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CDFF2008前言
寻找独立电影在中国生存的可能性
——栗宪庭谈独立电影
问：我看了您写的第二届
栗宪庭：我目前的主要精力是在宋庄艺术园区的建设和独立电影“硬件”――资料收集、放映和开放的场地建设这两方面。我把精力放在这两方面，也不是因为当代艺术成为了主流我才转向更边缘的艺术，只是我喜欢“随遇而为”。其实，当代艺术在中国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现象，充其量只是被大众知道有这么回事而已，知道这回事，还不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被拍出很高的价钱，之后又通过中国媒体的炒作，才被大众知道的吗？更糟糕的是媒体只是制造了一个假象，这个假象是因为中国媒体离开中国当代艺术的最基本的艺术价值，把艺术家当成了财富明星去炒作之后才被制造出来的，那是一个被歪曲了的当代艺术的形象。我以为当代艺术在中国，如果真正改变了中国的审美价值系统，改变了大众审美的习惯时，它才能成为主流文化现象，实际情况是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远呢。
问：您对目前电影基金的活动满意吗？
栗宪庭：不满意也得满意，现在需要的是怎样生存下去，让它继续发展下去，逐渐找到一种操作模式。在中国，文化基金是个敏感的问题，我这个电影基金只能是一种个人的方式。有两个麻烦，一是钱的问题，要坚持下去，就要找钱，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现在只是维持。一个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去年春天的第四届中国记录片交流周，审查非常厉害，虽然我们顶着压力，但最后有个片子我们退了一步换地方放映了。
问：您去年12月举办的第二届
栗宪庭：宋庄艺术节期间我们向宋庄艺术促进会写了申请，包括向他们申请资金，但是没有结果。我知道当地政府也为难，所以还是我们自己找的钱，时间安排上也放在了宋庄艺术节之后。等于说我还是退了一步。完全不讲策略，在中国可能行不通。我很在乎理想的现实可能性，独立如果只是你在自己屋子里的独立，就离开了我做电影基金的初衷。但是策略的临界点在什么地方，常常需要具体情形具体解决，不断的在为独立立场寻找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是我的电影基金能够存在下去最重要的关键，只有生存了，你才可以谈别的。生存说到底不是钱，还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来我想找一些投资做一个影院，以个人的工作室这种角度去放映独立电影，这样的话，把公共场合的放映，在名义上变成了个人工作室的艺术探讨，效果是一样的。这是不是能避免一些麻烦，还要走着瞧。
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栗宪庭：小范围的放映，而且要长期坚持，将来要变成一个不是一年两次的活动，最好做成每个星期都有，变成一个长期的有人想看就可以去看的交流空间，这样比较好。
问：对，因为在宋庄美术馆这个公共空间，您不可能不受制约的操作独立电影的交流活动。
栗宪庭：对，我得考虑一些实际问题。
问：比如说上面领导会给您提意见的。这次活动他们有审查影片吗？
栗宪庭：反正我退了一步，艺术上内部探讨嘛。
问：我觉得您做的这件事是非常有建设性的。里面放的片子我大部分很喜欢，有的影片非常真实的记录了中国的现状。
栗宪庭：对，我这次也在影厅里看了不少片子，有几部优秀的电影，关注的问题引人思考。
问：就目前来说，您的电影基金最大的困难还是钱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栗宪庭：目前钱还不属于大问题，要具体做得稍微大一点的话就有问题了，比如坚持每年放映两次，这个钱容易找；我现在已经把我原来住的房子腾了出来做电影基金办公室和收藏馆，免费对外开放我们的收藏，以及更进一步扩展独立电影和大众之间的联系。另外比如建立网站、发行等问题，就会遇到资金和扩展渠道的问题，尤其是找到一种合法的发行渠道，现在我们正在了解相关的法律，也正和一个公司探讨合作的问题。当然，保持公益性质依然是基金会的基本立场。
问：但是现在的独立电影，它本身的合法性还没有啊？
