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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张艺谋

2002-10-24 16:57:17   来自: 苏七七 (北京海淀)
  怀旧的背后
  ——对《我的父亲母亲》社会文化立场的分析
  苏七七
  
  日益完善的电影制作体制使对一部影片的感受与理解不再从“看电影”这个核心行为开始,《我的父亲母亲》尚未公映,前期的宣传已让我们对人物、对情节颇为熟悉,于是在“看电影”之前,观众在心理上、情感上已做了种种准备,从而使观看过程显得轻松而有序,引发的感受填充了前设的框架:自然的、未受污染的故事背景;仿佛是美与爱的化身的女主人公;纯粹的、毫无杂质的爱情故事——人们在彩色的、过去时的画面中追怀,在黑白的、现在时的画面中感伤,这些追怀与感伤都是框架之内的,又温暖又安全的,甚至还带一点不可少的忧郁,满足了各方面的情感需要,尤其是投合了男性观众、城市观众的需要。张艺谋用怀旧的姿态拍这部片子,他既怀念一种简单纯洁的人际关系,也怀念一种自然简朴的生活方式,前者是通过爱情,男性与女性的关系表达的;后者是通过亲情,子辈与父辈的关系表达的。框架之内的怀旧故事显得极其简单而美好,几乎没有什么冲突——这种和谐的效果显然与它框架之外的背景特别谐调有关。在此,我的目的是探讨这个怀旧故事的背景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自觉或不自觉地符合了一种强势文化的要求,如果我们也站在中心的立场,那就顺理成章地接受它,不存在反思与质疑,而如果我们退居边缘,从弱势族群的角度出发,会不会发现这样一个美好的故事,其实是建立在掩盖了一部分真相的基础上?
  背景之一:男性社会
  张艺谋的影片总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在《我的父亲母亲》,尤其慷慨地赋予女性形象以各种美德,美丽而纯洁的女主人公仿佛是为爱而生的,作为一个自然的、未被文明污染掉的女性,她的爱更显得简明而质朴,不带任何的矫揉造作与自我保护,她的爱情被表现得单纯、热烈并持久,几乎可以称得上伟大——这是感受到城市文明对感情的伤害的男性观众最向往的东西,张艺谋通过一个个漂亮至极的画面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他们。而我要提出的问题是:片子中的女性爱上男性,出于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对文明的向往——女性所代表的自然对男性所代表的文明的渴慕。这其实是一种相当广泛的模式:男性扮演启蒙者,女性扮演被启蒙者,比如杨沫的《青春之歌》,但奇怪的是影片中被启蒙的女性并没有因此掌握文明的工具:语言文字。招娣开始是一个文盲,最后还是一个文盲,她之接近文明,不是让自己掌握文明的工具,成为文明的创造者,而仅仅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文明的使者男性联结,就完成了对文明的追求。女性在这里,是作为审美的对象而不是作为审美的主体而存在,她自始至终被排斥在话语权力之外,她只是一个聆听、接受、敬仰话语的角色。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悖论:女性既被作为伟大的爱的象征,被放在一个极高的位置歌颂,但这种爱的对象文明又是男性掌握的,于是又是服务于男性,在男性霸权笼罩下的东西,女性依然是第二性。
  这可以从影片的意指系统中选择几种进行分析:
  1、“姓名”——中心的缺席
  女主角的名字叫“招娣”,这是典型的男权社会的一个女性姓名,家庭应当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而招娣与寡母一同居住,就形成了中心的缺席,骆先生的出现,弥补了这种缺席,他作为指引者甚至统治者出现,成为被服务的中心,重新建立起一种阶级秩序,使习惯于这种秩序的人感到圆满与完整。
  2、“追逐”——等待着文明
  招娣在山间、在田野奔跑、追逐的画面是影片最多、最美的画面,有自然的生命蒸腾出来的气息——这与她由一个年轻美丽、充满生命活力的女性扮演自然是有关的,但她追逐的是什么呢?是文明,是必然会伤害她自然本质的东西,并且她敬仰得简直不敢靠近,只能隔着一段距离等待、等待,等着以自己的美丽吸引来男性的注意。并且这种追逐是毫无自主性可言的,等他来,送他走,都不是她所能决定的,她有过一个了不起的决定:自己进城去找他,却在半路就被风雪阻住,并且病得不轻。这几乎是一种隐喻:女性自身的追求是毫无结果的,她们只能痛苦地等待,男性给予她们的大度的馈赠。
