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恩：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没有他的踪影

　　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没有他的踪影
　　崔子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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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余年前就想写一部书，专门讨论一部影片——法斯宾德的《雾港水手》（亦译《水手奎莱尔》）。我以为，可以凭藉剖析它来捋遍法斯宾德、德国甚至欧洲的灵魂，可以挖掘出他和它们的髓华和体精。时光畅流，我已放弃那样的准备。法斯宾德已经因为我的步伐而渐行渐远：他向他的疆界，而我向我的疆界。余留的，是我对他的热忱，他对我的无知；无法逾越，前辈与后辈，永恒与现时。
　　VCD、DVD史前的法斯宾德，只有一次“全体”来到中国的机会：法斯宾德电影回顾展。我从头至尾参加了那个电影展的每一个环节，至今对中国电影资料馆心存感激。如今，我买下全套的法斯宾德电影的DVD版，已经不能把它们放进影碟机；他究竟属于怎样的电影时代，他是否已经超越了任何时间和媒材的拘束？
　　也许，更适合他的地方，是一些书本、一些文字，一些推想和传奇？也许，我的遗忘和臆测，更能贴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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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间，我有机会两次去到德国，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流连，见识各色各样的广场风格和广场风光，就是没有想起过他那部超长影片《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识别柏林的标志，对我来说就是这片广场，法斯宾德的摄影机长久驻足与流视过的地方。
　　有四个亚裔少年，曾在那里向我索要零碎的马克，去买香烟。有一个阔大的餐厅，在晚餐之间与之后，请来各路歌手与乐手，大奏东欧风格的音乐，任凭食客和非食客到台场上乱舞曼舞；我就是那种不吃饭只乱舞的人。那座永恒的世纪钟下，去年的空白，今年已被一群流浪者圈成一所宿地，他们用明亮的眼睛看我，尽管他们永远也看不透我身体内的中文思想。
　　这里充满戏剧性。它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平铺直叙的戏剧性相比，缺乏残酷，缺乏深度。
　　我在这里，从来没有想起过法斯宾德，从来没有想起过他拍的这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不仅是在这片广场、在整个柏林、在整个德国，我都没有想起过法斯宾德，也没有听任何人向我提起他。包括在全球最盛大的柏林电影节上，包括在柏林影展的同性恋电影奖TEDDY的所有活动中。
　　看来，法斯宾德真的已经远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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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21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上，加州艺术学院教授、重要的国际影评人Berenice约我做一场长时间谈话。她认为我导演的《旧约》和《丑角登场》与法斯宾德有血脉上的关连。我很吃惊，法斯宾德属于辉煌的电影胶片时代，而我的拍摄始于初兴的DV世代。且不去分代的话，我也自认自己不属于让人叹为观止的影像作者。我喜欢DV的粗糙和坚硬、灵活和低廉，我倾心于它的个人和小群体，而不是大工业，大群落。
　　我这样讲，没有丝毫否认法斯宾德和伟大的电影胶片时代的意思。他和它们，不仅已经被肯定，而且已经牢牢地被经典化了。由于人类储存记忆的能力有限，历史的台前幕后，总是蜂拥着筛选和试图经典某些人和事的人们。中国叫它伯乐，佛语说是慧眼。如同耶稣生于棚屋却被供奉于殿堂，DV和DV摄制的作品也正在从草莽进入圣殿。法斯宾德的人生和创作，也曾有过同样的履历：从卖身少年到电影大师，从没没无闻到举世闻名，从受尽屈辱到阅尽繁华。尽管，他从未把盛名之后的遭逢看成一回事。那是人世的惯性，想要也无需争取。
　　很多人拍电影，甚至拍DV，是为了有朝一日成为“电影大师”或者“XX皇帝”。我对此嗤之以鼻。如果电影或者DV不是创作者的一种朴素而日常的生活方式，仅仅是向世界巧取豪夺的手段，那么电影中一切真诚感人的品质就是空穴来风。
　　如果还要推崇所谓“大师风范”的话，我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大师风范”就是大师其实不为虚荣所动。他们看重的是灵感和真实。
　　通读《法斯宾德的世界》和《我需要的一点现实》两本专门的法斯宾德读物，这一认识更显突出。对于我的电影同行，DV同志，大师的力量应该来自创作，而不是结果，是作品的人间内容，而不是生前死后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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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斯宾德的深度、魅力、复杂性、混乱程度，他的性取向、习惯抚摸自己的行为，他对德国的认识，不是我这篇文字所能承载的。要想细致而深入地贴近他，还是得写一本书，至少也是要像英国人罗纳德这样。然而，拍DV比法斯宾德更具魅感。我能做的，是想读别人写的开发关于法斯宾德的书，想拍自己无止无境的DV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