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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南国电影剧社

2005-1-13 15:08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璐诗 田申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今天,“民间影象”这个词是手执数码摄象机的青年中的流行语汇,而要考究中国的“民间影象”之始,也许我们可以回到1926年。那一年,田汉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开拍了《到民间去》 。无论是从摄制活动还是影片艺术特色来说,在当年的中国,田汉走的都是一条十分另类的道路。


  面对电影这一伟大的造梦机器,田汉曾写过一篇长文《银色的梦》,文中他引日人之言“没有比电影再便于实现空想世界”。然而赤手空球、缺少资本后盾的“南国”的电影实验之梦最终还是归于破灭。对比同期欧洲风起云涌的实验电影浪潮,我们只能说在当时的中国,在国家机器与资本壁垒之间的“民间电影之路”异常崎岖。


  电影笔记


  醒不过来,醒不过来的


  1920年代,旅美的、留法的学子回到中国,一些捣弄“长城画片”,一些创立“神州影片”,还有个“大中华百合”也是欧风美雨下浇灌成的。田汉只去过离家不远的日本,学成回来先洋洋洒洒译下了好些东瀛的剧本,还第一个译进来了莎翁两本大部头。


  当时小青年明亮的双目流露美好,写信给郭沫若,署名“易卜生在中国的苗子”。他跟青梅竹马的易淑瑜回到上海,1921年操办起《南国半月刊》,同年还跟郭沫若、成仿吾办起了“创造社”,在《创造季刊》创刊号里发表了戏剧文本《咖啡店一夜》,明明灭灭地告诉众人:我田汉心中有个乌托邦,那里喝水不用煤炉上的老茶壶。田汉的愿望很动人,以致他撞见郭沫若在后园浇水,竟气忿他“烟火气太重”;郭先生访东京,田汉相约上“银座”享咖啡,淑瑜佯装肚子疼不去才勉强没露出拮据窘况;翌日田汉又不理自己身无分文,邀客人上电影院,最后还是郭先生埋的单。


  1925年,田汉本来就阴间多云的天空遭遇雷电——妻子淑瑜病逝。苦闷至极,他受人所托写下第一部电影剧本《翠艳亲王》,片子没拍成,却让在现实里不可像狄俄尼索斯般奔放的年轻人瞥见了希望的火焰,他记起了谷崎润一郎把这种制造光影、动态的玩意称作“人类用机械造出来的梦”。第二年他就“纠结”了归国者唐槐秋等创立起“南国电影剧社”,并豪迈挥笔写下:“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魔力也最大,以其在白昼造梦也。”


  就这样,田汉成了“五四”新文艺家里第一个“触电”者。他其实是今天抓着书与笔进“星巴克”捱时光的“布尔乔亚”同好,这样的人“触电”,你能指望他正统主流?!可惜田汉上世纪20年代的电影创作资料已尽散失,只知道当时他仍爱行与世俗烟火相左之事,比如在剧社率先放映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等等。还知道,他从日本诗作启发写了剧本《到民间去》,有点居高临下,有点小资幻想。他参照了西方剧本的样式建立戏剧文本,然后用戏剧的办法对待电影——少动作,少情节,但要抒情。田汉的“新”在于绕主道而行;如果要说他是“实验”的,其实就是说他永远“在路上”;如果用“诗化”来形容田汉,那只是因为他一直不愿从“白日梦”中醒来。


  结果不到五年“南国社”就被强行解散,然后田汉发表《我们自己的批判》,既“忏悔”自己“Bourgeois(小资)模仿底生活之沉溺”,又“反省”一向以来把电影当梦来做,说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他也许是完成了从浪漫感伤时代到现实主义的蜕变,像英国文坛从18世纪直接跳到了19世纪下半叶;可有些东西是留在了血液里的。田汉1933年写的《》,写画家蘸自己胸口的血涂壁画女郎的口红,红唇就活动了起来,发出吼声,虽然吼出的是“民族反抗”,却怎看怎有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那股唯美味道。这不是“造梦”是什么?尽管再过了两年,在狱中的田汉能把一枚铜板磨成五角星;尽管又过了两年,他写成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关键词


