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晒太阳
片名: | 2002晒太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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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片名: | |
导演: | 胡杰 |
片长: | 分钟 |
年份: | 2002年 |
类型: | 纪录片 |
国别: | 中国 |
语言: | 国语 |
格式: |
影片概述 . . . . . .
在我们这个变得越来越繁华的世界里,人们的生活状态也越来越复杂。这些人,有主流的、也有边缘的。那些主流的东西,自然有人去替他们书写和讴歌,但是那些边缘人群的生活和历史呢?由谁来关注和记录呢?在主流文化的影像中,他们的生活状态被翻新,他们的声音很少被听见。我们也许因此永远不知道边缘上的人群如何过日子,这是整个人类的悲哀。幸而,我们拥有一群这样的纪录片制作人,他们尚不为人熟知,却以一个实践者的姿态,试图通过他们手中简陋的摄影器材,去反映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关人类命运的诸多边缘命题――我们把他们称为“新纪录片人”。
他们普遍对中国目前的纪录片情况不满意,一位独立制作人认为:“从前纪录片采用的论证方式方法,以‘上帝式’声音为主导,最后沦为政治意图的传声筒。而近些年的片子恰恰又简单地反其道而行,打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旗号,这仅仅是一种廉价的‘变脸’。另外,那些反复强调自己能够充分冷静、客观地记述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的人,其动机本身就很可疑,他们所谓反英雄主义行为的姿态真实吗?”鉴于以上的怀疑和挑战态度,这些新纪录片人,在没有任何官方的经济来源情况下,凭借着着自己的敬业精神和题材敏感度,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长年累月地观察、拍摄。用自己的眼睛与摄像机的镜头,他们感知和记录这个社会。他们把摄像机的镜头一直延伸到了世界的另一个维度,在那里,发生着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所拍摄的东西,我们现在只能直觉感知它们的价值,而历史终会证明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
胡杰是他们中的一员,在为期三天的放映中,我们有幸观赏了胡杰的作品,如《远山》、《晒太阳》、《媒婆》、《平原上的山歌》。在胡杰的纪录片中,很少有像《晒太阳》这样的轻喜剧,其中充满诙谐轻松的讽刺。在一个小时的放映过程中,观众很快从观看《远山》的沉重和压抑中释放出来,投入到一场艺术与传媒、政治、地方社会势力等关系的冲突、碰撞中。相比较于《远山》的技巧,《晒太阳》中导演的拍摄和剪辑显得更平顺,其中添加的若干字幕更是点睛之笔,让人印象深刻。
“晒太阳”活动发生在2002年4月,南京市的几个艺术家召集了其他地区的200多名艺术家,在南京江宁区谷里镇大塘金岛举办了一次现代艺术活动。他们选取用私人荒岛作为活动场所,在岛上具体设计了若干“晒场”,把这个活动搞得很热闹。不但有大量媒体的记者前来拍摄,岛上的村民也是热心观众。“晒太阳”的活动在十几年前就已经举办过,南京的这批艺术家们又重新把它搞起来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南京好久没有什么事情了,搞个活动热闹热闹。”
一场热闹过后,南京市几大媒体得报道,却让艺术家们始料未及。诸如《“火烧雷锋”也叫艺术?》的大字标题充斥报纸版面,引来路人侧目。普通民众由媒体投射的片面信息出发,进一步传播、加深着误解。他们或者不屑一顾,或者与报纸应合,说这种行为艺术实在应当批判。影片结尾以几行字幕戛然而止,2003年3月份的《美术》杂志上刊登文章,题为《假丑恶的行为不是艺术—〈美术〉杂志、〈文艺报〉联合召开“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座谈会”》。这一结局让观众再也笑不起来,不能不开始思索。
查阅有关这一活动的反映,我们看到,发起人之一的郭海平对此发表评论说:“我更感到惊奇,这些身居要职的中国美术官员和“权威”怎么将艺术与政治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竟然将行为艺术与艾滋病、法轮功相提并论,这完全是在搞政治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他们不是关心艺术,也不是关心政治,而是利用政治与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对异己进行诽谤和攻击,这其中丝毫看不到学者的职业道德和刊物的学术气氛,这难道就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现状吗?我表示怀疑。”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与此类似的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曾经在媒体上被大肆宣扬的“四川杀猪事件”,其实也是一批行为艺术家的艺术活动,后来却被渲染成“血淋淋的、令人作呕的屠杀”。在镜头中,我们看到活动策划人之一正在与媒体的记者通电话,他说:“我知道,你们记者都是好心……”当时的他们还以为媒体的参与是在他们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但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却是众口一词的批判话语。
讽刺的是,在“晒太阳”活动中饱受攻击的所谓“火烧雷锋事件”,其实并非如批判者所言。南京一位艺术家想表现雷锋精神在现实的消失,他制作出腊像雷锋,希望借助阳光的照射来表现其融化的过程。由于阳光的照射未能实现预想效果,他借助了隐藏的炭火。缺乏了解和沟通,许多大众媒体对这个作品发起攻击。行为艺术层面的技术问题被政治化,这也为将来举办这类活动留下隐患。
