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死去》，“还不是时候”？！

　　[这个贴子最后由沙漠鱼在 2007/04/26 11:13pm 第 1 次编辑]
　　
　　
　　有时候我不得不惨笑面对这个时代一个很荒谬的事实，官方一说某本书或者某部片子犯了什么莫须有的禁忌，我马上就能通过某些手段看到。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如烟》出版以后，我略微翻了一下，觉得离我心目中的猛书还差一段距离。几天后得知它被禁了，我马上买了一本。当时看到纪录片《林昭》也是通过类似的机遇。这些书，这些影象，如果当菊不禁，有些我还真不知道。禁令大大的促进了消息和咨讯的有效传播。尤其是在现在知讯泛滥的时代，禁令无疑是一个不错的读书指南。麦克卢汉有句好玩的话，“所有的人所有的时候，几乎都完全误解彼此的意思。”对知识分子来说，没几个人不是出于社会责任感才和当菊对抗，却往往被钉上绞刑架。对当菊来说，没有人会傻到给人们开“反动”书目读，但结果就是开了！
　　知道《我虽死去》是因为这部纪录片的存在使“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是双年展停办。这将是中国电影史上又一个污点。不知道这部片子的作者胡杰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第一次接触胡杰是通过他的上一部纪录片《林昭》，我还记得当时一身冷汗看那部片子的情景。后来知道胡杰拍过很多片子了，但是一直都在圈外，甚至圈内的人也不知道有这个人。接下来我看到了胡导以前拍的《远山》，据说这部片子差点让他挨了子弹。当然，他还有很多片子，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看到，例如关于圆明园画家村的，关于被拐卖妇女的命运的。面对这样一个纪录片作者，我们没办法不肃然起敬。他在玩命，真的是在玩命，为的仅仅是为后代为未来为人类留下一份真相。
　　《我虽死去》主要说了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内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案件。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有《八九点钟的太阳》，还有凤凰电视台的《滚滚红尘》等，这些片子似乎都是从宏观方面来审视历史。对于历史，宏观的资料似乎并不是很难找，整个事件的脉络也经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整理有一个大体的轮廓，但是我们缺少的是细节。历史更过的是由细节组成的。《我虽死去》，包括胡的前一部片子正是寻找历史细节的作品。
　　文革刚刚过去，但现在文革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大街上到处是什么人民公社大食堂，一进门便看到那个文革策划人的雕像。巴金先生死的时候那么“轰动”，老人一直呼吁建设文革纪念馆，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在影片中，卞仲耘的丈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晶垚说要把妻子的血衣，照片，沾着粪便的裤子捐献给文革纪念馆。文革纪念馆在哪？当年红色高棉也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因为领导人抽风导致了全民抽风，互相残杀，失去人性，但是他们国家现在已经有了纪念馆。我不是说非要建一个文革纪念馆出来，作为一段丢人的历史，怎么能这么快就被遗忘，又怎么能不让人说？当年，诗人食指写了一首诗叫《相信未来》，毛的妻子江说，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现在，人们很少谈未来了，但是谈论往事的自由也没有了，是不是谈论往事也是否定现在，否定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其实用纪录片来关心社会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从来没间断过。作为一个懂得技术的纪录片导演，如果漠视现实和历史，那就别拍了，别在这丢人了。1933年布努艾尔拍摄了《无粮的土地》，1956年，波兰的导演鲍萨克和勃佐佐夫斯基拍摄了关于住房问题的《华沙56》，1964年匈牙利的科瓦奇拍摄了《苦难的人们》，从侧面反映社会弊端，1964年捷克的哥尔德巴克拍摄了《没有爱的孩子》……太多了，这些片子大都遭到了当菊的限制，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了它存在的价值。有的人见我说这些又要说我说政治了，这哪里是政治？这都是社会现实。有的人说我不关心政治，看起来清高的要命，其实骨子里不就是不关心社会疾苦吗？说什么不关心政治，谁他妈关心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幸运的看到近年由于技术的普及出现的大量纪录片，虽然这些片子技术上有的不是很成熟，设备也很寒碜，但是起码为这个时代的人立了传。从早期反映艺术家苦闷与理想的《流浪北京》，到后来的直面社会问题的《好死不如赖活着》，《铁路沿线》，说城市边缘人的《北京弹匠》，《群众演员》，说现代人生存状态的《老头》，《姐妹》，《男人》，甚至还有气势宏大的《铁西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事实。但是，另一个比较让人失望的事实是，这些片子大多数都是通过地下传播，大众很难看到，而能看到这些片子的人似乎都是知讯比较充沛的人。纪录片在大众视野中还是一个盲点。没办法不是盲点，追根到底又他妈是体制的原因。片中有位当事人不接受胡杰的拍摄，她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什么时候才是时候？！
　　我质问的不是那位当事人，你应该知道我质问的是谁！
　　2007.4.26于株洲