  南国电影剧社


  1926年由田汉创办于上海。同年,借徐家汇路新少年影片公司原址开拍故事片《到民间去》,田汉自任编剧导演。1928年,剧社改组,更名为“南国社”,扩大范围,包括文学、绘画、音乐、电影、戏剧等部门。1930年因演出舞台剧《卡门》被当局查封。“南国”拍摄的《到民间去》与《短笛余音》两片因资金问题都未最终上映,田汉另为“明星”公司创作了《湖边春梦》的剧本,由卜万苍执导完成。


  田汉


  1898年出生,18岁时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他以国歌词作者的身份为人所熟知,最大的成就在戏剧方面。在电影方面,除了上世纪20年代他在“南国电影剧社”期间的活动外,30年代他还担任了《三个摩登的女性》、《母性之光》、《风云儿女》等电影的编剧,并为《青年进行曲》、《夜半歌声》等电影的主题曲写了词。


  回眸


  父亲带电影“到民间去”


  1925年,从日本归国已四年的父亲遇到了非常大的打击,这就是母亲的去世,他自费出版的《南国半月刊》也因此停刊,父亲收到母亲病重的消息赶回老家湖南长沙,此时母亲已卧床不起,母亲对我父亲讲“一定要死在父亲的身边”,不久母亲就躺在父亲的怀里去世,逝世时只有22岁,父亲和母亲两人是表兄妹感情非常好。母亲去世后,父亲在乡下待了一阵后与我的叔叔田洪一同来到上海,恰好新少年影片公司的姚肇里、唐琳想要拍摄父亲曾经发表过的《环娥琳与蔷薇》,父亲对这部作品并不很满意,于是另写了一部《翠艳亲王》,剧本写了,分镜头的本子也写了,最终还是没有能开拍。


  1926年,父亲的老乡唐槐秋从法国回来,通过欧阳予倩的介绍与父亲相识,两个人由于是同乡还是同龄很是投缘,于是想在一起搞电影。1926年底,“南国电影剧社”就正式成立,父亲任社长,唐槐秋任副社长,一大批手无分文但满怀热情的知识青年加入剧社,剧社的“开张资本”仅有两百几十块钱,别人都怀疑拍电影要买技术设备,这些钱怎么拍电影,父亲和那些年轻人不管这些,他说就要“穷干”、“苦干”,于是就摩拳擦掌准备剧本要开始拍了。


  当时想到的就是《到民间去》,这个剧本本来是神州影片公司的约稿,当故事写出来后,“神州”又怕亏本拒绝投拍,父亲是个不服输的人,于是决定“南国电影剧社”自己拍。实际上这个片子,除了基本演员是确定的,其他演员都是碰上什么人就新编进去什么情节。当时正好赶上苏联的当红作家平涅克和他的女朋友从日本到上海,父亲与他结识后就把他和女朋友也编进剧情。影片还是有一定主题的,是受俄国的一些革命的知识青年穿起农民的衣服,到农村里宣传,并且发动农民进行反沙皇政府的斗争,还受日本的诗人石川啄木的诗《到民间去》的影响。“南国电影剧社”为了拍这部电影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们当时的情况非常艰苦,弄得东西当光,房租也付不起了,最后奶奶还当掉了东西帮父亲还欠债。有的书上说《到民间去》因为资金问题最终没能完成,其实是拍完了,但是正好赶上中日战争时期,影片的底片被这部片子的日本摄影师带回日本去了,根本就找不到他,后来有电影学者到日本去找这部片子的底片也没能找到,等于就是遗失了。


  我现年78岁,回想起父亲年轻的时候那可真叫“天不怕、地不怕,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皆兄弟”,所以有一股向心力,能够团结青年;父亲在那么赤贫的时代,又是苦难出身,但是拥有一种纯粹的无私;知识面又极广,话剧、戏曲、电影、音乐都精通,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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