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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担·姑娘》与王小帅
2002-12-10 14:32:34 来自:
苏七七
(北京海淀)
《扁担·姑娘》与王小帅
苏七七
电影从早上十点开始。
帘子挡不住白昼的光。投影在白幕布上边界模糊。现实的场景提醒着我,这是一个故事,一种言说,但它,还是以一种动荡中的耐心,渐渐说动了我。
四百个人坐着的礼堂。时空一错。是一段荒凉的江滩。
临江的棚户区,冬子在洗澡。他十九岁,从黄陂到武汉,做一根“扁担”。洗澡是一种象征吧?在四溅的水花中,冬子有年轻的身体和笑。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而早来的高平,有一把缠在腰间的软剑,穿西装。这是他,与这个城市沟通的方式。
他们住在江边,住在城市的心脏,却是这个城市的末梢。他们感受得到这个城市的脉动,这种脉动却似乎与他们无关。但任何的存在总是介入。总带来变更。于是故事由此开展。
越南姑娘是被挟持进他们的生活的,这是偶然。但爱与性是必然。依靠与关怀这些温存细致的情感,被压抑在生活粗砺的面目之下。对于高平来说,阮红是一个女人,身体之上,总还有些情分。而对于冬子来说,阮红的意义要重大得多。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让他迷惑,好奇,生出种种说不出来的害怕、快乐与痛苦。他不停地给自己的碗里加辣椒,通红的脸流下汗来。他似乎得这样子折磨自己,才发泄得出身上心头一股无名的躁动的气。——导演说,讲述一个少年的成长,性的萌动是这个电影的最初动机。这个动机在后来成型的影片中被诸多因素冲撞混杂得模糊了,但还是保留一些痕迹,甚至成了这部影片中,难得的一点幽默与优美。
一个少年挑工的成长,是一个沉默的存在。而摄影机这样的投向,让人体会得到其中的关怀。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前景是床,阮红与高平躺在床上,而窗子之外,是跳跃而过的一根扁担头。少年总是能在生活的罅隙里,找到自己卑微却又执着的快乐。这个镜头比门隙间的偷窥,含义蕴籍而有趣。它有诗意。我觉得,这是人的力量所在之处。
而这个电影,最后并不着重在冬子的成长。他成了一个叙事者。以他的目光,见证着一个时空。80年代末的武汉。破旧与更新,混乱与质朴,冷酷与善意,他视界狭小,高平与阮红,组成了他对世界的理解程度。
一个外来的民工,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意义。高平的对策是,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的主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力量是城市对民工的需求,而将力量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强行撬开通住真正的城市的门,是高平唯一的手段。影片有一个复杂的故事,这不重要。 这一部分的情节与细节,有些失之于繁冗。一些过于戏剧性的细节,甚至损害了整个影片沉静的气质。但高平展现的是另一种可能性,他与冬子开成了互补的对照,他的更为主动的挣扎与由此带来的血与死,展现出一种无奈的残酷。
而阮红意味着另一种挣扎。虽然说着湖北方言,她被称为越南姑娘。——这个命名将她与现实疏离开,提供了某种想象的可能性,但是,她的立足点只有现实。容不下丝毫幻想。在影片里,她是歌女,黑帮老大的女人,一个戏剧性的身份。但影片不是要一个传奇来回避现实,而是直面而去,于是,她也就是一个平常女子,有普通的情感与期待,报着万一希望的挣扎与追求。大头凌辱阮红的那一场戏,直切得让人痛苦。因为人的残酷,可以这样的赤裸与卑下。而她最后的转变,却太轻而易举了。铺垫与改变都显得生硬,不够有说服力。
“底层是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所在。”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混杂的图景。粗暴与温情这样突兀地衔接在一起,在一段惨酷的故事结束之后,导演却以一个笑容的定格结束了叙事。也许,这更是一种期待,而甚于事实的陈述。
一切的陈述都已异于事实本身。不管用的是何种媒介,持的是何种态度。导演认为,他并没有“切入生活”,而仅仅是“从一个有局限性的角度观照”。所以,《扁担·姑娘》是一次言说,其中有种种的交错的话语方式。
