票他们兑不了。他马上又跑出去，在取款机上提了300美元，一定让我捎给马深义家。
　　看到别人在苦难中，作为同类、同种动物，人会本能地想去救他们，不管他是哪国人。我想，好的纪录片让人看了，会有切身感受，会动善心、善念，会自我反省。有人问我，拍纪录片的人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我说，第一就是要有善心，否则，首先影响的，就是你对选题的判断。
　　片子的社会影响，超过我的想像。
　　有人在网上留言说：观看过程中，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禁不住泪流满面。可以说，这辈子从未有过任何一部艺术作品，能如此深深地感染和震撼我的内心到如此地步！
　　发明“鸡尾酒疗法”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也看了我的片子。他说看了那么多关于河南艾滋病的报告和资料，但这部片子，让他震惊。
　　香港有家基金会，专帮艾滋病人，他们想用我的片子做宣传片，为中国的艾滋病人筹款，问我同不同意。我怎么会不同意呢？
　　别人说我，片子拍到这个份上，应该继续拍下去。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三五年内，小姑娘马妞会把她的亲人一个个送入黄土。如果这部片子的总片出来，一定会更有震撼力。我这辈子，只拍一部这样的片子也就够了。但是，我说服不了自己，再继续拍下去。
　　我拍这部片子，是帮了他们家，也为艾滋病人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在根本上，还是没有改变马深义一家的命运。就好像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水火中挣扎，却不能把他们救出来，心里很难受。经历了一年这种生死离别之痛，现在让我回头，再重新体验这种痛苦，我受不了！
　　前不久，吴仪副总理去了马深义他们村，政府现在免费提供鸡尾酒疗法的药，马深义也在接受治疗。但吃这个药副作用大，胃难受，他吃吃又不吃了。中国，解决艾滋病问题还得靠政府，政策上的一点点改善，受益的是整个艾滋病人群。活着，就让他们活得有滋有味；死，也要死得有尊严些。
　　我现在去马深义家，不带机器，纯粹是看望，或把一些捐款拿给他。今年春节我去了，待了两天。马占槽还很健康，到处跑，我给他买了两把小手枪，他整天挎着，到处比划。但马荣的病出来了。她去年开始上学，很爱学习，拼音写得特别好，马深义拿给我看。她的小腿很细，老喊腿痛，不吃东西。最近我听说，她上学要走10分钟的路，现在已经走不了了。在心里，我早已把她当女儿看，让我再去面对她的死亡过程，我做不到。
　　可以肯定，发病的先是马荣，接下来是马占槽，然后就是马深义。艾滋病的各种并发症，会一直折磨着他们到生命的尽头。让我一个个面对，我宁愿放弃这部完整的片子。
　　如果我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把这部片子拍完，它对社会的警示是惊世的，这种机会对一个拍片的人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我不愿再去做，就是有人拿枪逼着我的头，我也不愿意再去经历了。
　　6月1日，我刚接到一个传真，美国一家多媒体公司要出我片子的DVD。我告诉他们，此项委托发生的所有收益，全部用于帮助艾滋病人，我一分钱也不要。这样做，不是我学雷锋学来的，确实是拍这部片子改变了我。这么做，也会让我心里好过些。
　　现在，三更半夜，马深义会突然给我打电话：老陈哥，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我心里不得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