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的尘土

2003年SARS疫病前后，在湖南一座叫耀扬的小城里生存着这样一些人。宏伟和妻子经营着一家非法的麻将馆为生，却是麻烦不断。麻将馆隔壁非法同居着一对青年男女，牛振宇和王蓉，是打胎还是结婚，金钱与感情纷杂交织。阿紫下岗后几经起伏，最后开了一家按摩院，却要倚仗地痞小丘勉强维持。全城风行六合彩赌博，阿龙赌得很凶，输得一塌糊涂，但他认为没有其它出路。
　　
　　这是一个纷乱无稽的底层世界，生存的悖论主宰着人们的生活，真实却荒谬。非典袭来，宏伟一家最终关了麻将馆到乡下送瘟神；王蓉无奈地打掉孩子，独自躲在黑暗的街角哭泣；阿紫和小丘在生意惨淡的焦虑中打闹，却演变成一场暴力；只有买六合彩的人们依旧狂热，但发财的梦想一个接着一个破灭。
　　
　　一群年轻人在酒桌上谈论着过去、未来、生命、金钱、机会、江湖和命运；十六岁的按摩女在昏暗中力不从心地挤捏着，两具肉体在床上扭打、撕咬……
　　 在中国如巨轮翻滚般的城市化运动中，小县城的发展膨胀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处于农村与城市的过渡带中，既脱离了农村的乡村伦理道德的规范又无法完全摆脱农村小农裙带意识的笼罩，既经历了城市化所带来的道德失序与精神失落却还远未形成城市中较成熟的商业准则与创业精神，这是我眼中的中国小县城的现状。于是，这一群遍布全中国的小县城，成了一片混乱的灰色。
　　
　　 导演的摄影机没有给这座叫耀扬的小城以光亮与动感，是诚实而令人信服的。暂且不论我对这样的城市有切身的体会，仅凭逻辑，我们也可以推导出它们本身就是这样的。
　　
　　 首先，它们的居民大多是刚刚脱离土地的农民，或者他们与周边农村的农民有某种亲缘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不是纯粹的市民，而是聚居在一起的半市民。由于脱离了乡村，他们会取得某种人身的自由性，但是县城中城市经济的不完全发育并没有把这种自由性导向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产业，而这种自由性又直接导致了县城的无序和混乱。
　　
　　 其次，小县城作为城市的下级领属，是各种城市文化的倾销地和城市垃圾的排泄地，各种城市景观包括城市思潮都在小县城树立起自己的二级版本，可是这种二级版本缺乏其原始版本在城市中的物质及精神基础，它们于是在县城中发酵变异，终于形成了某种独属于县城的“县城文化”。
　　
　　 为什么在当下的中国，对“县城文化”发现与开掘，是重要的？
　　
　　 县城不会像城市那样，有一层光鲜的外表，这所谓光鲜的外表，不是指霓虹灯、摩天楼、宽马路，而是指城市所自诩的某种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或许只在城市中占据一角，但它使得城市拥有了傲人的资本，拥有了逃避批判的途径，更严重的是，它掩盖了深层的矛盾，它吸引了社会中人们的视线，而使问题更加被遮蔽。所谓的霓虹灯摩天楼，只是这种精英意识的外在羽翼。而县城是赤裸裸的。县城中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没有跨国企业，没有研究机构，没有淮海路，一切覆盖在洪流之上的看似蒸蒸日上的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各种上层建筑都被无情剥离。
　　
　　 于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真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县城得以还原，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上的人们内心的真实的精神状态。这就是“县城文化”的历史性。它与农村一道，最真实地把我们这个时代写进历史。金领阶层的轿车洋房，中产阶级的兴起，小资生活的迷醉，都只是建立在对未来的某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之上，而真正的未来性，取决于占中国大部分人口的农民与小市民的当下的生活状态。
　　
　　 而在中国的电影中，把触角伸向小县城的，无论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都是屈指可数的。贾樟柯的山西县城通过贾樟柯的一朝成名而昭示天下，《任逍遥》中那种四处弥漫的幻灭感正和《喧哗的尘土》中的人物状态一脉相承。县城们终于以我们的主流媒体极不愿意看到的形象出现了，这种出现显得如此微弱而坚定，以至于我在初看它们时，甚至抛弃了一种客观的态度，直接在道德上对它们的作者大加赞赏。冷静下来时，方觉得这是不恰当而一厢情愿的。因为不管作者本身的态度如何，只要他忠实地纪录，在目前的中国，便已经是可称赞的了。
　　
　　 《喧哗的尘土》所关注的，除了县城中几个小人物的几件琐事之外，更加显眼的，就是人物的状态。所有行为——六合彩、麻将、吵架——都在形成一种共同的氛围，这种氛围冲散了故事性，增加了心理性。而这种心理性又直接外化为影片所使用的色调、机位运动以及剪辑等等。它就是这样成功地做到既避免了使自身陷入某个事件的发展中去，又避免了由于缺乏主体事件而可能导致的枯燥乏味。事实上，它很准确地把握了此种生活的真实质感，使人肌肤相亲地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县城文化”，这是它影像上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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