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著，莱格尼里出版公司（Regnery Publishing）2003年10月出版，精装本256页，定价27.95美元。 中国功利性的经济变革进行至今，日益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建构一套新的观念或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以及与之相应的话语系统。这个问题随着风起云涌的2003的结束而愈加紧迫。可以注意到的是，面对2003年的悲和喜，中国无论是官方抑或是民间都有所举动，前者在艰难地寻求着理论突破；后者中的活跃者，有的坚守其移植西方自由主义的立场，有的提出复兴中华文化或儒家思想，有的则表示要保守自己也言说不清的“传统”…… 观念或理论的论争固可逞一时之风云际会，但立足现实，考察其间被无意忽视或有意封藏的“潜流”无疑更具实质意义。艾克曼的《耶稣在北京》即是出于这样的努力的结果，或许它可以为关注中国问题的人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艾克曼是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作为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也是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凭借他20余年的记者经历，在实地访问基础上推出的《耶稣在北京》一书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James Lilley）认为“艾克曼的这本书，对基督教在中国发生的根源、发展远景的展望，具有相当有信服力”。 艾克曼认为，虽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并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非常之惊人：目前已有7千万新教徒，1,200百万天主教徒，总人数超过共产党党员（大陆的公众尤其会觉得惊讶）。他在书中写道，中国的基督徒非常广泛，上海的学者，温州的商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很有可能是基督徒。 艾克曼认为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尤其是精英阶层中，取得蓬勃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西方接受基督教的中国留学人员归国后对其周围的人产生影响。二是中国许多开明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不会陷入衰亡或兴衰轮回，而是能不断修正自身，长期在全球占据优势地位，这与它的伦理和信仰有关。基督教不象佛教和儒教那样总是宣扬历史轮回和宿命论，它冀望未来，坚持历史是朝着一个终极目标前进的。三是基督教艺术能为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虚无主义提供出路，这对中国艺术家也非常有吸引力。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将产生那些影响？艾克曼认为，虽然中国的亲民主人士大多是世俗的，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到西方后接受了基督教，并将信仰融入到政治理念中，从而深刻了原来的民主诉求。另外，他认为，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均支持民主变革，其中大多数还坚信基督徒的增多将是中国实现非暴力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之一。他预测，在今后30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之一。他认为，中国这条“龙”将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 至于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将对全球政治格局的影响，艾克曼认为，中国的基督徒比较亲美，倾向于支持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对以色列政策；他们非常羡慕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对其社会和文化缺陷则不太理会。一个基督教的中国，将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而且会在世界上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而一个非基督教的中国，一旦强大之后将对世界表现出危险和不确定的一面。此外，中国的基督徒也有亲以色列倾向。艾克曼认为，如果将来基督徒进入外交部、战略思想库甚至政府高层，那将会改变其中国目前的中东政策，并可能向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派出传教士，向那里传播福音。 艾克曼在书中举古罗马帝国和韩国为例，分析基督教在中国未来几年内的发展前景。基督教在公元200-300年的罗马帝国的情况与在目前的中国相似：基督教当时很繁荣但教徒常常受到国家镇压，但到了三世纪末，即康斯坦丁（Constantine）颁布宗教宽容令前夕，罗马的文化和哲学面临倾覆和转型的关头，那些知名的知识界人士纷纷接受基督教。韩国的道路也可作为分析中国前景的极好范例。虽然韩国只有三分之一人口是基督徒，但占据了社会和政府的许多要职，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是非常基督教化（Christianized）的。在韩国成功从独裁转向民主的过程中，基督教会的自我组织经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艾克曼非常期望被一些西方人视为与现代生活中日益无关的基督教能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好的作用。他表示，中国的基督徒希望乘当局主办奥运会从而可能大幅改善宗教生活环境的时机，能有机会在2007年公开举办首位西方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中国传教20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基督教在中国真的能象艾克曼描述的那样乐观吗？中国基督徒入教的目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信仰？他们真正理解、信仰基督吗？基督教能与中国固有精神和文化和谐地并存甚至融合吗？它能够促成一个成功的、和平的现代中国吗？……所有这些都存有疑问。目前的种种现状都显示，中国正处于一个缺乏方向感的焦灼和迷茫时刻，旧的意识形态渐趋衰微，传统也早已消解或混乱，她迫切需要一个精神层面的新路线图。但新精神路线图的建构不能只在空泛之上高屋建瓴，它需要时刻体察现实的种种细微变化。功利性经济变革附带但却是自发带动社会风尚和观念的革新证明，它并不是盲目而是有潜在轨迹的。正是在这一点上， 虽然在具体问题的阐述上可能存在争议，但是《耶稣在北京》一书可以给予我们颇有价值的启迪。 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2004年第1期，2004/1/7
――介绍新书《耶稣在北京》
