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获得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

　　[这个贴子最后由虚构在 2004/10/04 07:27pm 第 1 次编辑]
　　
　　10月2日晚间，国际文学杂志社主办的第二届“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在德国首都柏林揭晓。由安徽省作家陈贵棣、吴春桃夫妇创作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一举夺冠，获得了2004年“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第一名。奖金5万欧元。
　　10月2日晚间，国际文学杂志社主办的第二届“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在德国首都柏林揭晓。由安徽省作家陈贵棣、吴春桃夫妇创作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一举夺冠，获得了2004年“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第一名。奖金5万欧元。
　　“尤利西斯”奖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际性报告文学大奖。最后进入决赛的共有七部作品。“尤利西斯”奖评选委员会代表希尔顿女士在颁奖仪式上表示，其他六部作品的作者都来自于人们普遍拥有真实写作权和思想权的自由国家，而“在一个人们并不是理所当然地享有真实记录事实的权利的国家里，作家需要超群的勇气把自己所看到的现实真实地记录下来”。而《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正是体现了其作者“令人敬佩的勇气，讲述了一个其他人没有讲的，震撼人心的故事”。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是陈贵棣、吴春桃夫妇历时三年，走访了安徽省50多个乡镇；采访了上前名农民后撰写的一部记载安徽农村现实生活的报告文学。书中反应了改革开放20年后很多农村依旧存在的贫困、农村基层权利异化的问题以及农民的无奈。此书出版后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但出版发行后不久，即遭到查禁。
　　推荐此书参赛的是著名旅英诗人杨链。杨链在介绍他向评委会推荐此书的原因时说：“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切中要害的作品。首先它关心的是九亿农民的生活。这本书把九亿这样一个抽象的数字具体化了。这本书的作者体现了作家所必需有的某种人道关怀，某种对人、对社会、对文化的责任感”。杨链认为“全世界艺术文学奖多如牛毛，可是这个充满了问题的动荡的世界更需要直接对现实发言的作品或思考。而这个尤利西斯奖正是为这样的作品而设立的”。
　　当中国庞大的人口所带来的庞大市场吸引著投资商们全部注意力的时候，中国九亿农民的生活仿佛已经被世界遗忘。而陈贵棣、吴春桃夫妇不仅仅是通过《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将乡镇农民不堪重负的生活困境以文学的形式推到了读者的面前，更是在书中点及了上百名地方官员的名字，揭示了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无法无天的黑帮作风。作者以难能可贵的勇气和坦诚，跨入了无数个“禁区”，从而也招来了安徽省阜阳市地方官员的报复。
　　《中国农民调查》书中所描写的中国的三农问题不仅仅是农民经济生活的问题，而是直接体现了中国体制性腐败和暴力邪恶泛滥的现实，为庞大的中国政体瘫痪敲响了警钟。
　　陈贵棣、吴春桃夫妇居住在安徽省合肥市。目前正在写下一本有关农民利用法律维权的作品。本报记者田雨在陈贵棣、吴春桃夫妇赴德国领奖之际，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记者：非常高兴能够在柏林见到您。您们这次来德国参加“尤里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的颁奖活动，一切还顺利吗？
　　吴春桃：这次非常顺利，出乎我们的意料。
　　记者：《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中涉及了上百个中下层官员。其中阜阳市的政协副主席张西德告你们“名誉侵权”。请问这个案子现在进行的情况如何？
　　陈贵棣：这个案子一开始就不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程序进行的。按照法律来讲，法院不应该受理这个案件。原来的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告我们“名誉侵权”，这应该是属于民法管理的范畴。而张西德原来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从事的不是民事活动。他从事的是党务和政务活动。而我们作家有文学创作的自由。特别是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各级政府及工作人员，我的理解是包括中央政府在内，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从这点上讲，这里不存在名誉权的问题。
　　记者：这个案子8月24号在阜阳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判决？
　　吴春桃：到现在还没有，我们还在等待判决的结果。
　　记者：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呢？
　　吴春桃：我想这个案子不好判。
