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的历史主义

　　《末代皇帝》的历史主义
　　崔子恩
　　溥仪已成为历史。任何历史都无法重演，无论通过什么形式。艺术并不万能。贝尔托卢奇聪明地认识到：“溥仪象征着一种观念，即通过教育，一个人能得到彻底改变。”艺术家不是把中国的末代皇帝看成“往事”，而是把他当作一张具有特殊而永恒性质的人类证券。由他，人类可以自由出入于历史之门，亦可以自由进入未来。
　　在溥仪的一生中，有多个“母亲”和“父亲”左右着他去扮演不同的“孩子”角色。慈禧将他托上皇帝的宝座，赋予他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时也结束了他自由嬉戏的童年。这是他的第一个“母亲”，将他捧到天上，从此“总是浮于事物的表面”，随波逐流。他的生母只是生命中的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几乎一闪即逝，乳母取代了生母的位置，在阴冷的皇宫中以一个普通女性独有的宽厚、温暖、柔情，慰籍着溥仪孤冷的心灵。乳母被偷偷赶出皇宫的那场戏，意味深长：溥仪被迫“断乳”，被迫开始成人的生活。就像他离开生母成为皇帝一样，乳母的消失加强了他处于内心紧张状态的性格。婉容与溥仪新婚的那场戏，婉容在少年溥仪的脸上印满唇红，这令人们想起《月亮》中卡塔琳娜在化妆间里吻乔的细节。婉容是溥仪生命中获得的最后一抹“母性”光线。在溥仪与婉容的关系上，贝尔托卢奇再次轻轻触碰了一下“乱伦”的禁区。婉容将男孩儿溥仪变成了男人溥仪，自己却像《随波逐流的人》中的安娜一样，自由自在，既是皇后，又可以爱上自己的汽车司机，可以与川岛芳子同性相恋。溥仪生父醇亲王的一跪，决定了溥仪皇权思想的诞生，和他为这权力不惜放弃自由的潜在决心。这阴影，一直笼罩着他，直至作为战俘在监狱中遇到他的第四位“父亲”：监狱长。英国教师庄士敦为溥仪戴上了眼镜，这“不仅仅是本义上的眼镜，他打开了博仪的眼界”。庄士敦让他读狄更斯的著作和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1832一1898）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后者成为溥仪最爱读的书。庄士敦还教会他骑自行车，帮助他有朝一日走出皇宫小世界，能够自行其路。贝尔托卢奇说：“仔细想想，溥仪就是艾丽丝，庄士敦也是……”日本人吉冈使溥仪重获皇权，然而却让他处于自己的统治下。监狱长把溥仪从“龙”的状态中惊醒，引导他走上“人”的道路。然而，这最后一个“父亲”却被历史歪曲为“皇帝的走狗”。溥仪拥有又失去这么多“母亲”和“父亲”才终于获得了自由，终于成了“人”。
　　“这座于1300年修建的空旷荒凉的舞台一直在等待着一架摄影机……中国进入了紫禁城，进入了影片，这是通过那些群众演员的面孔，通过他们的气味，和他们的身影。”（贝尔托卢奇）影片中的大场面，无论是溥仪的加冕盛典还是“文化大革命”的街头游行，都取得了极富内涵而又震憾人心的艺术效果。整部影片的史诗风度，很符合溥仪一生戏剧性的变化。中国社会充满自相矛盾和冲突的历史，溥仪不断更改生活角色的个人历史，本身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型情节剧。
　　影片结尾，溥仪回到皇宫，从宝座下取出童年玩过的蝈蝈笼：蝈蝈仍被囚于笼中。那是过去溥仪的化身。紫禁城是一片巨大的阴影，一块广大的禁区。它是人类生活的缩影：人类是个人的牢笼。蝈蝈笼又是紫禁城的缩写。
　　如果把紫禁城看成走向自由的最初阶段（戴上眼镜和骑上自行车），那么战犯看管所则可看作以新的禁区的形式向旧禁区提出的“反省”，也即是通往自由的最后一道关口。在这里，做过清朝末代皇帝和伪满洲国末代皇帝（也是初代皇帝）的溥仪，戴着眼镜进入了新的时代。他开始看到、经历到、学习到一种全新的生活。一位在当皇帝时还住在湖南湘潭的人物成为新生活的领袖。溥仪被他的后代从皇帝的角色中惊醒。他成了普通人，一个普通的战犯。看管所，是溥仪读到的另一本《艾丽丝漫游奇境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