通过影片,我们可以思考的是,对于艺术,媒体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在艺术家的个人表达面前,媒体是不是必须作为政治的代言人说话?胡杰说:“一个好的记者是需要有自己的立场的”这立场应该是一种职业道德,一种历史责任感。媒体应该怎样来记录历史、怎样来报导有争议的艺术创作?这依然需要探索。
他们普遍对中国目前的纪录片情况不满意,一位独立制作人认为:“从前纪录片采用的论证方式方法,以‘上帝式’声音为主导,最后沦为政治意图的传声筒。而近些年的片子恰恰又简单地反其道而行,打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旗号,这仅仅是一种廉价的‘变脸’。另外,那些反复强调自己能够充分冷静、客观地记述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的人,其动机本身就很可疑,他们所谓反英雄主义行为的姿态真实吗?”鉴于以上的怀疑和挑战态度,这些新纪录片人,在没有任何官方的经济来源情况下,凭借着着自己的敬业精神和题材敏感度,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长年累月地观察、拍摄。用自己的眼睛与摄像机的镜头,他们感知和记录这个社会。他们把摄像机的镜头一直延伸到了世界的另一个维度,在那里,发生着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所拍摄的东西,我们现在只能直觉感知它们的价值,而历史终会证明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
胡杰是他们中的一员,在为期三天的放映中,我们有幸观赏了胡杰的作品,如《远山》、《晒太阳》、《媒婆》、《平原上的山歌》。在胡杰的纪录片中,很少有像《晒太阳》这样的轻喜剧,其中充满诙谐轻松的讽刺。在一个小时的放映过程中,观众很快从观看《远山》的沉重和压抑中释放出来,投入到一场艺术与传媒、政治、地方社会势力等关系的冲突、碰撞中。相比较于《远山》的技巧,《晒太阳》中导演的拍摄和剪辑显得更平顺,其中添加的若干字幕更是点睛之笔,让人印象深刻。
“晒太阳”活动发生在2002年4月,南京市的几个艺术家召集了其他地区的200多名艺术家,在南京江宁区谷里镇大塘金岛举办了一次现代艺术活动。他们选取用私人荒岛作为活动场所,在岛上具体设计了若干“晒场”,把这个活动搞得很热闹。不但有大量媒体的记者前来拍摄,岛上的村民也是热心观众。“晒太阳”的活动在十几年前就已经举办过,南京的这批艺术家们又重新把它搞起来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南京好久没有什么事情了,搞个活动热闹热闹。”
一场热闹过后,南京市几大媒体得报道,却让艺术家们始料未及。诸如《“火烧雷锋”也叫艺术?》的大字标题充斥报纸版面,引来路人侧目。普通民众由媒体投射的片面信息出发,进一步传播、加深着误解。他们或者不屑一顾,或者与报纸应合,说这种行为艺术实在应当批判。影片结尾以几行字幕戛然而止,2003年3月份的《美术》杂志上刊登文章,题为《假丑恶的行为不是艺术—〈美术〉杂志、〈文艺报〉联合召开“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座谈会”》。这一结局让观众再也笑不起来,不能不开始思索。
查阅有关这一活动的反映,我们看到,发起人之一的郭海平对此发表评论说:“我更感到惊奇,这些身居要职的中国美术官员和“权威”怎么将艺术与政治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竟然将行为艺术与艾滋病、法轮功相提并论,这完全是在搞政治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他们不是关心艺术,也不是关心政治,而是利用政治与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对异己进行诽谤和攻击,这其中丝毫看不到学者的职业道德和刊物的学术气氛,这难道就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现状吗?我表示怀疑。”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与此类似的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曾经在媒体上被大肆宣扬的“四川杀猪事件”,其实也是一批行为艺术家的艺术活动,后来却被渲染成“血淋淋的、令人作呕的屠杀”。在镜头中,我们看到活动策划人之一正在与媒体的记者通电话,他说:“我知道,你们记者都是好心……”当时的他们还以为媒体的参与是在他们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但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却是众口一词的批判话语。
讽刺的是,在“晒太阳”活动中饱受攻击的所谓“火烧雷锋事件”,其实并非如批判者所言。南京一位艺术家想表现雷锋精神在现实的消失,他制作出腊像雷锋,希望借助阳光的照射来表现其融化的过程。由于阳光的照射未能实现预想效果,他借助了隐藏的炭火。缺乏了解和沟通,许多大众媒体对这个作品发起攻击。行为艺术层面的技术问题被政治化,这也为将来举办这类活动留下隐患。
通过影片,我们可以思考的是,对于艺术,媒体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在艺术家的个人表达面前,媒体是不是必须作为政治的代言人说话?胡杰说:“一个好的记者是需要有自己的立场的”这立场应该是一种职业道德,一种历史责任感。媒体应该怎样来记录历史、怎样来报导有争议的艺术创作?这依然需要探索。
导演阐述 . . . . . .
获得奖项 . . . . . .
比利时(根特)超语境当代艺术中心 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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