  3、“聆听”——角色的定位
  那到底男性带来了什么呢?招娣那样地敬慕文明,但她没有得到学习的机会,而仅仅只是聆听的权力,对于象征着文明的小学校来说,她从来都只是个局外人,她听丈夫念,听儿子念:“能写会算,是件好事;大事小情,提笔就记。”可是她能写、能算吗?虽然屋梁上的那块红布是她织的,她仿佛是最高的美的代表,但实际上这种美只是空洞的象征,现实中的女性是被排斥在话语权力之外的,是受话语统治的一个被压迫者,甚至将女性构想为美与爱的代表,也只是话语的创造。
  4、“窗花”——达成的途径
  可是招娣并没有感到屈辱,她站在窗外聆听,脸上是心满意足的笑容,她的一生恐怕都过得没有什么缺憾——既不能通过自己掌舵的方式抵达文明的彼岸,就以一个搭乘者的方式得到补偿。在小学校里,她扮演的角色既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她不作为主体而存在,但却扮演了一个糊窗纸、剪窗花的角色,她绝不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但却心心甘情愿地承担起维修、弥补的任务。那喜气洋洋的窗花使得这间教室有了洞房的色彩,而她正是通过与男性的联姻来达到接近文明的目的,充满乡土气息的、红色的窗花使得这一幕特别有审美的意义,从而事实的真相被完全掩盖了:这种联姻的方式,意味着完全放弃了自主权,而甘心去接受一个第二性的位置,从而自身的生存意义便被框架在第一性的生存意义之下,招娣的生命,成为骆先生生命的附庸。
  5、“发卡”——地位的确认
  骆先生以一个启蒙者的形象出场,但他真的对招娣有启蒙上的意义吗?他并没有教招娣读书识字,也成为一个“能写会算”的人,只是送了她一个红发卡。这个发卡意味着女性是被作为审美的对象定位的,她的任务是怎样让自己美——而这美的标准当然是由男性社会来约定,而不是作为审美的主体,确定美的标准,创造美的事物,欣赏美的东西。因而在这种审美关系的建构中,男性显然是主动的“审”,是第一位的主动动词,女性则是建构的“美”,是第二位的被动宾语。女性之美是以男性为服务对象的,女性之爱也成为男性统治的工作,这样的爱与美被崇高化,显然只是男性社会创造的一个神话。
  从以上的符号分析可以看出,招娣其实是作为男性社会中的一个女性典型来塑造的,尤其对于城市的男性来说,她既有自然乡野的面貌,又对文明十分向往——这种文明正为城市男性所掌握,故而受到普遍的接受。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张艺谋的创作目的倒不是为城市的男性提供心理上、情感上的满足,因为他是如此不自觉地将男性中心话语作为一种成规来接受,这部分内容拍得是极其自然而然,不提出一点疑问,而对怀旧的另一社会文化背景,张艺谋却是自觉的,于是反而产生种种矛盾,要通过技术上的手段来弥补和解决。
  背景之二:城市文明
  《我的父亲母亲》有个非常明显的、间接叙事的框架,为了突出这个框架,张艺谋甚至动用了最直接、最基本的视觉因素:现在时的直接叙事用黑白的画面,过去时的间接叙事用彩色的画面。为什么要采用这个过于强调的二重叙事框架?如果只有一重叙事会有什么结果?这是引发我思考的出发点。
  在影片中张艺谋抽空了社会政治、经济的诸多因素,只留下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就使得许多细节不太合逻辑:按时间推算以及影片中的蛛丝马迹暗示(如骆先生被定为右派),故事大概发生在五十年代后期,那是个政治、经济的大环境都相当严峻的时期,被打成右派的骆先生恐怕不能沉浸在一段美丽的爱情里,招娣恐怕也不能天天烙出葱花油饼、煮出饺子,她母女二人的生活来源也颇为可疑——倘若只有一重叙事的话,这些不合逻辑之处会表现得相当尖锐,故事的可信性遭到怀疑后,爱情的可靠只怕也要遭到质疑,于是张艺谋采用了一个看起来不免有点奇怪的结构:一段特别简单,没太多曲折变化的故事配上了两段蛮长的,几乎有点笨重的头尾框架。这个框架的意义在哪里呢?它告诉你那回事是过去的、听说的、加上现在想象的东西。片子里不停有这样的话:“听父亲说”“听母亲说”“听支书说”“听乡亲们说”,于是一段实事就这样不停地被虚化了,它就是要被虚化到一个简单美好的故事的阶段,因为片子不断提醒我们这个“虚化”的动作,所以既然是回忆,难免有选择,选择的自然是美好的往事——这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于是对不合逻辑之处就不那么苛求了,可以原谅了。
  为了拍一个简单优美的故事而又不引起怀疑,张艺谋搭了一个间接叙事的框架,那么又为什么,这个爱情故事要被说得这么简短、简单呢?因为它是作为“城市文明”的参照面存在的。
