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与贾樟柯

　　《站台》与贾樟柯
　　苏七七
　　五点钟的时候我到礼堂去，占了个第一排的位子。
　　今天晚上放映《站台》，且贾樟柯会来。
　　《站台》书写的是历史，历史中的人。从80年到90年。再隔了十年回头去看，贾樟柯有了一段让自己平静的距离——他用的，几乎全是中景与全景，没有特写。在这个距离外观照，人物的面目不再有细节的记忆，而悲欢不再如当日般在身心的表面煎熬，它们沉淀到时间的潜流里去，留下的，是一个会意的笑，一个沉默的动容。
　　这个影片的情绪，化成了一个标志式的影像。三个年轻人坐在一辆自行车上，前面的人展开手臂，后面的崔明亮，向着观众坐在后座上，他斜侧着头，有一种茫然而又隐忍的表情。他们在汾阳灰暗的街道上如此飞翔。
　　这些年轻人，在80到90年间，经历了他们的20到30岁。他们都太普通，可是这不妨碍他们也有梦想，虽然这些梦想，只能是服从于流行文化带给他们的高度。他们在贫瘠的家乡粗劣地仿制“现代”，当然也只能是一些被移植在前现代场景中显得可笑的符号。崔明亮的喇叭裤，张军的长发，钟萍烫的头，这些符号是他们与梦想接近的标志，但他们在此，远方在彼，站台在哪里？电影中没有站台。黑夜里出发的车厢里，年轻人模仿着火车的汽笛声，过了一站又一站。站台，是一个虚设的存在。
　　对于在“成、成、成吉思汗”的歌声中茫然而混乱地挣扎的青春来说，有过的快乐与悲痛都太过卑微，甚至带有残酷与可笑的面目。在城墙上往车顶扔石子的笑声，钟萍打掉孩子的哭叫声。而这一切，都还是让人心酸。——尹瑞娟在一间黝暗的办公室里，跟着音乐跳起舞。不美。但让人感到，还有东西，溢出于现实之外。他们不幸，可是比起另外一些人，也许也说不上不幸。——如果不幸，还是有程度的区别的话。
　　在《站台》中，有一个镜头让我不可抑制地流下泪来。崔明亮的表弟三明。他也不过是二十多岁，但是没有一点青年的气息。他不认字，象哑巴一样沉默，与煤矿签下“生死合同”，在矿上干活。演出的车经过他，大家叫他上车吧，捎上一段，他说不不这边近，从一座小山上爬过去。镜头是静止的。他沿着一条小路，走上山去。他是真正的无语的底层。
　　《站台》中，声音的重要性并不低于影像。对于导演来说，他的记忆中有那样清晰的各种声音，是这些在时间中稍纵即逝的声音组合出时间的因果，记载下各种观念与情绪。
　　在影片中，广播、电视的字正腔圆的新闻宣读着被切分的一个个历史时期的到来，而嘈杂的各种流行音乐则是文化的制造者与回应者，直接引导起种种向往与激情。这是个喧哗的片子，考验着耳朵的记忆力与分辨力。这些声音里，有些是意识形态对耳朵的强制，也有些是耳朵的自觉的寻找与归依。
　　但也许对于导演来说，这个影片在声音上确实是“用力太过”了。他的影像是沉静的，声音却要热切地多。这种热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妨害了影片忍耐的气质。片子有三段大提琴，它们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响起，构成了这部纪实风格的影片中三个温柔的抒情段落。但半野喜弘作的这段曲子太过优雅了，不属于中国的那个年代。它与现实疏离得这样远，甚至，与崔明亮都隔得太远。这三段音乐对整个影片的纪实风格产生了破坏。它们把观众从影片中拉了出来，当音乐这样明显得要作用于人的感情时，反而容易引起今天敏感的观众的猜疑——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定要动用这样细致优美的感情？
　　在影像与声音之中。导演讲了一个故事，主要有四个人物。崔明亮，尹瑞娟，张军，钟萍。他们都是普通青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是“文艺工作者”。于是他们比别的青年人，可能要更为敏感与尖锐些，走到风气之先。——小县城的沉闷空气。但是他们，很难走得高而远，自身的力量太微弱，可借助的外力也太单薄。他们在一个“改革”的时代里，但是改革，很大程度上只是提供了一个梦想：一个外在的现代的世界。而他们能做的，只是拙劣的临摹。他们的行程达不到那个世界，最后的复归是青春那种原生动力沉寂之后的必然。
　　钟萍是现实中不安定的因素，而尹瑞娟要实际得多，终是并入到日常生活的水流中去。张军对于外面的世界，有向往有模仿，但他不可能有鉴别力与反省力，而崔明亮似乎要与大家都不同些，他的目光中有隐忍的渴望，他对于僵硬的教化有直觉的嘲讽之色，他天生与现实有一种疏离。可是还有善意，甚至幽默。也许在一个更为自由与多元，有更多机会的场合下，崔明亮可以走得更高更远些。但是环境只充许他走那么远。他只能在离家之后又回家。在电视的声音中，他躺在沙发上睡着，那沙发是原来父母家的，有大红喜字。他手上的烟有半截烟灰。
　　影片中对两对恋人关系的描写，张军与钟萍间，好象身体的成分更重些，而崔明亮与尹瑞娟间，好象情感的成分更重些。但身体之上，却又有切实的情分，情感之间，却有更多的考虑与假想。渴望在现实之外的崔明亮，爱的是现实之内的尹瑞娟，这是怎样的情感逻辑？也许情感与逻辑并不相关。
　　《站台》是一次回忆与诉说。导演说：“这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不把它搬开，我也许永远也没法做别的事。”比起《小武》，这个片子要芜杂与混乱些。十年间，也许他有太多东西要表达，两三个小时的容量，总难免顾此失彼，而他又难舍彼此。《小武》有一种即兴创作的举重若轻的气质，而《站台》，则举重则重了。这段时光，混杂着卑微与理想，残酷与善意，在无可去处，生活中却还存着笑声。生活总是容得下笑声的。真正从生活中来的作品，不象是从理念中来的作品，可以单向度地荒漠虚无下去。它有一种奇特的幽默。
　　看完片子，贾樟柯，女演员赵涛与制片人周强出现在台前。回答观众的问题。
　　贾樟柯是个从容而诚恳的人。我认为他有思想——对中国的现实，他有自己的独立看法。而对于家乡、人与电影，的确有一种诚挚的感情。他有一种平和的态度，在平和中努力。
　　贾樟柯说：“在我的很多同学中，很多人中途就退下去了。他们回到现实中去，没有办法坚持理想，其实都有很具体的理由在。只能回去，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人认为我是强者，但我知道，我自己是弱者。在生活中有勇气与耐心坚持着的，是强者。我尊敬这些人。”
　　理想与现实，一定是分开的两条岔道吗？哪一条路上的人更坚强？这里头，其实是有一个悖论在的。现实是一个巨大的洪流，包括着崔明亮与尹瑞娟，钟萍与张军，贾樟柯与三明，赵涛与周强，还有观众，无数的人，和事。理想在哪里？站台不曾出现，它也许只是一个象征，一个无法到达的终点。
　　但是，一切努力，现实与理想的。都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