收音机、电视的新闻播报声,记者的提问,提供的是一种字正腔圆的表述方式。一贯地正确、乐观、明晰。它当然地取消了个体的区别与事件的暧昧,而是将一切尽可能清楚地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中,构建出一幅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图景。而小冬的画外陈述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是懵懂与迷茫的。在对事件的回忆中,找不到因果与根据。他被甩到了城市的这一角,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过是一滴微不足道的,从不能决定自己流向的水。但是即使这样的一滴滴水,彼此也是如此不同,在大的流向中,微小的事件因他们才有了切实的细节,生发出真正的意义。
画外的声音,是茫然的态度中清晰的叙事。这种叙述有些过于清晰——以至于超越了冬子这样的人物。影片的对话是同期声录音,画外音却是后期配上去的。于是其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冬子的对话近乎湖北方言,而叙述则是相当标准的普通话,——这里的错陈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方言所带来的纪实风格被削弱了,画外的叙事象是导演的经营。
坐在我身边的女孩子低声说,这个片子不如《十七岁的单车》那样打动她,它不够纯粹。是啊。我隐隐也觉得,这个片子带有妥协的痕迹,电影局、制片厂、导演的力量在其中彼此牵制与制衡。但它总还是保有了一种风格。导演说:“我可以放弃情节与细节,但是要保留住感觉与气氛。”这个片子的感觉与气氛是不太容易用文字传达的。
在粗砺的场景与清晰的故事之中,笼罩着一种暧昧难言的气息,将痛苦与温情调和在一起,最终使气氛超越了叙事。留下一团酸楚的情绪。
这个影片,是一次不明言的言说。任何的直陈都指向一个方向,而它要保留的是一种模糊的气氛,使观念,思想及态度不再理所当然。而直接将情感,以一种混杂的暧昧直通人心。
片子放映完,王小帅来到了现场。他个子不太高,穿件黑外套,有一种粗犷与沉着结合着的气质。我笑起来,这样子的人,偏偏能在片子里作那样微妙与细致的体会与表达。
他真是能说故事。
说起拍头一部电影,《冬春的故事》,胶片怎样丢了,怎样又找回胶片,抓了小偷,绘声绘色。他的叙事,有一种质朴的生动。是可以带来一种信任感的。
很久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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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2-11 17:18:25
patch
(北京朝阳)
新作就放储藏间啦:)
2002-12-12 03:11:33
jinglingcodi
(北京朝阳)
他的片在现象里有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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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从早上十点开始。
帘子挡不住白昼的光。投影在白幕布上边界模糊。现实的场景提醒着我,这是一个故事,一种言说,但它,还是以一种动荡中的耐心,渐渐说动了我。
四百个人坐着的礼堂。时空一错。是一段荒凉的江滩。
临江的棚户区,冬子在洗澡。他十九岁,从黄陂到武汉,做一根“扁担”。洗澡是一种象征吧?在四溅的水花中,冬子有年轻的身体和笑。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而早来的高平,有一把缠在腰间的软剑,穿西装。这是他,与这个城市沟通的方式。
他们住在江边,住在城市的心脏,却是这个城市的末梢。他们感受得到这个城市的脉动,这种脉动却似乎与他们无关。但任何的存在总是介入。总带来变更。于是故事由此开展。
越南姑娘是被挟持进他们的生活的,这是偶然。但爱与性是必然。依靠与关怀这些温存细致的情感,被压抑在生活粗砺的面目之下。对于高平来说,阮红是一个女人,身体之上,总还有些情分。而对于冬子来说,阮红的意义要重大得多。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让他迷惑,好奇,生出种种说不出来的害怕、快乐与痛苦。他不停地给自己的碗里加辣椒,通红的脸流下汗来。他似乎得这样子折磨自己,才发泄得出身上心头一股无名的躁动的气。——导演说,讲述一个少年的成长,性的萌动是这个电影的最初动机。这个动机在后来成型的影片中被诸多因素冲撞混杂得模糊了,但还是保留一些痕迹,甚至成了这部影片中,难得的一点幽默与优美。
一个少年挑工的成长,是一个沉默的存在。而摄影机这样的投向,让人体会得到其中的关怀。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前景是床,阮红与高平躺在床上,而窗子之外,是跳跃而过的一根扁担头。少年总是能在生活的罅隙里,找到自己卑微却又执着的快乐。这个镜头比门隙间的偷窥,含义蕴籍而有趣。它有诗意。我觉得,这是人的力量所在之处。