  虽然影片并没有直接表现出城市文明与自然状态的冲突,但设想一种自然状态并将之美化,已经是城市文明的所作所为。在黑白的现在时的世界里,天空是灰白的,大地是苍黑的,没有一个年轻女性,没有什么富有生命力的、流动的、弹性的东西,曾经上演过动人的爱情剧的小学校破败不堪,生命与文明都没有了光彩。是在这样的框架里头,张艺谋说他的故事的,于是绿草地、白桦林、红棉袄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那代表了人类所向往的一个境界,因为这样向往,所以反而把它设置在过去,象发生过的一样,这当然也是对未来的极端没有信心:未来是不可能这样了。在这样的境界里,生命是活泼泼的,文明也是新鲜有号召力的,有一种初始阶段的生机,还没有腐败或者枯槁,就好象那围了白桦木篱笆的小学校,新门新窗新刷的墙,干净、兴旺、向上,于是一切都自然不需要解释,一切都简单而没有造作,空气都特别友善与宽容,等待着一个美满的结局。——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结局已经被虚化处理了,是叙述出来的,轻描淡写的,而没有如意想中那样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因而二重叙述的结果,使它好象可以存在的同时又特别虚无渺茫,太美了总象一场梦,也可能没存在过似的。
  这就是一个90年代的中国人在进与退之间的困惑,正如影片中一个画面:后工业时代的产物,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的海报被张帖在中国北方农村简陋的农舍里,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错置杂陈,于是“现代性”是否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就让人怀疑,在奔赴“现代化”途中我们怀念起父亲母亲一辈那简单朴素的日子,这同时就是对城市文明的质疑与反省:我们不再单纯的情感与欲望又难道真的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多多少少被广告、时尚、电影、电视等商品时代的商品美学与欲望美学引导、制造出来的?生活的脆弱与不安,对爱情的怀疑与不信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流动漂浮与暧昧,筑成了我们当下生活的栅栏,而我们又身陷其中,难舍难分。
  于是怀旧就只能是纯粹的情感上的自慰:怀想了半天,其实无处可回,也回不去了。这在儿子给孩子们上课的那一幕中得到了极好的表现:儿子怀念父亲母亲美好的昨天,但他却不可能留在这里,象他父亲那样教一辈子书,他已经走出去了,虽然难免怀念,却不可能再回来,他所能做的,只是上这样的一堂课,对母亲有个交待,对自己有个交待,对时间的流逝、文化的变迁以及自己的选择有个交待:小学校早忆褪了光彩。彩色的爱情只在昨日。
  而整部的《我的父亲母亲》,带着观众一起怀旧,追怀到尽头,照样是无处可回,回不去了,幸而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也并没有要回去的意思,他们只是要这么点怀旧的感伤,来调剂一下情感日益荒芜的文明生活。不管张艺谋认真到什么程度,认真的观众只怕不会太多,但观众却还是多的——这也不知是电影的悲剧还是喜剧。借张爱玲的话说,那最后一课可算是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这个手势的涵义其实是笼罩了整部电影的,甚至这样的一部《我的父亲母亲》,本身也就是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罢了。
  在结束了对怀旧之后的两种背景的分析之后,重新回过头来观照这片电影的叙事方式,其中叙事者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他的身份实际上正隐喻了影片的社会文化立场,首先,他是个男性,这是先验的存在,其次,他生于乡村,却又步出乡村,进入了影片所没有正面表现的城市文明生活,这有自觉的意识。他的身份里也正隐藏了张艺谋的取向,因此,《我的父亲母亲》的最重点,应当并不是在往昔的“父亲母亲”上,而在现时的“我”上,“我”对往日的故事的纪实与虚构,才是影片真正的内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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