《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著，莱格尼里出版公司（Regnery Publishing）2003年10月出版，精装本256页，定价27.95美元。
中国功利性的经济变革进行至今，日益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建构一套新的观念或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以及与之相应的话语系统。这个问题随着风起云涌的2003的结束而愈加紧迫。可以注意到的是，面对2003年的悲和喜，中国无论是官方抑或是民间都有所举动，前者在艰难地寻求着理论突破；后者中的活跃者，有的坚守其移植西方自由主义的立场，有的提出复兴中华文化或儒家思想，有的则表示要保守自己也言说不清的“传统”……
观念或理论的论争固可逞一时之风云际会，但立足现实，考察其间被无意忽视或有意封藏的“潜流”无疑更具实质意义。艾克曼的《耶稣在北京》即是出于这样的努力的结果，或许它可以为关注中国问题的人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艾克曼是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作为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也是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凭借他20余年的记者经历，在实地访问基础上推出的《耶稣在北京》一书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James Lilley）认为“艾克曼的这本书，对基督教在中国发生的根源、发展远景的展望，具有相当有信服力”。
艾克曼认为，虽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并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非常之惊人：目前已有7千万新教徒，1,200百万天主教徒，总人数超过共产党党员（大陆的公众尤其会觉得惊讶）。他在书中写道，中国的基督徒非常广泛，上海的学者，温州的商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很有可能是基督徒。
艾克曼认为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尤其是精英阶层中，取得蓬勃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西方接受基督教的中国留学人员归国后对其周围的人产生影响。二是中国许多开明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不会陷入衰亡或兴衰轮回，而是能不断修正自身，长期在全球占据优势地位，这与它的伦理和信仰有关。基督教不象佛教和儒教那样总是宣扬历史轮回和宿命论，它冀望未来，坚持历史是朝着一个终极目标前进的。三是基督教艺术能为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虚无主义提供出路，这对中国艺术家也非常有吸引力。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将产生那些影响？艾克曼认为，虽然中国的亲民主人士大多是世俗的，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到西方后接受了基督教，并将信仰融入到政治理念中，从而深刻了原来的民主诉求。另外，他认为，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均支持民主变革，其中大多数还坚信基督徒的增多将是中国实现非暴力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之一。他预测，在今后30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之一。他认为，中国这条“龙”将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
至于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将对全球政治格局的影响，艾克曼认为，中国的基督徒比较亲美，倾向于支持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对以色列政策；他们非常羡慕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对其社会和文化缺陷则不太理会。一个基督教的中国，将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而且会在世界上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而一个非基督教的中国，一旦强大之后将对世界表现出危险和不确定的一面。此外，中国的基督徒也有亲以色列倾向。艾克曼认为，如果将来基督徒进入外交部、战略思想库甚至政府高层，那将会改变其中国目前的中东政策，并可能向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派出传教士，向那里传播福音。
艾克曼在书中举古罗马帝国和韩国为例，分析基督教在中国未来几年内的发展前景。基督教在公元200-300年的罗马帝国的情况与在目前的中国相似：基督教当时很繁荣但教徒常常受到国家镇压，但到了三世纪末，即康斯坦丁（Constantine）颁布宗教宽容令前夕，罗马的文化和哲学面临倾覆和转型的关头，那些知名的知识界人士纷纷接受基督教。韩国的道路也可作为分析中国前景的极好范例。虽然韩国只有三分之一人口是基督徒，但占据了社会和政府的许多要职，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是非常基督教化（Christianized）的。在韩国成功从独裁转向民主的过程中，基督教会的自我组织经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艾克曼非常期望被一些西方人视为与现代生活中日益无关的基督教能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好的作用。他表示，中国的基督徒希望乘当局主办奥运会从而可能大幅改善宗教生活环境的时机，能有机会在2007年公开举办首位西方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中国传教20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基督教在中国真的能象艾克曼描述的那样乐观吗？中国基督徒入教的目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信仰？他们真正理解、信仰基督吗？基督教能与中国固有精神和文化和谐地并存甚至融合吗？它能够促成一个成功的、和平的现代中国吗？……所有这些都存有疑问。目前的种种现状都显示，中国正处于一个缺乏方向感的焦灼和迷茫时刻，旧的意识形态渐趋衰微，传统也早已消解或混乱，她迫切需要一个精神层面的新路线图。但新精神路线图的建构不能只在空泛之上高屋建瓴，它需要时刻体察现实的种种细微变化。功利性经济变革附带但却是自发带动社会风尚和观念的革新证明，它并不是盲目而是有潜在轨迹的。正是在这一点上， 虽然在具体问题的阐述上可能存在争议，但是《耶稣在北京》一书可以给予我们颇有价值的启迪。
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2004年第1期，20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