栗宪庭：这得争取。合法性是怎么来的？是靠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恩赐的。当代艺术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就是靠大家不断努力争取来的。这涉及到对中国独立电影的界定问题，比如，独立电影的提法在美国是针对好莱坞电影厂的商业垄断角度提出来的，在中国，这个语境发生了变化，国家意识形态成为独立电影主要的文化针对点。所以，我们会强调作品自由和独立的文化立场，我们在乎导演的基本文化态度，在乎导演是不是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表达对文化、生存环境以及对人生的独特感觉，而不是制造娱乐产品，这是我们选择作品的基本标准。
问：如果真做大了，被某些部门关注了，会不会反而可能把您现有的活动空间都丧失掉？
栗宪庭：走一步算一步吧。电影在中国，有一个比当代艺术还麻烦的管理体制，主管就是国家广电总局，与文化部平级吧，这就意味着政府首先不把电影这一类的东西当作艺术，而首先把它当做意识形态宣传。但是这里面也有界限不清楚的地方，比如DVD的发行就不属于广电部门的管理范围，它是属于文化部门管的，属于音像市场嘛，它和电影的院线发行不是在同一个部门审查。
问：电影的院线发行得有审批，比如广电总局的什么批文、公映许可证之类的。DVD的发行可能相对容易一些。
栗宪庭：对，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合法争取立脚的一个渠道，或者说，DV电影的作者在艺术创作上的自由和当代艺术家是一样的了，他们的独立制作尤其是纪录片的制作，和当代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几乎是一样的。
问：我看
栗宪庭：那是朱日坤
问：朱日坤他是拿工资的吗？
栗宪庭：没有，朱日坤现在和我一样都是义工。
问：是义工？
栗宪庭：义工。我首先给自己定位是独立电影的服务人员，慢慢把自己变得有点内行，继续学习呀。
问：我觉得电影基金的整体运作全靠您一个人去拉钱，这个其实也是很困难的呀？
栗宪庭：不，朱日坤也找钱，目前钱还没有太大的困难，因为现在钱的需要量还没有那么大。目前电影基金主要在做两个工作，一是资助一些小型的纪录电影项目；二是收藏整理中国的独立电影资料，建立一个独立电影档案馆。其实我更在乎的是一个独立电影档案馆的建立，建立之后让它具有长期收藏整理中国独立电影的功能。因为这些电影大家不去收集，以后有可能会散失或者不容易集中看到。独立电影档案馆建立之后，可以对中外电影研究者和导演们开放交流或作学术研究，也会面对普通观众做些小的放映活动。慢慢的，我们的社会肯定也会不断的开放，更宽容，更多元化，但不能等到开放之后才动手搜集，那就晚了。
问：前一两年我没想过宋庄会出现像现在这样宽松的气氛。
栗宪庭：这里面也有当地各级领导在起作用。第一届独立电影论坛的时候，有两部片子比较敏感，我让领导自己去看，让他们协助我、帮我保护这些较敏感一点片子的放映工作，就像十几年前，当地书记崔大柏保护了宋庄的艺术家一样。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宋庄的艺术家集群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到今天。正是这个经验，让我今天才可能不回避和更多地方领导配合的态度，这种配合的前提，是增加对话和理解，要让领导了解前沿的艺术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文化，要给中国前沿艺术争取更宽松的环境，而不是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当然，其中不可控因素是我甚至是领导们都无法解决的，更不能根本改变大的环境。但能宽松一点是一点。
问：这个做法是理性的，我认为有的艺术家只强调对抗，不强调对话的姿态是有问题的。
栗宪庭：对当代艺术，对独立电影的不理解乃至压制，首先是体制问题，改变整个体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争取一些领导个人的理解，争取局部的宽松环境是有可能的。而且和平地不断地争取宽容的环境，对当代文化是一种建设性的努力。在当代社会，艺术家的独立立场不是靠孤芳自赏获取的，而是靠不断地与整个审美大众的对话建立的。
问：您对电影基金的未来发展乐观吗？
栗宪庭：整体上是悲观的，对前途不报多大希望，几十年我一直信守孔夫子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做事态度，尽我个人的能力，去做一些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根据吴幼明采访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