　　陈贵棣：在这之前，阜阳中级人民法院违背程序的事情太多了。首先是就是凭一本“当代”杂志就能立案。双方交换证据的时候，对方也没有给我们任何证据。我们对管辖权提出了异议。我们觉得这个案件不适合由阜阳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张西德现在是阜阳市的政协副主席，那就是五大班子的成员。阜阳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再有就是张西德的儿子张辉就在阜阳中级人民法院当法官。特别是我们书中写的是“白庙”事件。当时群众反应负担太重，到各级上访。县里不给解决，于是就上访到北京。以后就发生了镇压群众的事情。而“白庙”事件与阜阳市的政法委组织了执法单位去定性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就是说，这个案子如果要受理的话，这里面的是是非非与阜阳市的很多部门都是有瓜葛的。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对判决的结果是否报有希望？
　　吴春桃：我们现在还是抱了50%的希望。最后开庭的时候，阜阳法院表现得还算是公正。一些媒体，甚至西方记者也被允许旁听。给人的印象是希望做的公平。听阜阳政界的一些人讲，开庭后阜阳舆论非常大。普遍认为张西德这次的官司是打得太惨了。输得太惨了。而且张西德开庭以后好几天不敢出门。这也是民心所向，我们也感到很高兴。
　　记者：你们认为张西德背后是否有人支持？
　　吴春桃：有。如果没有高层的支持，他不会这样。他当时非常自信，开庭前一天他对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讲，这个官司不管打到中国的任何地方他都是必赢的。他这样做也是由他这个人的性格决定的。这个人平时说话不太注意。
　　陈贵棣：开庭后我们的证人证词使他感到意外。这次开庭让他非常难堪，他成了被告。 在“白庙”事件发生的前后，他作为一个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坐的是奔驰500型的轿车。
　　记者：《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揭示了农民的境遇。这两年农民的情况有无变化？
　　陈贵棣：实事求是的说，解决农民过重负担的这一部分变化还是比较大。一方面中央的改革力度比较大，另一方面，减掉了农业特产税。两会时宣布今年开始减掉一个百分点，五年解决。而我们知道，安徽在内的十个省减了接近三个百分点。而且，拿出黑龙江和吉林两个省做免税实验试点。
　　还有一个现象体现出来农民的负担是轻一些了。很多沿海地区的经济依靠民工。但是，深圳和东莞这些地区前一段出现了“农工荒”。一个原因是这些地方没有随著经济的发展提高民工的收入，再加上农民种田的负担轻了。于是，很多农民又回到了农村。现在关键是看农民种田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实惠。刚才我们谈到粮食涨价了。但是据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农产品涨价带来的好处没有落到农民的口袋里，而是落在了中间部门的手里。再有就是化肥等支农产品也在涨价。现在要解决的是能不能把支农产品的涨价速度限制在农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和把粮食涨价后的利润让出一部分，让农民种田真正得到一些实惠。据我们了解，中央政府注意到这些情况，也相应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关键在于落实。
　　记者：那么既然是取消了以前常见的修路费、建校费等费用。一些地方又在免税，乡镇公共建设的费用现在由谁来出呢？
　　陈贵棣：这也是一个新的矛盾。但是农民的负担的确是缓解了。其实，现在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不是负担，而是土地问题。
　　记者：中国的农民现在有没有真正的脱离贫困？
　　陈贵棣：总体来说农村的温饱问题是解决了。就像我们书中写的。农村贫困到和改革开放以前一样，甚至不如从前的还是有，但是非常有限。主要问题在于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别太大。我们了解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出去打工的人少的地方和村镇领导班子不好的地方还是很贫困。我们原来认为我们书中反应的贫困、农村基层权利的异化问题，农民的无奈在中西部出现的多一些。这次我们收到的读者来信出乎我们意外，沿海发达地区有相似问题的地区还相当多。比如：浙江、甚至包括温州，还有广州的一些山区和我们中西部的贫困程度也差不多。
　　记者：您对目前农村改革政策的看法如何？
　　陈贵棣：我们对今年的一号文件很满意。感到缺憾的一点，就是没有对乡镇基层机构进行改革。当然不是说该就能改的，里面有很多历史问题。有一个解决这些人去向的问题。解决不好会给农村工作带来很多麻烦。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我们理解是不是政府减免了苛捐杂税，逼著基层改革。但是怎么改革，我们还在等待著。不改肯定会有反弹。
　　记者：你曾经说中国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和基层组织改革的问题。
　　陈贵棣：问题很多，主要矛盾是这两个。为什么土地问题这么尖锐，是因为各级政府都是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资源，最后的晚餐来对待，因为他手里没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利用。而我们政府的法律、法规和各级政府的一些规定，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都不太明确。以致可以让政府为随意占用农田找到一些藉口。比如我的家乡──安徽省怀源县陈营村。当地政府从浙江引进了一个水泥厂，占用了农民的土地。政府说是农场的地。据我们了解农场和政府拿不出任何证据说，这块地是政府的地。当地农民从改革开放就在这块地上种田，已经两代人了。历史上这块地就是这个村的农民的。按照国家规定，农民种地20年以上，这块地就归农民本人使用了。但是，占地也没有任何协议给予补偿。就这样就把推土机开去了。强行帮助开发商施工。谁去强制执行呢？是我们的政府。出动了很多无关的城建部门，甚至计划生育部门的人。农民忍无可忍，又没办法阻挡，就用自己的方式，把大粪往推土机上泼。结果六个人被抓，三个被关、被告。法院还受理了，说是阻碍公务。什么公务呢？连土地证都没有。 就在法院开庭以后，县委竟然能写了一份报告给市委，明确的说农民的罪状是侵占土地。谁侵占呢？是政府还是农民？不是明显的事实吗？而且法院判案时，并没有这项罪名。而县委有什么权利在法院已经宣判的情况下，给农民定罪呢。我认为这都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记者：刚刚结束不久的四中全会上，主要提出了政府“执政能力”的问题。即使中央现在有一套改革的策略，基层有没有足够的秉公“执政者”？