而这个电影,最后并不着重在冬子的成长。他成了一个叙事者。以他的目光,见证着一个时空。80年代末的武汉。破旧与更新,混乱与质朴,冷酷与善意,他视界狭小,高平与阮红,组成了他对世界的理解程度。
一个外来的民工,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意义。高平的对策是,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的主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力量是城市对民工的需求,而将力量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强行撬开通住真正的城市的门,是高平唯一的手段。影片有一个复杂的故事,这不重要。 这一部分的情节与细节,有些失之于繁冗。一些过于戏剧性的细节,甚至损害了整个影片沉静的气质。但高平展现的是另一种可能性,他与冬子开成了互补的对照,他的更为主动的挣扎与由此带来的血与死,展现出一种无奈的残酷。
而阮红意味着另一种挣扎。虽然说着湖北方言,她被称为越南姑娘。——这个命名将她与现实疏离开,提供了某种想象的可能性,但是,她的立足点只有现实。容不下丝毫幻想。在影片里,她是歌女,黑帮老大的女人,一个戏剧性的身份。但影片不是要一个传奇来回避现实,而是直面而去,于是,她也就是一个平常女子,有普通的情感与期待,报着万一希望的挣扎与追求。大头凌辱阮红的那一场戏,直切得让人痛苦。因为人的残酷,可以这样的赤裸与卑下。而她最后的转变,却太轻而易举了。铺垫与改变都显得生硬,不够有说服力。
“底层是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所在。”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混杂的图景。粗暴与温情这样突兀地衔接在一起,在一段惨酷的故事结束之后,导演却以一个笑容的定格结束了叙事。也许,这更是一种期待,而甚于事实的陈述。
一切的陈述都已异于事实本身。不管用的是何种媒介,持的是何种态度。导演认为,他并没有“切入生活”,而仅仅是“从一个有局限性的角度观照”。所以,《扁担·姑娘》是一次言说,其中有种种的交错的话语方式。
收音机、电视的新闻播报声,记者的提问,提供的是一种字正腔圆的表述方式。一贯地正确、乐观、明晰。它当然地取消了个体的区别与事件的暧昧,而是将一切尽可能清楚地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中,构建出一幅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图景。而小冬的画外陈述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是懵懂与迷茫的。在对事件的回忆中,找不到因果与根据。他被甩到了城市的这一角,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过是一滴微不足道的,从不能决定自己流向的水。但是即使这样的一滴滴水,彼此也是如此不同,在大的流向中,微小的事件因他们才有了切实的细节,生发出真正的意义。
画外的声音,是茫然的态度中清晰的叙事。这种叙述有些过于清晰——以至于超越了冬子这样的人物。影片的对话是同期声录音,画外音却是后期配上去的。于是其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冬子的对话近乎湖北方言,而叙述则是相当标准的普通话,——这里的错陈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方言所带来的纪实风格被削弱了,画外的叙事象是导演的经营。
坐在我身边的女孩子低声说,这个片子不如《十七岁的单车》那样打动她,它不够纯粹。是啊。我隐隐也觉得,这个片子带有妥协的痕迹,电影局、制片厂、导演的力量在其中彼此牵制与制衡。但它总还是保有了一种风格。导演说:“我可以放弃情节与细节,但是要保留住感觉与气氛。”这个片子的感觉与气氛是不太容易用文字传达的。
在粗砺的场景与清晰的故事之中,笼罩着一种暧昧难言的气息,将痛苦与温情调和在一起,最终使气氛超越了叙事。留下一团酸楚的情绪。
这个影片,是一次不明言的言说。任何的直陈都指向一个方向,而它要保留的是一种模糊的气氛,使观念,思想及态度不再理所当然。而直接将情感,以一种混杂的暧昧直通人心。
片子放映完,王小帅来到了现场。他个子不太高,穿件黑外套,有一种粗犷与沉着结合着的气质。我笑起来,这样子的人,偏偏能在片子里作那样微妙与细致的体会与表达。
他真是能说故事。
说起拍头一部电影,《冬春的故事》,胶片怎样丢了,怎样又找回胶片,抓了小偷,绘声绘色。他的叙事,有一种质朴的生动。是可以带来一种信任感的。
很久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