　　陈贵棣：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所说的。这些农民明明是无罪的。他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利。我认为他们的抗争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方法是错的。但是他们一错再错，而且他们一定要给这些农民定罪，我认为太过分了。但是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市委书记在支持这件事情，而且明确地讲法院必须做有罪判决。我感到非常的悲哀。我们的农民现在面临的环境非常的险恶。他们身上的负担有的不是经济上的负担，是法律环境的负担，政治待遇上的负担，他们甚至随时面临著失去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问题。农村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负担和乡镇基层改组的问题。农村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必须综合改革。任何单面突进的改革都不能解决问题。五十年以来的新旧矛盾盘根错节。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必须强调的是重视只是在报告上，或口头上。这一届政府拿出了一些实际行动，我认为还需要加大力度。
　　记者：本届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措施，那么各层的实施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陈贵棣：嗯……，这就面临著落实问题。我们书中引述了一个老百姓的民谣，有些干部不爱听。就是“城护乡，乡护县，一直护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落实问题。
　　记者：您曾经说，文革以后中国人做的最彻底的一件事就是对农民问题的遗忘？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陈贵棣：农村改革取得好的进展的时候，的确出现过买粮难。农村出现了很多万元户。这都是事实。所以很多理论工作者，包括决策的干部就认为农村问题解决了。就要搞城市改革。从美好的愿望来讲，农村和城市改革如果能齐头并进应该是可以互补的。但是却忽视了一点，任何改革都是需要成本的。城市改革的成本从哪里来？从农村来。当我们的改革转移到城市的时候，农民无形中就在付出代价。我们的书说的其实就是一句话，那就是中国的三农问题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
　　记者：您们的书中有一个章节，叫做“漫漫上访路”。四中全会期间各地到北京截访的非常之多。有西方媒体报导说，四中全会前北京至少36,000人被抓。现在弱势群体面临著有怨无处诉的问题，您认为出路在何处？
　　陈贵棣：四中全会提出的是解决执政能力的问题。不解决这一点，光上访是没有用的。出了问题总得有人解决问题。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依法治国，如果真能依法治国，农民就不需要上访了。我认为我们不是没有政策，而是无法落实执行的问题。
　　记者：这本书出来之后，很多读者称你们是良知作家。农民的遭遇问题不是昨天才出现的问题，为什么敢于涉及敏感人物和话题的作家不是很多。怎么解释中国知识精英的沉睡状态？
　　陈贵棣：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缺钙现象”应该引起注意了。从某方面来讲，我们国家培养了这么多专家。本来中国农民调查这个作品不应该由我们这些作家来完成的。它应该是由农业学家、经济学家或者是社会学家来完成的。哪怕是统计学专家能够秉公讲这些，都犯不上我们作家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身无分文，心有天下”的气魄。
　　记者：《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出来后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大家都很关心你们现在处境。
　　吴春桃：自从我们的书被停印以后。中国大陆的媒体是不能再报导我们了。还是有些压力吧。
　　陈贵棣：我这个年龄没有白发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是这半年……，要说没有压力是讲谎话。我最想不通的是，我从报界的朋友那里得到消息，我们的名字都不能出现在安徽的媒体上。我感到非常的悲哀。我可以坦率地讲，我和我爱人比安徽的很多干部都更爱这个国家。他们爱这个国家吗？在中央禁止前，我们的名字和作品就已经不能出现在安徽的媒体上了。他们认为我们损害了安徽的形象。损害安徽形象的是这些干部。作家只是纪录事实。这些事实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些干部是有责任的。怎么能转嫁到作家的头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